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賢》說到：“尚賢者，政之本也”。唐太宗也曾感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是社會進步的生産力，也是維護社會良好運作的必要條件。為此，隋唐時期創造性的發明了科舉制度，為後世的選人用人提供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方案，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和研究價值。但在科舉制誕生之前，中國還有一種選人制度，那便是察舉制。
為了穩固政權，劉邦于公元前196年下诏，要求各郡國舉薦賢才，世稱“求賢诏”，開察舉制先河，此後惠帝執政、呂後臨朝期間，都有類似舉措，漢文帝繼位後，兩次下诏，“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者”。武帝建元六年，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要求各郡國歲舉孝廉，把選人用人制度化，察舉制度至此正式确立。
漢代察舉制度主要分為兩類：特舉特科和歲舉特科，前者沒有固定時間，主要考察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明經、明法四類，後者時間固定，主要考察孝廉和茂才。
（1）孝廉
漢代以孝治國，察舉制把對孝的考察放在第一位，取“孝順親長、廉能正直”之意，孝廉的對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在任的官員，一類是普通百姓，兩者不分彼此，隻要符合考核标準，就可以被舉薦為孝廉。明清時期的舉人也被稱為孝廉，孝素來為儒家所提倡，“廉”則包含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等多種方式。漢武帝十分推崇“孝廉”，要求郡國“歲舉孝廉二人”，東漢以後改為根據郡國人口多少來确定比例，對少數民族雜居的邊郡地區，另定政策。據後世估計，兩漢共舉孝廉74000人，影響極大。
（2）茂才
茂才與秀才同意，東漢時期為了避諱劉秀名字，改為茂才，主要針對有特殊才能的人，《後漢書·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茂才來源較為複雜，可以是官員，也可以是百姓，西漢時期以官吏和孝廉為主，一般而言，茂才的綜合素質要求高于孝廉，舉薦人數也少于孝廉，而一旦被舉薦為茂才，其官職任用也要高于孝廉。西漢時期，孝廉多被委任為郎官，而茂才多擔任縣令級别的官員。
（3）賢良
賢良與茂才類似，着重考察才學，一般稱賢良方正，或賢良文學。文帝時期，納谏百家，廣開言路，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選人用人範圍，賢良被委以匡補時政的作用，大名鼎鼎的晁錯就是文帝一朝選用的賢良，而董仲舒則是武帝選用的賢良。東漢時期，自然災害頻發，也曾征召賢良，入議朝政得失。賢良等級較高，必須由公卿諸侯王、郡守推薦方能入選，皇帝親自過問後才能授予官職，西漢的皇帝對賢良十分重視，比如董仲舒，獻上“天人三策”後就被委任為江都相。
（4）其他科目
包含“明經”“明法”“兵法”“道術”等等，專業性較強，可以看做是人才選拔機制的一種補充，其中“明經”始于秦朝，主要用來選拔精通百家學說的人才，漢朝獨尊儒術，“經”就專指儒家經典，漢朝的孔安國就是“明經”出身，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宋代；“明法”主要針對法律人才，科舉制度保留了“明法”一科，唐宋時期依然作為考核科目；“兵法”顧名思義，為軍事選拔儲備人才；“道術”則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漢代一朝，自然災害頻發，據學者統計，兩漢400年間共發生各類自然災害557次，漢代統治者深受“天人感應”思想影響，在他們看來，“道術”可以消弭天災，敬畏鬼神。除此以外，漢朝還設有“童子科”，12到16歲的青少年，隻要能夠通曉經典，也能破格使用。
具體到選人用人，也有嚴格的标準和程式，西漢時期，舉薦者必須是中央或者地方的進階官員，被舉薦者，也有身份限制，比如公卿子弟，就不在此範圍以内，不僅如此，被舉薦者如果不符合有關規定，舉薦者也要承擔連帶責任。例如，西漢元帝時，列侯張勃舉陳湯為孝廉，後來陳湯犯法，張勃也受牽連，被“削戶三百”。正因為這些原因，有些官員不願意舉薦，例如西漢名将衛青，就潔身自好，為官多年，不曾舉薦一人。為了規避這種現象，漢武帝時期下诏，二千石“不舉孝廉，不奉诏，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兩千石是三公的門檻，漢武帝希望通過這樣的舉措，給予官員适當壓力，逼迫他們舉薦人才。
察舉制的誕生，大大緩解了西漢初年人才匮乏的現象，彼時跟随劉邦起家的大臣們，多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的市井之輩，無法承擔起建設國家的大任，七王之亂後，朝廷中樞對諸侯王爺十分忌憚，希望有新鮮血液充實進來，有效遏制官吏近親繁殖導緻的山頭主義，察舉制從社會上遴選了大量人才，迅速重建了國家上層機構和官僚體制，對恢複生産，穩固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察舉制也存在許多缺點。儒家倡導“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使得統治階層将“德行”看做是選人用人的首要标準，這也導緻察舉制過分強調“德”而忽視了才能。自秦朝開始的戶籍制度，使百姓不能随便遷移，一個人的品行如何，其鄉裡是十分了解的，把“德”作為選人用人的标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德”的标準無法量化，由于察舉制采用推薦的方式，各種造假腐敗、沽名釣譽随之而起。
《後漢書·陳蕃傳》記載，陳蕃任郡太守時，有個叫做趙宣的人，父母死後他宣稱守孝20年，并以此博取功名，實際上在此期間他偷偷生了五個兒子，陳蕃斥責他“诳時惑衆，誣污鬼神”。還有一個叫做許武的人，為了和弟弟都能得到選拔機會，先是提出分家，自己獨占田産，讓弟弟得到“弟兄克讓”的美名，後又把田地财産翻三倍送給弟弟，混個加強版“弟兄克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而一些地方長官出于利益考慮，推薦範圍僅限于門生故吏，以此結黨營私，不僅損害了選人制度，還對朝廷穩定造成了一定威脅，一些人為了進入選材範圍，不惜弄虛作假，東漢時期流傳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發展到後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可謂生動的諷刺。
武帝以後，随着太學、私塾的發展，選人範圍開始擴大，對應的标準也趨于嚴格，“以德取人”轉向“德行、吏能并舉”，官吏任用也不是一經舉薦就随即任用，對于察舉而來的官吏，是有一定試用期的，稱“守”某官，東漢順帝以後，對察舉制進行了改革，限制了察舉年齡，引入了考試機制，史稱陽嘉新制。
陽嘉新制始于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的一份奏章，左雄是孝廉出身，但對孝廉制度卻有許多不同意見，尤其是年齡方面，他認為對年幼者考察孝廉，既不合适，效果也不好，而傳統的察舉制度集中于經史子集，過于機械，必須改革。
漢順帝采納了左雄的建議，下诏實行陽嘉新制，對孝廉制度進行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1）限制年齡
不滿四十歲不得入選孝廉考察範圍，這一标準源于儒家學說，所謂“四十不惑”，“四十曰強而仕”。年齡限制有效規避了毫無節制的胡亂舉薦，為有能力的人留出上升空間。
（2）引入考試機制
此前，賢良明經明法等都通過考試選拔，唯有孝廉除外。陽嘉新制的考試分為初試和複試兩部分，初試在公府，複試在端門，通過這種方式加大考核力度，避免一些弄虛作假者魚目混珠。
（3）重新整理人才選拔标準
陽嘉新制加大了對公文寫作和儒家經典的比重，取消了德行和政事考察，這種做法可以看做是對傳統的以孝為主的一種修正，更加講究實用主義。《滕王閣序》中的陳藩，“黨锢之禍”的李膺都取自新的孝廉選拔。
陽嘉新制是察舉體制的重大改革，雖然沒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東漢政權，卻對後世的魏晉官員選拔，乃至科舉制度的誕生産生了深遠影響，限于篇幅，後續再另外寫文講述。
就效果而言，西漢的察舉制度優于東漢，前期優于後期，這既與君王的選人用人有一定關系，也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縱然有可用之才，如果沒有好的官場環境，依然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日慕點評：
察舉和科舉是中國古代人才選拔任用機制的兩大發明，尤其是察舉制，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特色，其所采取的選拔制度時至今日依然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但也是囿于時代背景，這一制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文中所提及的考察片面，弄虛作假，官員結黨等，這些制度雖然在東漢時期，尤其是陽嘉新制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但就制度本身而言，依然存在無法克服的問題，這也為後來科舉制的誕生埋下伏筆。
除此以外，察舉制所推崇的“以德選人”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以“孝廉”為例，選拔孝廉之人出任官吏，不僅能夠充實官員數量，還能在群眾中宣揚道德禮法，引導百姓向善，所謂“德在才前”，就是這個意思。比起解決具體問題的才，德更看重長期收益。而賢良，明法等指向性較強的選拔辦法部分彌補了标準化制度的缺點，共同構成了完整的官僚選拔機制，今時今日回過頭來再看，依然欽佩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