１濟南“五三”慘案(已釋出)
２“一二八”期間日軍在上海的暴行(已釋出)
３撫順平頂山大慘案(已釋出)
４下五家子慘案(已釋出)
５土龍山慘案(已釋出)
６血淚斑斑的“集團部落”(已釋出)
7.大連“抗日放火團”慘案(已釋出)
8安東教育界大慘案(已釋出)
南京大屠殺（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争期間 ，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學術界認為開始于12月5日 ）淪陷後，在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奸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條約和人類基本道德準則，是日軍在侵華戰争期間無數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殺期間，《紐約時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大量的揭露。
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其中，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經調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15萬餘人，總計死亡人數達30多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特大慘案。
淞滬會戰失利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展開對中國全面大規模侵略。同年8月13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軍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展開淞滬會戰。戰役初期，日軍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軍進行戰役側翼機動，11月5日在杭州灣的全公亭、金山衛間登陸，中國軍隊陷入嚴峻形勢，戰局急轉直下。
1937年11月8日蔣中正下令全線撤退，四天後上海失守，淞滬會戰結束。上海被日本占領後，日軍趁勢分三路急向南京進犯。中國方面就此開始準備在上海以西僅300餘公裡的首都南京的保衛作戰，由于下達撤退指令過于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随着日軍轟炸機的大範圍轟炸，撤退演變為大潰敗，使北路日軍主力一路順利到達南京。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處于日軍的直接威脅之下。由于從上海的撤退組織的極其混亂，中國軍隊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組織起有效抵抗。
南京保衛戰
中國統帥部此時深感事态嚴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開會讨論南京防禦的問題。會議上多數将領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而南京在軍事上無法防禦，建議僅僅作象征性的抵抗，隻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國家首都、孫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國際觀瞻和掩護部隊後撤等理由，主張固守南京。蔣介石期望保衛首都的作戰對納粹德國的外交調停有利，并且以為能夠等到蘇聯的軍事介入采納了唐生智的建議，決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個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階級上将）為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負責南京保衛戰。副司令長則為羅卓英及劉興。
根據堅守南京的決策，中國統帥部在12月初日軍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調集了約13個師又15個團共10萬餘人（一說約15萬人）的部隊保衛南京。這些部隊中有很多機關剛剛經曆了在上海的苦戰和之後的大潰退，人員嚴重缺編且士氣相當低落，而新補充的數萬士兵大多沒有完成訓練。唐生智多次公開表示誓與南京城共存亡，對蔣介石則承諾沒有指令決不撤退。為了防止部隊私自過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戰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隊把控制的船隻交給司令部，又将下關至浦口的兩艘渡輪撤往武漢，還指令第36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挹江門，這一“破釜沉舟”的指令給後來的悲劇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937年11月20日，中國國民黨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離了南京。在6月有101.5萬城鄉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據估計還有46.8萬至56.8萬人，這還不包括軍人和從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難民。 22日，本着人道主義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僑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設立一個給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區。29日，南京市市長宣布承認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并為安全區提供糧食、資金和警察。唐生智還承諾将部隊撤出安全區。1937年12月5日，國際委員會收到日本政府模棱兩可的回複，随即開始了安全區的工作。
1937年12月1日，日軍攻占江陰要塞，同日，日軍下達進攻南京的作戰指令，南京保衛戰開始。
1937年12月2日，江陰防線失守中國海軍主力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在中日江陰海戰中被全數擊沉，作為南京國民政府唯一一道拱衛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1937年12月10日日軍發起總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達突圍、撤退指令，中國軍隊的抵抗就此瓦解。
南京保衛戰示意圖
日軍進攻南京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進而迫使中國國民黨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軍在淞滬戰場苦戰三個月，受到了慘重的損失，日本決策層在是否直接進攻南京的問題上産生了分歧。因為顧慮蘇聯在北方的軍事威脅，日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等人主張“不擴大”戰事。是以，11月7日東京将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臨時編組為華中方面軍的時候，将方面軍的作戰區域限制在蘇州、嘉興一線（即“制令線”）以東。而日軍戰地指揮官卻強烈要求進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軍無視參謀本部的指令，決定趁中國軍隊潰退“獨斷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擊”；22日，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動參謀本部放棄“不擴大”方針，稱“為了使事變迅速解決，乘現在敵人的劣勢，必須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軍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全面越過“制令線”，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兩側開始向常州、湖州進攻。鑒于前線進展迅速的既成事實，24日東京大學營廢除了“制令線”，并在12月1日下達了攻占南京的正式指令。
進攻南京的作戰開始後不久，瘋狂前進的作戰部隊就把辎重部隊抛在身後，由于日軍原本沒有深入内陸作戰的後勤準備，部隊立即面臨着糧食供給中斷的嚴重問題，日本軍司令部于是下達了實際是要部隊搶劫的“就地征收”指令。日軍在搶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婦女的暴行，為了掩蓋自己搶劫和強奸的罪惡，日軍除了殺死受害人，經常放火燒毀整個村莊。
南京淪陷
1937年12月8日，日軍全面占領了南京外圍一線防禦陣地，開始向外廓陣地進攻。11日晚，蔣介石通過顧祝同電告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繼撤退，圖整理而期反攻”。12日，日軍第6師團一部突入中華門但未能深入，其餘城垣陣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負責防守中華門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擅自帶部分部隊向下關逃跑，雖被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阻傳回，但已經造成城内混亂。下午，唐生智倉促召集師以上将領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師掩護司令部和直屬部隊從下關渡江以外，其他部隊都要從正面突圍，但唐生智擔心屬于中央軍嫡系在突圍中損失太大，又口頭指令第87師、第88師、第74軍和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這個前後沖突的指令使中國軍隊的撤退更加混亂。會議結束後，隻有屬于粵系的第66軍和第83軍在軍長葉肇和鄧龍光帶領下向正面突圍，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成功突破日軍包圍，第159師代師長羅策群戰死。其他部隊長官大多數沒有向下完整地傳達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隊前往江邊乘事先控制的船隻逃離。這些部隊聽說長官退往下關，以為江邊已經做好了撤退準備，于是放棄陣地湧向下關一帶。負責封鎖挹江門的第36師沒有接到允許部隊撤退的指令，和從城内退往下關的部隊發生沖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與司令部成員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輪從下關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後第74軍一部約5000人以及第36師也從煤炭港乘船過江，第88師一部和第156師在下關乘自己控制的木船過江。逃到下關的中國守軍已經失去建制，成為混亂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紮筏過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趕到的日軍射殺在江中。大部分未能過江或者突圍的中國士兵流散在南京街頭，不少人放棄武器，換上便裝躲入南京安全區。13日晨，日軍攻入南京城，開始了長達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殺。
大規模集體屠殺
進城兵力約50000人，執行軍紀維持的憲兵卻僅有17人的日軍除了個别地或小規模地對南京居民随時随地任意殺戮之外，還對中國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裝的軍警人員進行若幹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大規模屠殺方法有機槍射殺、集體活埋等，手段極其殘忍。
12月15日（日軍占領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國軍警人員3000餘人被集體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密集掃射，多人當場遇難。負傷未死者亦與死者屍體同樣遭受焚化。12月15日夜，押往魚雷營的中國平民及已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9000餘人被日軍屠殺。又在寶塔橋一帶屠殺3萬餘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槍殺200人。
12月16日（日軍占領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區内的華僑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國男女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集體押往中山碼頭，雙手反綁，排列成行。日軍用機槍射殺後，棄屍于長江以毀屍滅迹。5000多人中僅白增榮、梁廷芳二人于中彈負傷後泅至對岸，得免于死。日軍在四條巷屠殺400餘人，在陰陽營屠殺100多人。
12月17日（日軍占領第5天）：中國平民3000餘人被日軍押至煤炭港下遊江邊集體射殺。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難的400餘中國難民被集體射殺。
12月18日（日軍占領的第6天）夜，下關草鞋峽。日軍将從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國難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數已被餓死或打死，全部用鉛絲捆紮，驅集到下關草鞋峽，用機槍密集掃射，并對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掙紮者以亂刀砍戮。事後将所有屍骸澆以煤油焚化，以毀屍滅迹。此次屠殺僅有伍長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難民區内日軍射殺4000餘人。
殺人競賽
南京大屠殺“百人斬”鐵證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每日新聞》）報道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占領南京時，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這些暴行都一直在報紙上圖文并茂連載，被稱為“皇軍的英雄”。日本投降後，這兩個戰犯終以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中人員“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的罪名在南京執行槍決。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日軍侵占南京期間強奸了成千上萬的婦女，他們不分晝夜并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有些婦女被日軍強奸了好幾次，往往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估計當時發生的強暴案可能超過20000宗。文化掠奪
中華民族在經曆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查，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勞工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搶劫縱火
搶劫和縱火造成嚴重财産損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報告稱：“南京31%的建築被燒毀；店鋪被毀比例更高；日軍損毀及搶劫造成高達1億法币的直接損失；南京周邊公路沿線的農村地區被洗劫幾盡，并陷入缺少種子、牲畜、勞力和工具的困境中，播種的糧食作物僅為平常年份的10%。
對于日軍在全城縱火造成的嚴重後果，據國際委員會委員斯邁思所作調查統計：全市房屋，有24%毀于縱火焚燒；城外有62%的房屋被燒毀，通濟門外被燒房屋高達78%；在江甯、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半縣）四個半縣中，共有30.08萬間房屋被毀，占這些地區房屋總數的40%，其中多數是被燒毀的。
1946年2月，南京調查敵人罪行委員會共獲得500餘份資料，其内容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奸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等及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罪行總數達295882種。
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從1946年6月起 ，至9月底全部完成，計有确實人證案件2784件，根據調查結果制成被害人傷亡統計表、侵華日軍罪行各類統計表、可出庭作證被害人住址姓名表，撰寫了南京大屠殺慘案述要，分别供遠東法庭和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作為審訊日本戰犯之證據。從調查罪行種類來看，其中槍殺1159件，用刺刀刺殺667件，集體屠殺315件，拉夫285件，燒殺136件，打死69件，先刑後殺33件，先奸後殺19件，炸死19件，強奸16件等。從受害者性别來看， 男性死傷及生死不明者計2292件，女性死傷及生死不明者計478件，性别不明者計14件。在個案調查方面，該委員會提供了較為典型的10名受害者的案例，除莊少德案同南京大屠殺沒有關聯外，其他9人如柏鴻恩、李秀英、殷有餘等均為大屠殺受害者。
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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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方面軍
司令官：陸軍大将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軍
司令官：陸軍中将朝香宮鸠彥王
第3師團先遣隊
連隊長：陸軍大佐鷹森孝
第9師團
師團長：陸軍中将 吉住良輔
第16師團
師團長：陸軍中将中島今朝吾
山田支隊（第13師團的一部分）
歩兵第103旅團長：陸軍少将山田栴二
第10軍 -
司令官：陸軍中将柳川平助
第6師團
師團長：陸軍中将谷壽夫
第18師團
師團長：陸軍中将牛島貞雄
第114師團
師團長：陸軍中将 末松茂治
國崎支隊（第5師團歩兵第9旅團）
支隊長：陸軍少将 國崎登
其中這個第6師團曾在1928年5月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濟南“五三慘案”。
1938年3月，漢口的美國刊物提到：“到目前為止，南京的日軍至少殺害了8萬中國人。” 1938年4月魏特琳的記錄為：南京的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從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區掩埋1793具屍體，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屍體，約2.5%是平民。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在向日本駐美使館發出訓令時，轉引英國記者田伯烈的電訊稿 。“30萬”首次出現在曆史文獻中。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認定：“被占領後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城裡發生了将近 2萬起強奸案。”“在日軍占領後的最初六個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人以上。”
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總數共30餘萬人。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認定：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為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屍體經慈善機構掩埋有15萬餘具。根據該判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不低于34萬。
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報》第二版，标題是《南京大屠殺案首期調查工作結束慘死同胞約三十萬》，調查委員會并分函各社團擴大宣傳，再鼓勵人民趕快舉發。
據統計，國際紅十字會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屍體總計43121具，南京紅十字會收埋22371具，慈善機構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機構同善堂共埋屍7000餘具，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南京回教公會掩埋隊”名義掩埋回族屍體400餘具。僅此5個慈善團體收埋屍體就達18.5萬餘具 。
據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戰犯谷壽夫判決書》，谷壽夫案共記錄集體屠殺28案，零散屠殺858案，無辜軍民被日軍殘殺有案可查者達886起。其中，僅發生在中華門區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殺案的43%。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決書也提及屠殺遇害者有30餘萬人：被俘軍民遭集體殺戮及毀屍滅迹者達19萬人以上，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15萬人以上。
《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程瑞芳日記、貝德士聲明書、《日軍侵占南京目睹記》
《東史郎日記》、《高島市良日記》、《小原孝太郎日記》、會攻南京的日侵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等、《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著作《中國之旅》
193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寫了《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痛斥日軍制造了“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報道了日軍“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野田毅 兩名軍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帶進行殺人比賽的消息。
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記者蒂·德丁發自南京的首篇報道《屠戮意味着占領南京-俘虜全部被殺》，指責日軍“大規模的搶劫，對婦女施暴，殺戮平民，把中國老百姓從家中趕出來，大批處死戰俘與強迫征集壯丁，把南京變成恐怖城市。”公開揭露了日軍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報紙報導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大屠殺中說：“城内無辜居民的屍體鋪滿了街道。靠江邊的城門口，屍體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車和載重汽車來來往往在屍體上面走過”。
1938年1月至5月間，《新華日報》刊發了十多篇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其中3月9日的報道以“日寇在南京獸行”為題，系統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殺、燒、淫、掠的野蠻行徑。
1943年10月1日出版芙蓉《畫刊周報》記載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
日軍在安全區将青壯年當“殘敗兵”強行拉出
南京的美國民間人士與其他西方國家人士在報告、制止日軍暴行，救助中國群眾的過程中，即時做了大量記錄，并收集一些中國人士的目擊證言，結集為《南京安全區檔案》，1939年由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編譯出版。該書收錄69個檔案，其中包括安全區委員會與日本使領館人員、僞南京自治委員會等交涉的信件文書；安全區委員會請求美、德、英外交官協助對日交涉的報告；安全區委員會管理的難民所狀況備忘錄；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發生在安全區和附近地區的444個日軍暴行案例。
.世界紅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
資料來源：《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報告書》；
世界紅字會八卦洲分會收屍1559具。會長劉藍田、責任副會長趙靜仁等向中華總會呈報的信函：“沿洲江岸，被敵艦機槍射死者一百八十四名，沿江兩岸浮屍一千二百十八具，在江中打撈者一百五十七具，分别掩埋” 。
資料來源：《世界紅字會八卦洲分會緻中華總會函》，1945年12月20日，檔案号二五七/368，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南京市崇善堂收屍112266具。崇善堂戰後呈送給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統計表：“自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4月上旬，共于城區收埋屍體7548具；自4月7日起，開始轉往鄉區工作，至5月1日，共收埋屍體104718具。總計收埋屍體112266具。”
資料來源：《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隊工作一覽表》，檔案号五九三/37，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屍22691具。資料來源是該會1938年7月14日的工作報告：“本分會掩埋隊自二十六年（指1937年）十二月間起，即在下關沿江及和平門外附近一帶，從事掩埋工作。綜計在此六閱月内，共掩埋軍民屍體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一具（經逐日相加核實，應為22691具）。 ”
資料來源：《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關于難民救濟工作概況》，1938年7月14日，檔案号1002/2/1024，南京市檔案館藏。
南京同善堂收埋軍民屍體7000餘具。資料來源是同善堂掩埋組組長劉德才在審判戰犯谷壽夫的軍事法庭上出庭作證的證言。《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關于同善堂掩埋屍體的調查筆錄》，1947年1月25日，檔案号五九三/870，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南京代葬局收屍1萬餘具。掩埋隊隊長夏元芝1946年10月的證詞：“迨首都淪陷後，本市軍民為敵軍殘殺者為數甚衆，因之屍體遍地，傷心慘目。被告焉憂之，遂即派員率領代葬局全體掩埋伕役，終日收埋被慘殺之軍民屍體約萬餘具。 ”
資料來源：《僞衛生局職員夏元芝辯護狀》，1946年10月7日，檔案号1027/1/825，南京市檔案館藏.
順安善堂收屍約1500具。資料來源是該堂的調查登記表：“迨至南京事變後，對于掩埋沿江野岸遺屍露骨，人工費用，約去陸佰元。”按當時計件工資計算，收1具屍體付給0.4元，600元應收埋1500具屍體。
資料來源：《順安善堂關于掩埋屍骨等項事務調查表》，1940年12月17日，檔案号1002/2/1027，南京市檔案館藏。
明德慈善堂收屍700餘具。堂主陳家偉于1940年12月26日寫給僞南京市長的信件：“事變後，家偉由難民區回堂……一面雇用十餘人，掩埋屍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餘具。”
資料來源：《明德慈善堂關于掩埋屍體的報表》，1940年12月26日，檔案号1002/2/1027，南京市檔案館藏。
城西市民掩埋隊共埋屍28730具。盛世征、昌開運于1946年1月9日呈文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信件：“民等被拉扛擄物，心驚膽跳，可憐死者抛屍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收屍掩埋。每具屍體以法币四角，共費法币一萬餘元，此系安慰死者瞭（聊）表衷心。”
資料來源：《市民盛世征等緻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呈文》，1946年1月9日，檔案号1024/1/35126，
城南市民掩埋隊共埋屍7000餘具。市民芮芳緣、張鴻儒、楊廣才等的叙述：“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中島部隊入城後，民等由沙洲圩避難回歸，眼見沿途屍橫遍野，慘不忍睹，......經四十餘日積極工作，計掩埋難民屍體約五千餘具，又在兵工廠内宿舍二樓、三樓上經掩埋國軍兵士屍體約二千餘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廟等處，現有骨堆可證。”
資料來源：《市民芮芳緣等結文》，1945年12月8日，檔案号1024/1/35126，南京市檔案館藏。
.回民掩埋隊共埋屍400餘具。阿訇沈錫恩的回憶錄：“我們一直工作了三個多月，天天都有人來找我們去收屍，少時一天二三具，多時七八具，一般都是四五具，有時照應不過來，就分成兩個組。最初是埋一具登記一次，以後無法再逐個登記，收埋的總數不下四百具，而且都是雞鵝巷清真寺周圍被殺的回族人。”
資料來源：《沈錫恩證言》，“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等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頁。
.市民胡春庭聯合難民收埋了300餘具同胞的屍體。他在一份結文中寫道：“于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親見日本軍人将我國軍人及難民等約三百餘名，集合在南通路之北麥地内，用機槍射殺，無一生還，将死屍抛棄麥地内。餘聯合有力難民，就地屈（掘）土埋葬。後有日本人挑土填墊海運（軍）碼頭，緻将所埋屍骨痕迹毀滅無餘。”
資料來源：《胡春庭結文》，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等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頁。
市民群體自行收埋的屍體4.2萬餘具。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馬吉牧師在一封信函中說：“還有一些屍體是由親友自行掩埋。例如城門以外約1英裡處，我們教會公墓的守墓人告訴我，在城外被殺平民，是由當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
資料來源：《馬吉緻麥金函》，1938年4月2日，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1頁。
汪僞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資料來源是日本南京特務機關調制的掩埋隊工作統計表 ：“在1938年中，經由僞南京市衛生機構，共掩埋男屍8966具、女屍146具、孩屍205具、屍骨24具，合計9341具。綜計僞政權埋屍一項，計有各區收屍4500餘具，僞南京市政公署督辦高冠吾主持收埋屍骨3000餘具，僞南京市衛生機構掩埋隊收屍9341具，合計16800餘具。”
美國時代周刊統計日軍抛屍入江和焚屍1萬餘具。
以上資料相加結果是303269人。
這還隻是白紙黑字記載保留到今天的鐵證中的一部分而已，大量日本焚燒抛屍、萬人坑掩埋毀滅證據、經過戰亂和日軍銷毀的有文字記載的證據、民間自行掩埋或根本就無人掩埋的屍體數目并未統計在内.
朝香宮鸠彥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殺真正的罪魁禍首。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宮兄弟三人就成為裕仁組織的好戰小集團的骨幹分子。長兄東久迩宮常駐倫敦，二兄北白川與朝香宮常駐巴黎，定期向裕仁報告英、法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反應。後朝香宮與北白川駕車時發生車禍，北白川當場撞死，朝香宮一條腿粉碎性骨折。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兵變，因朝香宮籲請天皇裕仁赦免政變軍官，被裕仁認為危急時刻态度不當，将他從皇室成員名單中剔除，好戰的朝香宮從此失寵。
1937年12月1日，日軍開始進攻南京。此時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結核病發作，卧床而不能主持軍務。次日，日本大學營任命朝香宮以陸軍中将銜接替松井職務。5日，朝香宮抵達南京前線司令部，立即聽取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等人的戰況報告，尤其聽中島今朝吾談到中國軍隊經過最初接觸談判後沒有投降意願時，責令部下盡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淪陷前，朝香宮即發出一連串由他本人親自蓋章簽署的指令，上面均标有“機密·閱後銷毀”字樣，但指令的内容卻簡單而明了：“殺掉全部俘虜！”由于有朝香宮十分明确的指令，日軍在南京大開殺戒。
中島今朝吾所部在烏龍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虜中國士兵14777名，全部被慘無人道地“處理”，這個數字是日本記者的統計，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57400餘人，這個數字除了教導總隊等戰俘18000餘人，還包括了從南京城裡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萬餘人。随後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個師團也開始在各地屠殺。朝香宮又委任中島為南京市區警備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殺。
1946年2月，中國國防部戰犯審判軍事法庭(南京軍事法庭)根據證據，判定被屠殺人數為30萬人，故此對直接當事人谷壽夫等四人判處死刑。1948年，遠東軍事法庭以當時能夠确認的證據判定被屠殺人數不少于20萬，其中裁定：“日方占領南京市的兩三天裡，至少導緻12000名中國非武裝青少年死亡”、“在實施占領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邊遭到殺害的老百姓和俘虜總人數，據認為在20萬人以上”。因而不僅判處松井死刑，時任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也被認定承擔責任而被判處死刑。
日本著名學者藤原彰、小野賢二等經過研究認定被屠殺人數為15萬至20萬，南京大屠殺在朝香宮的指令下，自1937年12月集體屠殺一直延續到1938年2月的小股屠殺，時間長達三個月！據中國南京軍事法庭調查表明：共有19萬人死于日軍28宗集體屠殺，15萬人死于858小股和零星屠殺！這曆史上最殘忍的血腥屠殺，完全出于朝香宮的一道指令，他是南京大屠殺真正的元兇和首犯。而且，後來的檔案證明，朝香宮不僅下令屠殺戰俘，“有444宗謀殺、集體屠殺、強奸、縱火和搶劫案被證明與朝香宮有關。
事實證明，裕仁對南京大屠殺是不反對的，相反，還對日軍中參與屠殺的進階将領予以嘉勉
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國内右翼和一些官方人士掀起一股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和篡改日本侵華罪行的逆流。2007年12月8日，日本《産經新聞》頭版頭條文章居然胡說《大屠殺是蔣介石的虛構》。國際上對南京大屠殺慘情一直不斷補充證據，追查責任。但卻往往忽略了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成員發動二戰的罪責，特别是發動侵華戰争和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中國對于南京大屠殺從來沒有停止過史料的搜集，200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28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2007年12月又出版29至55卷近3千萬字的史料。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侵華戰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為其開脫時所說的那樣是“被動”，他是日本三軍的最高統帥。在整個戰争期間，他出席所有重要的軍事會議，釋出一系列指令，這已被無數鐵一般的史料所證明。他于1937年8月15日，親自在皇宮召見松井石根，任命他為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進南京時，“裕仁在皇宮裡建立了他的帝國最高指揮部來監視所有重要戰場。這個指揮部，政治家們，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 [56] 為了更加緊控制軍隊的動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宮接替松井為上海派遣軍司令。裕仁對南京大屠殺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駐德國代表賀陽宮邦憲通路南京，歸來向裕仁報告南京慘狀，裕仁無動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宮崇仁親自向他報告南京日軍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幹預和制止。
1938年2月12日，朝香宮回國複命，裕仁就在皇宮接見并對他的屠城“戰績”大加贊賞，特賜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紋徽的銀質花瓶一對，以示褒獎且因“戰績”恢複朝香宮的皇室身份。他的軍銜也因屠殺“有功”而被晉升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聞聽朝香宮率軍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學營參謀總長、也是他叔父的閑院宮親王談到，對朝香宮在南京的行動異常滿意。閑院宮據此向朝香宮發出賀電：“戰績卓著，史無前例”。此後，朝香宮與裕仁的關系更加密切，經常會晤，也一同打高爾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時接見了南京屠城的兩個元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對他們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贈一對皇家菊花紋徽銀瓶以示褒獎。
日本投降後，為逃避審判，裕仁首先将原來委以重要軍職的皇室成員調離軍職，并與麥克阿瑟會晤後，最終獲得美國政府“不得審判天皇及皇室成員”的承諾。南京大屠殺的首犯朝香宮最終得以逃脫極刑，逍遙法外，終日以高爾夫球自娛，以94歲高齡于1981年4月12日死去。
背後推手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随之而來的是30萬中國同胞慘遭殺害的災難，武藤章是制造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之一。關東軍侵略東北期間，為了達到分裂中國并侵占綏遠的目的，策劃了德王成立僞“蒙軍政府”事件，但因中國軍隊傅作義部發動綏遠抗戰，德王失敗。武藤章參與了綏遠事件的全部過程，并出面善後，指揮德王後撤以儲存實力。1937年，武藤章調任關東軍參謀部第三課課長，負責制定作戰計劃、建立兵站、組織兵員等。
武藤章是“擴大派”主要成員，堅決主張立即擴大侵華戰争，不僅向華北，同時向青島和上海出兵。最後，武藤章等人的意見占了上風，日本的侵略戰火很快在中國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擴大侵華戰争計劃，得到參謀本部的賞識，破例讓其赴皇宮晉谒天皇。
武藤章不僅提出擴大侵華戰争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成為擴大侵華戰争的先鋒。“八·一三”事變後日軍進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并未達到速戰速決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灣登陸的建議。他的建議得到采納後，日軍攻占上海的計劃得逞。因獻策有功，他被任命為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就任新職後，又提出立即進攻南京的建議。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學營采納了他的建議後下達進攻南京的指令。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在整理檔案時發現：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國民政府即公開進行了強烈譴責，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間分别派人赴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及日本東京，全方位開展了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行動。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員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是二次大戰中絕無僅有的在敵國首都宣傳的範例。
國際宣傳處派遣到上海等地的秘密從業人員 ，在1938年年初，“轉輾覓得”了日軍自行拍攝的記錄其南京大屠殺等暴行的照片多套，送往武漢總部。
1938年3月，秘密組織、派遣四位國際友人赴日本東京等地，用各種宣傳形式，向在東京的各國有關人士與日本有關人士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相。按照國際宣傳處的策劃與安排，三名日籍基督徒分别攜帶由英、美等外籍僑民與記者所撰寫的關于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新聞報道、文章、信件、日記等材料，以及多套日軍自行拍攝的記錄其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照片；莫瑞爾·萊斯特小姐則攜帶從美國傳教士費奇那兒借得的、由馬吉牧師秘密拍攝的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電影紀錄片《南京暴行紀實》的一套拷貝。國際友人從上海出發，到日本東京後，分别在各國駐日使領館人員與外國記者中，在日本的一些政黨、社團、工商、宗教等各界人士中，散發上述的日、英文字宣傳品與照片，放映上述的記錄電影，并進行口頭宣講。根據戰後日本一家半官方的電視台的搜尋，當時曾經看過由馬吉拍攝的電影紀錄片的日本人隻有七個人。不久，莫瑞爾·萊斯特被勸告立即停止放映這部紀錄片。
國際宣傳處将這些日軍官兵自拍的恐怖殺人的多幅照片，作為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鐵證，翻拍傳播，與文字記錄互相印證，刊載到于1938年7月出版的田伯烈英文著作《戰争意味什麼：日軍在華暴行》的中譯本《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
1938年6月中旬，國際宣傳處的翻譯工作完成，中文譯本定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國際宣傳處特地邀請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為中譯本作序。為了向全世界有效地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殺暴行，“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組織著名的專家徐淑希先後編寫出三本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的英文論著：《日本人的戰争行為》、《日本人戰争行為要論》與《南京安全區檔案》。
1938年7月，中國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編輯出版的《日寇暴行實錄》畫冊，就有多張由日軍自拍的照片，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罪證公布。
下節：豐灤密“無人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