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僞蒙古軍政府成立，因内蒙古地區脫離南京政府與日本進行西進的意圖不謀而合，日本關東軍給予僞蒙古軍政府以支援。關東軍希望借此以内蒙古地區切斷中國與外蒙的接觸，得以保障僞滿的安全。
受日本政策的影響，僞滿洲國于5月20日制定《指導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針》。在該方針中，僞滿洲國表示：“對于國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導，唯有依存日本，與滿洲國保持親善關系。支援現蒙古軍政府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獨立自治運動，使其成為國外蒙古民族的經略基石，逐漸向新疆方面擴大。但不允許國内蒙古民族的離滿解體運動。”
從此方針中“支援以蒙古軍政府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獨立自治運動”的表述可以看出，僞滿洲國對待蒙古民族的分裂行為是支援的，但需建立在親日親滿态度的前提下，這完全是遵從于日本以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殖民系統的意願。
一、在僞滿與蒙古僞政權之間的“外交”往來中，最為突出的是德王三次訪滿
1、德王第一次“訪滿”
在僞蒙古軍政府成立後，德王聽從日本建議計劃與僞滿締結協定，德王第一次“訪滿”活動就此開始。
德王等人分乘兩架飛機到達新京，先後通路闆垣征四郎、張景惠、張燕卿等人，互相間進行來往與宴會。随後就僞滿與僞蒙之間締結協定事項進行會議商讨，過程中僞滿與僞蒙雙方僅就“軍事問題”産生争議，争議的核心是僞滿支援僞蒙後何時撤軍問題。
其實，關于何時撤軍這個問題，決定權最終在于關東軍而非僞蒙與僞滿雙方。最終雙方“締結了以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為内容的‘滿蒙協定’。”
“滿蒙協定”的簽訂表明僞滿與僞蒙确立“外交”關系，此後雙方開始進行更為密切的“外交”往來。
“滿蒙協定”簽訂後，德王又會見了溥儀。德王是一個封建思想濃厚的蒙古貴族，傳統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他本人在自述中曾談及：“我年輕時期，因受封建社會遺毒很深，忠君思想至為濃厚。但我承襲蘇尼特右旗紮薩克親王之後，已入民國時代，無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儀的身上。”
此前在天津德王曾拜訪過溥儀，此次訪滿締結協定本來是在雙方平等基礎上進行的，但由于德王的“忠君情節”，見到溥儀時仍行跪拜禮。德王回憶這次會見時說：“但念過去的關系，對溥儀個人仍願以君上事之，以臣屬之禮相見。是以，當我單獨見到溥儀時，還是行了叩拜禮。”
而後兩人進行長時間的會談。在此次“訪滿”之行的最後，德王還參觀了兵工廠并到大連參觀通路。德王的“忠君情節”被日本人得知，日本希望借此拉攏德王，以便于日本更好地控制僞蒙，于是便有了德王第二次通路僞滿。
2、德王第二次“訪滿”
德王被告知溥儀将封其為親王，最終定為“武德親王”。僞蒙漢奸金永昌表示：“封為武德親王最适宜，因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聖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結合起來，是表示德王繼承成吉思汗偉業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胃。”
日本也同意這一建議，于是就有了德王在自傳中所言：“溥儀又召見我，親自授與武德親王《欽任狀》，我即拜領接受，表示謝恩。”
而此《欽任狀》也有明顯的日本操縱印記，德王在描述這個欽任狀時表示：“我返寓後，仔細看看這個《欽任狀》，上面還有溥儀的署名，我很奇怪，怎麼皇帝封号還自己署名呢？認為不合前清封王隻蓋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慣例，足見這個不倫不類的《欽任狀》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儀近臣的主意。”
日本此做法的目的一是拉攏德王，二是密切僞滿與僞蒙的關系，顯然加強雙方的聯系能夠輔助日本建立其所希望的殖民體系，也有助于在表面上形成雙方“獨立國家”間的“外交”假象。
3、德王第三次“訪滿”
德王第三次“訪滿”正值僞滿建國10周年之際。德王此次“訪滿”的目的一是參加僞滿建國10周年活動，二是對僞滿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
德王等人于1942年4月21日到達新京，稍事休息後會見記者，并發表有關于此次訪滿的聲明。第二天，溥儀正式接待德王，德王也在此次與溥儀的會見過程中表達了代表僞蒙疆政權統治下的群眾對僞滿洲國給予“支援”的感謝之情。
下午，德王拜訪關東軍司令官梅津，表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建立以來對關東軍難以計數的支援的深深感謝。”
接下來，德王又拜訪僞滿總理大臣張景惠，此次“訪滿”于24日結束，随即傳回張家口。而僞滿方面為答謝德王的來訪，于1942年6月派遣于琛澂等11人進行為期三天的“訪蒙”活動。
代表團于6月9日到達張家口，第二天受到德王的接見，李守信與大橋忠一均出席，當晚德王宴請僞滿代表團一行人，于琛澂等人于11日通路興亞院駐“蒙疆”聯絡部後傳回新京。
德王的三次“訪滿”每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卻均是在日本授意下進行的，所謂的僞滿與僞蒙之間的“外交”活動不過是遵從日本的意願，兩傀儡政權相配合出演的一場鬧劇而已。
二、僞滿給予僞蒙巨大的“支援”
1942年秋天，僞蒙還派遣了五十餘人的大型代表團前往新京通路。代表團“以‘興蒙委員會’委員長松津旺楚克為團長、‘綏西保商督辦’蔣輝若（上将）為副團長”。
僞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被日本視為第二個僞滿洲國，是以，在僞蒙“建設”、“發展”過程中，在日本授意下，僞滿給予了巨大的“支援”。
僞滿洲國就僞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獲得援助這一事實曾吹噓道：“該政府建立以來始終受到滿洲國的仗義援助，并且對于關東軍的深厚友誼支援，蒙疆全體官民呈現出深深的感謝之情。”
除在物質方面的供給，僞滿派遣大量人員到僞蒙擔任政府中重要職位。
在扶植僞蒙政權方面，早在僞蒙疆聯合委員會成立時，就與關東軍有一份交換公文，其中第二條規定：“本委員會最高顧問、參議、顧問及委員會職員中主要者，請由貴軍司令官推薦日滿兩國人充當。三政權内日滿系顧問亦參照上述内容。”
這份秘密檔案無疑是将人員任命的權力完全交給關東軍，即把實際權力轉讓，其規定和《溥儀緻本莊書》全無異樣，均是直接交出核心權力。可見，日本在建立各個僞政權的方式上所采取的政策大抵一緻，是以，這些僞政權之間的聯系被日本控制也就順理成章了。而略有不同的是，由“日滿兩國”人員擔任僞蒙疆聯合委員會重要官員，僞滿在僞蒙政權運作過程中受日本安排擔任重要角色。
在日本掌握人員任命權力後，将僞滿人員派至僞蒙政權中進行統治：“就最高顧問而言：首任金井章次原為僞濱江省次長；第二任大橋忠一原為僞滿參議、僞外交部次長，第三任神吉正一原為僞滿間島省省長。”
除最高顧問外，曾在僞滿任職的人員在僞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擔任着其他重要職位。例如，兩任總務部長：“關口保原為僞滿首都警察副總監；沼田不二男原為僞滿交通部第一司長。”以及僞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下屬僞機構人員：“僞晉北政府最高顧問前島升原為僞滿參事官，僞察南政府最高顧問竹内元平原為僞滿熱河省專賣署副署長”等。
這些人員有着豐富的統治僞滿的經驗，他們的到來，便于将僞滿制度套用于僞蒙疆政權，進而維護侵略者的統治。
僞滿與僞蒙之間的“外交”往來，雖涉及雙方共同簽訂的協定與條約，但縱觀兩僞政權“外交”往來活動，不難看到雙方的基本目标一緻，即服從日本對于傀儡政權的控制；雙方對于彼此地位的設定一緻，即同一宗主國控制下的“盟友”，對于彼此要互相“扶持”及“提攜”。僞蒙政權的元首德王三次通路僞滿，足以看出僞蒙對于同僞滿“外交”關系的重視程度。雙方的“外交”往來頻繁程度與涉及的内容，比僞滿同僞冀東政權、僞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等更為廣泛。
參考文獻：
盧明輝著：《蒙古“自治運動”始末》
費正、李作民、張家骥著：《抗戰時期的僞政權》
王文鋒：《僞滿洲國對外關系研究》
吳曉亮：《評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僞滿洲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