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紐約時報》報道，當地時間23日，美國著名作家、小說家、編劇記者瓊·狄迪恩（Joan Didion）因帕金森并發症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87歲。瓊·狄迪恩的代表作包括《向伯利恒跋涉》《白色相冊》《薩爾瓦多》以及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悼亡寫作《藍夜》和《奇想之年》，她與已故丈夫John Gregory Dunne聯合創作了《一個明星的誕生》（1976）和《打不開的鎖》《因為你愛過我》《毒海鴛鴦》等多部影片劇本。
進入中文世界的瓊·狄迪恩有兩個形象，一個是滿頭銀發，戴着大墨鏡為Celine代言的“酷奶奶”，一個是在《奇想之年》與《藍夜》裡悼念丈夫和女兒的未亡人。她在年老時經曆喪恸，脆弱敏感，又堅韌銳利。在許多人眼中，晚年的悲恸恰恰證明了女作家年輕時在家庭上的豐收美滿，幸福與不幸合而一體，缺憾之中更有可供咀嚼的完滿。
而在此之前，狄迪恩早已成名。沒有時尚、年齡與痛失至親的加持，狄迪恩憑借非虛構寫作成為美國文壇之星，其光芒閃耀了半個世紀，持續至今。她抛開傳統的新聞報道法則，以私人化的視角記錄社會政治事件。1967年，狄迪恩在《星期六晚郵報》發表了關于嬉皮士的報道——《向伯利恒跋涉》。次年，同名文集出版，收錄了狄迪恩的二十一篇文章，絕大部分内容與60年代的加州有關。盡管狄迪恩筆耕不辍、著作等身，這本書依舊是她最出名的文章合集。
瓊·狄迪恩，美國作家與文化偶像，1934年生于加州薩克拉門托，其著作《向伯利恒跋涉》《奇想之年》《藍夜》已被翻譯為中文出版 來源：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
今年《向伯利恒跋涉》中文版問世時，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撰文《向瓊·狄迪恩跋涉》，試圖近距離審視狄迪恩的“新新聞主義”以及她觀察和描繪這個世界的方式如何影響了今天的我們。為表紀念，特此重刊。
《向瓊·狄迪恩跋涉：這位女性作家如何面對一個正在解體的世界？》
撰文 | 趙蘊娴
編輯 | 黃月
“萬物解體，中心無法維系”，“太陽般空洞無情的一個凝視”，“是什麼樣的猛獸，終于等到成熟時機，跋涉向伯利恒，重獲新生”……自1966年起，葉芝《第二次降臨》裡的詩句長久地攫住了狄迪恩，《向伯利恒跋涉》就是最直接的回響。前往舊金山的海特-阿什伯裡區（下文稱嬉皮區）前，她已經有幾個月無法寫作，因為感到自己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不複存在”，無從提筆，如果要恢複工作，就必須妥協于眼前的無序。
《向伯利恒跋涉》中的狄迪恩不是酷奶奶，也不是未亡人，她像是自己時代的幽靈，冷冷地注視一切，偶爾發出譏笑，流露憤怒與恐懼。萬物消散是狄迪恩書寫的主題，她卻一次次從其正面溜開，在四周排布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與畫面。作家想要表達的不易捕捉，閱讀60年代的狄迪恩，本身就是一場跋涉。
《向伯利恒跋涉》
[美] 瓊·狄迪恩 著 何雨珈 譯
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21-6
《向伯利恒跋涉》中文版日前出版。在半個世紀後重讀這本書，我們或許很難從中獲得答案，比如關于嬉皮士的答案，關于加州的答案，關于越戰的答案，關于珍珠港的答案。狄迪恩在序言中坦露，盡管當時的她足夠直接坦率，但還是沒能寫出預想中“更宏大”的東西。我們能夠學習的，正是狄迪恩在面對自我與外界時的直接坦率，以及在失語時重新開口說話的勇氣。
如何回憶嗑藥的小孩？一個記者的同理心與疏離感
自瓊·狄迪恩的個人紀錄片《中心難再維系》上映後，幾乎所有有關她的評論文章都會提及片中的一段對話，以此來凸顯她作為觀察者的疏離、書寫者的冷酷。當導演問她，1967年在舊金山嬉皮區看到5歲兒童吸毒有何感想時，狄迪恩沉默了片刻，開口說道：“千載難逢（It was gold）。”
那個塗着白色唇膏，坐在地闆上吃迷幻藥的孩子被狄迪恩寫進了《向伯利恒跋涉》的末尾。顯然，在以蒙太奇式的手法呈現嬉皮區混亂放縱而空洞的日常後，沒有什麼場景比這一幕更能抓住事情的本質，讓讀者因自愧而匆匆逃去。《紐約客》作者蕾貝卡·米德（Rebecca Mead）曾試想過，如果目睹孩子吸毒的是自己，如果那一刻過去幾十年之後被問的是自己，她大概會表示自己想要叫救護車、叫警察，向地上的孩子伸出援手，為眼前荒誕的悲劇哭泣，這一切隻能用“震驚”二字來形容。但狄迪恩沒有，她很清楚自己的責任——“如果你是來做一篇報道，那麼你就是為這樣的時刻而存在。無論好壞。”
沉思中的狄迪恩 來源：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
或許在那沉默的幾秒内，狄迪恩壓抑了評價與抒情的沖動。即使離開現場50年，她依舊準确地找到了自己曾經所站的位置。面對苦楚和悲劇，要泛起恻隐之心、拯救之心很容易，真正困難的，是看似違背常情的另一種道德，即身為作家的道德，作為見證者而非救贖者的道德。米德認為，記者總要在同理心和疏離感之間保持平衡——沒有同理心，他無法接近邊緣人群；缺乏疏離感，則不可能冷靜地做報道，完成職業使命。這裡不妨繼續讨論一下疏離的問題。如果覺得狄迪恩的“千載難逢”缺乏人情味，那麼當一個記者回首往昔，用何種語言評述過去，才算對有過交集的書寫對象負責，對自己的文字負責？震驚、悲傷、不知所措，這些回答除了證明“我是個好人”外一無所用，幾乎就是狄迪恩筆下嬉皮少年的陳詞濫調；如果立即行動的念頭長久地蓋過了寫作的熱情，或許應該改行做個社會活動家；如果報道裡滿是自己的悲天憫人，更無濟于事。
狄迪恩的冷眼旁觀捕捉了現實的另一面。叛逆者們奉瓊·貝茲為聖母瑪利亞時，她戳破了貝茲身上迷人傷痛與清新的淺薄和虛假；約翰·韋恩所代表的好萊塢西部男子氣概已為末日黃花，遭人嘲笑，她無所顧忌地回想韋恩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的棉白楊般的幻夢；加州，黃金之國，有享用不盡的财富和陽光，這位加州之女卻洞穿了聖塔安娜風吹拂下沒有昨夜也沒有明天的堕落；在嬉皮士要麼被奉為反戰鬥士，要麼被視作德行敗壞者時，狄迪恩隻在海特-阿什伯裡街頭看見了一群因秩序崩塌而“對社會一無所知”的孩子。
描寫與抽象：如何講述正在解體的世界？
《向伯利恒跋涉》讓狄迪恩聲名大噪，同行贊譽她，讀者追捧她，但作者本人并不滿意。在同名文集的序言中，狄迪恩沮喪地表示，這是最讓她有寫作急迫感的文章，也是唯一一篇發表後令她“陷入消沉絕望”的文章：
“那是我第一次記直接而坦率地去接觸和描述萬物在消散的依據、一切在解體的證明……發表之後我發現，不管想象中自己描述得多麼直接和坦率，我還是沒能讓很多讀過甚至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弄清我的意思，沒能表明我要描述的是更宏觀的東西，并不僅僅是幾個在額頭上佩戴曼陀羅花的孩子。”
狄迪恩想說的是什麼？佩戴曼陀羅花的孩子折射或者說象征了什麼更宏大的東西？如果萬物于彼時開始消散解體，那在此之前是否有一個穩定、和諧的中心？那個中心誕生自何時？秩序如何？
69年代洛杉矶的嬉皮區 來源：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
半個世紀後重讀《向伯利恒跋涉》，我們可能比當年的讀者更容易感到困惑。首先，如果抱着了解嬉皮士來龍去脈的興趣一頭紮入文本，會發現，除了開頭對整個國家崩壞的速寫和中間極少的議論之外，讀者很難觸摸到清晰的脈絡，身邊漂浮着狄迪恩剪裁過的嬉皮士碎片，意義難于打撈（或許這也部分歸因與網際網路時代的讀者習慣了接受直截了當的答案）。但對當年的新聞業界和大衆來說，狄迪恩深入嬉皮區的一手觀察填補了以往報道的不足，揭示了嬉皮生活的真實狀态——詞彙貧乏、沒有方向、通過毒品倒賣來實作的互助精神、外界未曾察覺的運動領袖，還有評論者認為，狄迪恩以場景的拼貼代替叙述線索的手法，使文章從形式上呼應了其主題——中心的消散。但當嬉皮士成為曆史後，這樣的拼貼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佩戴曼陀羅花的孩子與世界失序的關系？
于是，狄迪恩的不滿不僅隻是作家對自己的高要求，它變得可以了解。《向伯利恒跋涉》描述了孩子們在嬉皮區的混亂生活，卻沒能講述他們從哪裡來、怎麼來。狄迪恩反複強調，沒有人給孩子們講清楚社會遊戲的規則，但這些“規則”具體是什麼，狄迪恩也未能總結說明。
對于那個時期的狄迪恩，似乎一涉及抽象問題，她的詞句就悄悄溜走了。在報道美國共産黨黨員M. I. 拉斯基的文章中，她形容眼前人因“非常尖銳的恐懼而投身于未必成功的事業”，并聲稱自己也經曆過“真正的恐懼”，但恐懼的含義付之阙如。1976年，狄迪恩在《我為什麼寫作》（Why I Write）一文中表示，自己對抽象思考有些力不從心，在伯克利讀書時，她曾經嘗試哲學的思辨與理論的學習，但注意力最終都不可避免地回到“具體的、有形的、被普遍認為是邊緣的”事物上。
畫面占據了狄迪恩早年寫作的中心，描寫是她最常采用的手法。在寫于1978年的文章《講故事》（Telling Stories）中，狄迪恩清楚地說出了自己對場景的野心：“我想要的不是一個通向世界的視窗。我想要畫面裡的一切。”對畫面的敏感也展現在她作為記者的工作方法。狄迪恩多次承認，自己不擅長采訪，“問不出什麼問題”，也不太信任受訪者說的話。她的優勢在于瘦小低調，當一切就在眼前發生時，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到角落裡的作家和她斷層掃描式的目光。
嬉皮區街頭的兒童 來源：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
《向伯利恒跋涉》發表幾年後，狄迪恩在接受廣播電台KPFR采訪時說道：“通常寫一篇報道時，在某一天你會知道，自己不需要再做采訪了，你可以回家了，已經得到了它。但在那篇（有關嬉皮士的）報道中，這一天一直沒有到來。”假設狄迪恩采訪技巧更高明沒有意義，因為文章的面貌并不由幾項技術來調控，不是說把這個參數調低一點，那個調高一些，就能得到更完美的作品，首先是為什麼寫作，其次才是用什麼技巧。狄迪恩對自己的不滿，其實是所有創作者或遲或早終将面臨的困境：當事實改變，舊的認知與講述方法失效後，人應該及時地留下隻言片語，即使那聲音是破碎的，還是暫且于無法把握的現實前保持沉默？
90年代，狄迪恩逐漸放棄了以往的寫法。她向《巴黎評論》透露，無論是小說還是非虛構寫作，她都對“冗長的描寫”、“用來代替思考的描寫”失去了興趣，她開始轉向公共性、觀點性更強的政治寫作。在找到新的聲音前，有一場漫長而不知盡頭的跋涉。
向伯利恒跋涉：閱讀狄迪恩教給我們什麼？
20世紀60年代新新聞主義興起以前，主流報道推崇客觀性，要求寫作者隐去行迹，但不論是有關叙事的研究，還是已有“客觀”報道中存在的偏見以及現實偏差，都宣告了傳統做法的破産。在其非虛構新聞作品中，狄迪恩總是不憚于坦露有關自己的細節——她是獨自坐在車上看見了窗外的一切，還是在雜亂的房間裡看幾個嬉皮士嗑藥，官僚做派的警方如何拒絕了她，在名流出入的酒會上她處于邊緣還是社交達人，在那個“千載難逢”的時刻，想問是否還有小孩嗑藥的卻最終沒能說出口。對狄迪恩來說，顯明自己在文章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惟其如此，讀者才知道是何種視線看到了文中所寫的一切，又是何種聲音在說話。2011年，她在一次采訪中說道：“在我開始做報道的年代，人們不覺得作家把自己放在前端和中心是一件好事，但我有種強烈的感覺，我必須把自己放在那裡，讓讀者看到聲音的另一端是誰。”
正在讀書的狄迪恩 來源：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
狄迪恩像一把通向其非虛構新聞作品的鑰匙。這就是為什麼把單篇《向伯利恒跋涉》放到整本文集中來看，可以消除上文提到的一些困惑。例如，《黃金夢中人》裡的露西爾·米勒殺夫案具象化了《向伯利恒跋涉》開篇所講的随意殺人、家園廢棄、父母孩子銷聲匿迹；嬉皮士醉生夢死，宣稱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有兩百億美元可以揮霍，米勒的情夫在兇案發生後冷酷地撇清所有關系，走進玫瑰花裝飾的新婚，兩者都是黃金國度“每天經曆一次”的新生。翻開《洛杉矶筆記》，讀者可以察覺狄迪恩所說的恐懼不僅來自于文明，還植根于這片土地的野蠻和狂暴。狄迪恩在《再見了一切》中向紐約和自己的青春韶華告别，她說自己曾多麼年輕，而在某一刻，“金色的韻律戛然而止”——這是多麼普遍而隐秘的恐懼。
《洛杉矶筆記》由幾個不相關的片段組成，狄迪恩從不同的文章中将它們剪裁出來，又拼貼到一起，這也是整本文集的編輯思路。至少在這本書裡，狄迪恩極少提綱挈領地指出問題所在，她隻是描述，不斷地描述那些隐隐與社會、政治、人生等宏大主題有所關聯的細枝末節。萬物解體，世間無序，某種啟示的光尚未降臨，停在原地也不是辦法，唯有跋涉，唯有在沙漠的塵土中邁步向前。閱讀狄迪恩是一場行進于文本間的跋涉，我們依舊恐慌于作家當年的恐慌。不需要向狄迪恩尋求答案，而是需要質問自己，我們是否有志與力，投身于“未必成功的事業”，跋涉向伯利恒，重獲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