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济南“五三”惨案(已发布)
２“一二八”期间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已发布)
３抚顺平顶山大惨案(已发布)
４下五家子惨案(已发布)
５土龙山惨案(已发布)
６血泪斑斑的“集团部落”(已发布)
7.大连“抗日放火团”惨案(已发布)
8安东教育界大惨案(已发布)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 ）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淞沪会战失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对中国全面大规模侵略。同年8月13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严峻形势，战局急转直下。
1937年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四天后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使北路日军主力一路顺利到达南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
南京保卫战
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纳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 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937年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
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主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全数击沉，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发起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日军进攻南京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南京沦陷
1937年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
大规模集体屠杀
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12月15日夜，押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铁证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文化掠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抢劫纵火
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称：“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毁比例更高；日军损毁及抢劫造成高达1亿法币的直接损失；南京周边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被洗劫几尽，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
对于日军在全城纵火造成的严重后果，据国际委员会委员斯迈思所作调查统计：全市房屋，有24%毁于纵火焚烧；城外有62%的房屋被烧毁，通济门外被烧房屋高达78%；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半县）四个半县中，共有30.08万间房屋被毁，占这些地区房屋总数的40%，其中多数是被烧毁的。
1946年2月，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共获得500余份资料，其内容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从1946年6月起 ，至9月底全部完成，计有确实人证案件2784件，根据调查结果制成被害人伤亡统计表、侵华日军罪行各类统计表、可出庭作证被害人住址姓名表，撰写了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分别供远东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作为审讯日本战犯之证据。从调查罪行种类来看，其中枪杀1159件，用刺刀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拉夫285件，烧杀136件，打死69件，先刑后杀33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强奸16件等。从受害者性别来看， 男性死伤及生死不明者计2292件，女性死伤及生死不明者计478件，性别不明者计14件。在个案调查方面，该委员会提供了较为典型的10名受害者的案例，除庄少德案同南京大屠杀没有关联外，其他9人如柏鸿恩、李秀英、殷有余等均为大屠杀受害者。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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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方面军
司令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司令官：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先遣队
连队长：陆军大佐鹰森孝
第9师团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16师团
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栴二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柳川平助
第6师团
师团长：陆军中将谷寿夫
第18师团
师团长：陆军中将牛岛贞雄
第114师团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其中这个第6师团曾在1928年5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五三惨案”。
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 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为：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在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 。“30万”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 2万起强奸案。”“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
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贝德士声明书、《日军侵占南京目睹记》
《东史郎日记》、《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毅 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
1938年1月至5月间，《新华日报》刊发了十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中3月9日的报道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
1943年10月1日出版芙蓉《画刊周报》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日军在安全区将青壮年当“残败兵”强行拉出
南京的美国民间人士与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记录，并收集一些中国人士的目击证言，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文书；安全区委员会请求美、德、英外交官协助对日交涉的报告；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
.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
数据来源：《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报告书》；
世界红字会八卦洲分会收尸1559具。会长刘蓝田、责任副会长赵静仁等向中华总会呈报的信函：“沿洲江岸，被敌舰机枪射死者一百八十四名，沿江两岸浮尸一千二百十八具，在江中打捞者一百五十七具，分别掩埋” 。
数据来源：《世界红字会八卦洲分会致中华总会函》，1945年12月20日，档案号二五七/36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南京市崇善堂收尸112266具。崇善堂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4月上旬，共于城区收埋尸体7548具；自4月7日起，开始转往乡区工作，至5月1日，共收埋尸体104718具。总计收埋尸体112266具。”
数据来源：《南京市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档案号五九三/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22691具。数据来源是该会1938年7月14日的工作报告：“本分会掩埋队自二十六年（指1937年）十二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综计在此六阅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具（经逐日相加核实，应为22691具）。 ”
数据来源：《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1938年7月14日，档案号1002/2/1024，南京市档案馆藏。
南京同善堂收埋军民尸体7000余具。数据来源是同善堂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在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证言。《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同善堂掩埋尸体的调查笔录》，1947年1月25日，档案号五九三/87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南京代葬局收尸1万余具。掩埋队队长夏元芝1946年10月的证词：“迨首都沦陷后，本市军民为敌军残杀者为数甚众，因之尸体遍地，伤心惨目。被告焉忧之，遂即派员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之军民尸体约万余具。 ”
数据来源：《伪卫生局职员夏元芝辩护状》，1946年10月7日，档案号1027/1/825，南京市档案馆藏.
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数据来源是该堂的调查登记表：“迨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佰元。”按当时计件工资计算，收1具尸体付给0.4元，600元应收埋1500具尸体。
数据来源：《顺安善堂关于掩埋尸骨等项事务调查表》，1940年12月17日，档案号1002/2/1027，南京市档案馆藏。
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堂主陈家伟于1940年12月26日写给伪南京市长的信件：“事变后，家伟由难民区回堂……一面雇用十余人，掩埋尸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
数据来源：《明德慈善堂关于掩埋尸体的报表》，1940年12月26日，档案号1002/2/1027，南京市档案馆藏。
城西市民掩埋队共埋尸28730具。盛世征、昌开运于1946年1月9日呈文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信件：“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收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瞭（聊）表衷心。”
数据来源：《市民盛世征等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呈文》，1946年1月9日，档案号1024/1/35126，
城南市民掩埋队共埋尸7000余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的叙述：“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中岛部队入城后，民等由沙洲圩避难回归，眼见沿途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经四十余日积极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约五千余具，又在兵工厂内宿舍二楼、三楼上经掩埋国军兵士尸体约二千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现有骨堆可证。”
数据来源：《市民芮芳缘等结文》，1945年12月8日，档案号1024/1/35126，南京市档案馆藏。
.回民掩埋队共埋尸400余具。阿訇沈锡恩的回忆录：“我们一直工作了三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我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二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都是四五具，有时照应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再逐个登记，收埋的总数不下四百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的回族人。”
数据来源：《沈锡恩证言》，“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市民胡春庭联合难民收埋了300余具同胞的尸体。他在一份结文中写道：“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亲见日本军人将我国军人及难民等约三百余名，集合在南通路之北麦地内，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死尸抛弃麦地内。余联合有力难民，就地屈（掘）土埋葬。后有日本人挑土填垫海运（军）码头，致将所埋尸骨痕迹毁灭无余。”
数据来源：《胡春庭结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市民群体自行收埋的尸体4.2万余具。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一封信函中说：“还有一些尸体是由亲友自行掩埋。例如城门以外约1英里处，我们教会公墓的守墓人告诉我，在城外被杀平民，是由当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
数据来源：《马吉致麦金函》，1938年4月2日，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1页。
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数据来源是日本南京特务机关调制的掩埋队工作统计表 ：“在1938年中，经由伪南京市卫生机构，共掩埋男尸8966具、女尸146具、孩尸205具、尸骨24具，合计9341具。综计伪政权埋尸一项，计有各区收尸4500余具，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主持收埋尸骨3000余具，伪南京市卫生机构掩埋队收尸9341具，合计16800余具。”
美国时代周刊统计日军抛尸入江和焚尸1万余具。
以上数据相加结果是303269人。
这还只是白纸黑字记载保留到今天的铁证中的一部分而已，大量日本焚烧抛尸、万人坑掩埋毁灭证据、经过战乱和日军销毁的有文字记载的证据、民间自行掩埋或根本就无人掩埋的尸体数目并未统计在内.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好战的朝香宫从此失宠。
1937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中岛今朝吾所部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中国士兵14777名，全部被惨无人道地“处理”，这个数字是日本记者的统计，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57400余人，这个数字除了教导总队等战俘18000余人，还包括了从南京城里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万余人。随后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个师团也开始在各地屠杀。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区警备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杀。
1946年2月，中国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为30万人，故此对直接当事人谷寿夫等四人判处死刑。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以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不少于20万，其中裁定：“日方占领南京市的两三天里，至少导致12000名中国非武装青少年死亡”、“在实施占领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遭到杀害的老百姓和俘虏总人数，据认为在20万人以上”。因而不仅判处松井死刑，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被认定承担责任而被判处死刑。
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小野贤二等经过研究认定被屠杀人数为15万至20万，南京大屠杀在朝香宫的命令下，自1937年12月集体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的小股屠杀，时间长达三个月！据中国南京军事法庭调查表明：共有19万人死于日军28宗集体屠杀，15万人死于858小股和零星屠杀！这历史上最残忍的血腥屠杀，完全出于朝香宫的一道命令，他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元凶和首犯。而且，后来的档案证实，朝香宫不仅下令屠杀战俘，“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中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右翼和一些官方人士掀起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和篡改日本侵华罪行的逆流。2007年1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文章居然胡说《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惨情一直不断补充证据，追查责任。但却往往忽略了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成员发动二战的罪责，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停止过史料的搜集，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007年12月又出版29至55卷近3千万字的史料。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为其开脱时所说的那样是“被动”，他是日本三军的最高统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出席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发布一系列命令，这已被无数铁一般的史料所证明。他于1937年8月15日，亲自在皇宫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进南京时，“裕仁在皇宫里建立了他的帝国最高指挥部来监视所有重要战场。这个指挥部，政治家们，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 [56] 为了更加紧控制军队的动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宫接替松井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裕仁对南京大屠杀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驻德国代表贺阳宫邦宪访问南京，归来向裕仁报告南京惨状，裕仁无动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自向他报告南京日军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干预和制止。
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闻听朝香宫率军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是他叔父的闲院宫亲王谈到，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满意。闲院宫据此向朝香宫发出贺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此后，朝香宫与裕仁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会晤，也一同打高尔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的两个元凶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赠一对皇家菊花纹徽银瓶以示褒奖。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裕仁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以94岁高龄于1981年4月12日死去。
背后推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
国际宣传处派遣到上海等地的秘密工作人员 ，在1938年年初，“转辗觅得”了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其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照片多套，送往武汉总部。
1938年3月，秘密组织、派遣四位国际友人赴日本东京等地，用各种宣传形式，向在东京的各国有关人士与日本有关人士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按照国际宣传处的策划与安排，三名日籍基督徒分别携带由英、美等外籍侨民与记者所撰写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文章、信件、日记等材料，以及多套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其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莫瑞尔·莱斯特小姐则携带从美国传教士费奇那儿借得的、由马吉牧师秘密拍摄的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电影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的一套拷贝。国际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东京后，分别在各国驻日使领馆人员与外国记者中，在日本的一些政党、社团、工商、宗教等各界人士中，散发上述的日、英文字宣传品与照片，放映上述的记录电影，并进行口头宣讲。根据战后日本一家半官方的电视台的搜寻，当时曾经看过由马吉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的日本人只有七个人。不久，莫瑞尔·莱斯特被劝告立即停止放映这部纪录片。
国际宣传处将这些日军官兵自拍的恐怖杀人的多幅照片，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翻拍传播，与文字记录相互印证，刊载到于1938年7月出版的田伯烈英文著作《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的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
1938年6月中旬，国际宣传处的翻译工作完成，中文译本定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际宣传处特地邀请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为中译本作序。为了向全世界有效地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暴行，“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组织著名的专家徐淑希先后编写出三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英文论著：《日本人的战争行为》、《日本人战争行为要论》与《南京安全区档案》。
1938年7月，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就有多张由日军自拍的照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公布。
下节：丰滦密“无人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