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康熙，一直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早在鳌拜專政時期，清朝就與盤踞在台灣的鄭氏集團進行和談，但是鄭氏集團的首領鄭經一直堅持不剃發、不登岸的原則，使得和談無功而返。與此同時，清朝在此前與台灣的三次大規模海戰中，又皆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将台灣問題暫時擱淺。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開始真正掌握大權，同時也将解決台灣問題，收複台灣擺上了議事日程。
一直以來，康熙皇帝都是堅持通過和談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為此，康熙皇帝也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允許“允許鄭氏封藩，世守台灣”，保留其延平王的爵位，同時派遣同樣主張與台灣鄭氏集團的進行和談的上書房大臣明珠前去進行談判。
鄭經在康熙皇帝做出了讓步，進而又“得寸進尺”的提出了新的條件：
“苟能照北韓事例，不削發，稱臣納貢，尊事大之意，則可矣”
鄭經主張按照北韓之例解決台灣問題，以造成台灣事實上的“獨立”局面，而這也遭到了康熙皇帝的極力反對。
“若鄭經留戀台灣，不思抛棄，亦可任從其便。至于比北韓不剃發，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北韓系從未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
而這也使得康熙“和平統一”的計劃再次泡湯。
在這之後，便發生了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而鄭經由機派軍與在福建起兵的靖南王耿精忠彙合，開始襲擾東南沿海地區，耿精忠失敗投降後，鄭氏集團再度退守台灣。
在這之後，康熙皇帝再次派遣明珠與鄭經進行談判，鄭經依舊堅持之前仿照北韓之例的主張，使得和談再一次破裂。
在這之後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也就是康熙皇帝徹底平定“三藩之亂”的同一年，鄭經去世，由其子鄭克塽接位，而此時的康熙以及大清王朝也終于騰出手來可以說專心解決台灣問題了。
此時的姚啟聖堅決主張用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也是基于當時情況而向康熙提出的合理建議。
康熙十七年（1678年），姚啟聖被康熙升任為福建總督，全權負責平台事宜，在期間，姚啟聖一方面進行軍需籌措，為武力平台做着準備，另一方面在抵禦鄭氏集團襲擾的同時，也在對台灣統治集團内部進行這瓦解。而在此之前，姚啟聖長期任職于福建，可以說對于台海局勢和鄭氏集團非常的熟悉，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情況，姚啟聖才會向康熙上疏建議武力平台。
首先，台灣鄭氏集團的實力已經是江河日下，大不如前。
鄭成功去世後，鄭經為了争奪統治權進行了一次内部的火并；而在鄭經去世後，鄭氏集團内部再一次發生了武裝沖突。經過這兩次内鬥，鄭氏集團的實力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削弱，并且其内部已經是離心離德，文臣武将叛逃清朝的事情不斷發生，在姚啟聖看來其已經無法應對大清王朝的攻勢。
其次，大清王朝的水師力量已經今非昔比，實力上已經超過了鄭氏集團。
先前，由于水師裝備與戰鬥經驗上欠缺，使得在于鄭氏集團的海戰中，是勝少敗多，但是經過數年的發展，新型戰船的引進以及在施琅的訓練下，大清水師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台灣水師，進而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
再次，就是康熙之前數次的和談，均已失敗告終。
而這也說明，台灣的鄭氏集團一直妄圖困守孤島以謀求自立，在這樣的情況，不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是無法收複台灣的。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姚啟聖才更加認為，武力平台才是當時情況下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式。
盡管對于康熙平台，姚啟聖是勞苦功高，但是姚啟聖最終的結局卻非常的凄涼。
姚啟聖之是以有這樣的結局，還是因為他所力保舉薦的平台主将施琅的“恩将仇報”。
起初，朝中對于施琅率兵平台有着強烈的反對聲音，而正是姚啟聖以全部身家性命作為擔保，才讓康熙皇帝最終決定由施琅帶兵平台。
但是施琅并沒有感激姚啟聖，相反，卻在擔心姚啟聖與自己争奪平台功勞，進而上疏給康熙皇帝，要求将“二人協同平台”，改為由他自己的“一人獨斷”，獨自率領軍隊收複台灣，康熙皇帝為了平台大局，予以了同意。
不僅如此，就在施琅率部攻克澎湖，迫使鄭氏集團投降後，施琅便又向康熙皇帝上疏彈劾姚啟聖支援不利，有礙平台，于此同時，朝中又有不少官員随聲附和，也紛紛上疏彈劾姚啟聖。
就這樣，收複台灣的全部功勞都落在了施琅身上，施琅也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重賞。而舉薦施琅，并且為大軍平台積極排程支援的姚啟聖，卻沒有得到太多的封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姚啟聖在困苦與疾病中去世，終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