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并非一成不變的，人性始終是在變化的。
當戊戌六君子的慷慨赴死的精神讓人們明白了什麼是烈士之後，清朝土崩瓦解後，随之而來的抗日戰争，就讓人們更加明白了烈士的反義詞——漢奸，是如何展現人性的懦弱和醜陋的。
作為大漢奸頭子的汪精衛就是死得太晚，如果他早點死，說不定還是個“烈士”。
很多人不知道，汪精衛曾寫過這樣的詩詞——“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是汪精衛被捕時候的作品，當時他差點成了烈士，因為革命黨人的事件，他不知道受到什麼的鼓舞，一言不合就去刺殺清末攝政王載沣，如果他死了，反倒成全了其美名。
誰知道絕處逢生，汪精衛有了第二次生命，重生後的汪精衛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大漢奸，而且跟老蔣成為一對冤家，當然這是後話。
汪精衛從小父母雙亡，由嚴厲的兄長帶大，性格優柔寡斷，他一直是大家眼裡的乖寶寶，實際上性格自卑而扭曲。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老大學來是汪精衛，誰知道老蔣二話不說架空了他，而汪精衛心裡不服，一直想奪回權力，弄垮蔣介石，加上性格優柔寡斷，又投機，是以很快就成為“親日派”的一員。
不得不說，所有的政治家都是投機的，當時列強對中國都虎視眈眈，應該不僅僅是汪精衛賣國，所有的列強都不是好東西，都是禍害中國的，由此可推，當時所有的政治家也都是賣國賊，差別在于誰更倒黴，抱錯了大腿，而汪精衛就是比較倒黴的一個，因為後期人們仇日的情緒是最深的。
一九三七年，汪精衛在南京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奠定了他“大漢奸”的地位，不可撼動——他提出了“抗戰必然亡國”的口号。
其實當時這個想法的是政界很多人的共識，包括孔祥熙、何應欽等，連陳寅恪和胡适也這麼認為，胡适曾是堅定的“主和論者”。
而汪精衛本性的懦弱和貪生怕死，讓他屢次發出“抗戰必敗”這樣的言論，給日本人鑽了空子。日本人誘騙他說，日本隻是想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會對中國用兵，反而會在經濟上提攜中國，而且會撤軍，汪精衛當然相信，因為他隻能選擇相信。
當時有人認為，他跟老蔣在唱雙簧，一個站日本，一個站美國，最終無論誰赢，中國都不至于失敗，中國文化也會得以延續，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政治投機行為，他們也最終會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汪精衛說：“如果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的國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讨論基礎——”這種态度為人所不齒，是典型的漢奸态度。
沒人想做漢奸，汪精衛更加不想，他試圖采取一個中立的辦法洗刷“漢奸”的罪名——在“未被日軍占領的領土内”建立新政權，他最終選擇了去南京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汪僞政權”，并非“曲線救國”，而是“曲線救己”，他想洗刷自己的罪名，讓自己不再是一個賣國賊，而是救國救民的抗日英雄，這才是他真實的嘴臉。
汪精衛臨終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為什麼要玷污自己的名聲？讓自己40多年獻身國事的光榮業績毀于一旦？因為國家處于危難之際……隻要靠機智才能保全它……”無恥的嘴臉躍然紙上，讓人對人性的惡歎為觀止。
造成汪精投敵叛國主要内因是他懦弱自私的性格，“恐日病”讓他最終選擇投降，他叛變後，日本的承諾并沒兌現，反而變本加厲禍害中國，為中國百姓帶去了很漫長的痛苦和财産的巨大損失。
是以汪精衛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他一生都忙着賣國，沒時間救國，所謂“曲線救國”是他自我洗白的一種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