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贤》说到：“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也曾感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是社会进步的生产力，也是维护社会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隋唐时期创造性的发明了科举制度，为后世的选人用人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方案，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但在科举制诞生之前，中国还有一种选人制度，那便是察举制。
为了稳固政权，刘邦于公元前196年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荐贤才，世称“求贤诏”，开察举制先河，此后惠帝执政、吕后临朝期间，都有类似举措，汉文帝继位后，两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武帝建元六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要求各郡国岁举孝廉，把选人用人制度化，察举制度至此正式确立。
汉代察举制度主要分为两类：特举特科和岁举特科，前者没有固定时间，主要考察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四类，后者时间固定，主要考察孝廉和茂才。
（1）孝廉
汉代以孝治国，察举制把对孝的考察放在第一位，取“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意，孝廉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任的官员，一类是普通百姓，两者不分彼此，只要符合考核标准，就可以被举荐为孝廉。明清时期的举人也被称为孝廉，孝素来为儒家所提倡，“廉”则包含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等多种方式。汉武帝十分推崇“孝廉”，要求郡国“岁举孝廉二人”，东汉以后改为根据郡国人口多少来确定比例，对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地区，另定政策。据后世估计，两汉共举孝廉74000人，影响极大。
（2）茂才
茂才与秀才同意，东汉时期为了避讳刘秀名字，改为茂才，主要针对有特殊才能的人，《后汉书·黄琬传》：“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茂才来源较为复杂，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百姓，西汉时期以官吏和孝廉为主，一般而言，茂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高于孝廉，举荐人数也少于孝廉，而一旦被举荐为茂才，其官职任用也要高于孝廉。西汉时期，孝廉多被委任为郎官，而茂才多担任县令级别的官员。
（3）贤良
贤良与茂才类似，着重考察才学，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文帝时期，纳谏百家，广开言路，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选人用人范围，贤良被委以匡补时政的作用，大名鼎鼎的晁错就是文帝一朝选用的贤良，而董仲舒则是武帝选用的贤良。东汉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也曾征召贤良，入议朝政得失。贤良等级较高，必须由公卿诸侯王、郡守推荐方能入选，皇帝亲自过问后才能授予官职，西汉的皇帝对贤良十分重视，比如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后就被委任为江都相。
（4）其他科目
包含“明经”“明法”“兵法”“道术”等等，专业性较强，可以看做是人才选拔机制的一种补充，其中“明经”始于秦朝，主要用来选拔精通百家学说的人才，汉朝独尊儒术，“经”就专指儒家经典，汉朝的孔安国就是“明经”出身，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宋代；“明法”主要针对法律人才，科举制度保留了“明法”一科，唐宋时期依然作为考核科目；“兵法”顾名思义，为军事选拔储备人才；“道术”则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汉代一朝，自然灾害频发，据学者统计，两汉400年间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557次，汉代统治者深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在他们看来，“道术”可以消弭天灾，敬畏鬼神。除此以外，汉朝还设有“童子科”，12到16岁的青少年，只要能够通晓经典，也能破格使用。
具体到选人用人，也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西汉时期，举荐者必须是中央或者地方的高级官员，被举荐者，也有身份限制，比如公卿子弟，就不在此范围以内，不仅如此，被举荐者如果不符合有关规定，举荐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例如，西汉元帝时，列侯张勃举陈汤为孝廉，后来陈汤犯法，张勃也受牵连，被“削户三百”。正因为这些原因，有些官员不愿意举荐，例如西汉名将卫青，就洁身自好，为官多年，不曾举荐一人。为了规避这种现象，汉武帝时期下诏，二千石“不举孝廉，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两千石是三公的门槛，汉武帝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给予官员适当压力，逼迫他们举荐人才。
察举制的诞生，大大缓解了西汉初年人才匮乏的现象，彼时跟随刘邦起家的大臣们，多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市井之辈，无法承担起建设国家的大任，七王之乱后，朝廷中枢对诸侯王爷十分忌惮，希望有新鲜血液充实进来，有效遏制官吏近亲繁殖导致的山头主义，察举制从社会上遴选了大量人才，迅速重建了国家上层机构和官僚体制，对恢复生产，稳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察举制也存在许多缺点。儒家倡导“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使得统治阶层将“德行”看做是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这也导致察举制过分强调“德”而忽视了才能。自秦朝开始的户籍制度，使百姓不能随便迁移，一个人的品行如何，其乡里是十分了解的，把“德”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德”的标准无法量化，由于察举制采用推荐的方式，各种造假腐败、沽名钓誉随之而起。
《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任郡太守时，有个叫做赵宣的人，父母死后他宣称守孝20年，并以此博取功名，实际上在此期间他偷偷生了五个儿子，陈蕃斥责他“诳时惑众，诬污鬼神”。还有一个叫做许武的人，为了和弟弟都能得到选拔机会，先是提出分家，自己独占田产，让弟弟得到“弟兄克让”的美名，后又把田地财产翻三倍送给弟弟，混个加强版“弟兄克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而一些地方长官出于利益考虑，推荐范围仅限于门生故吏，以此结党营私，不仅损害了选人制度，还对朝廷稳定造成了一定威胁，一些人为了进入选材范围，不惜弄虚作假，东汉时期流传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发展到后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可谓生动的讽刺。
武帝以后，随着太学、私塾的发展，选人范围开始扩大，对应的标准也趋于严格，“以德取人”转向“德行、吏能并举”，官吏任用也不是一经举荐就随即任用，对于察举而来的官吏，是有一定试用期的，称“守”某官，东汉顺帝以后，对察举制进行了改革，限制了察举年龄，引入了考试机制，史称阳嘉新制。
阳嘉新制始于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的一份奏章，左雄是孝廉出身，但对孝廉制度却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年龄方面，他认为对年幼者考察孝廉，既不合适，效果也不好，而传统的察举制度集中于经史子集，过于机械，必须改革。
汉顺帝采纳了左雄的建议，下诏实行阳嘉新制，对孝廉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限制年龄
不满四十岁不得入选孝廉考察范围，这一标准源于儒家学说，所谓“四十不惑”，“四十曰强而仕”。年龄限制有效规避了毫无节制的胡乱举荐，为有能力的人留出上升空间。
（2）引入考试机制
此前，贤良明经明法等都通过考试选拔，唯有孝廉除外。阳嘉新制的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初试在公府，复试在端门，通过这种方式加大考核力度，避免一些弄虚作假者鱼目混珠。
（3）刷新人才选拔标准
阳嘉新制加大了对公文写作和儒家经典的比重，取消了德行和政事考察，这种做法可以看做是对传统的以孝为主的一种修正，更加讲究实用主义。《滕王阁序》中的陈藩，“党锢之祸”的李膺都取自新的孝廉选拔。
阳嘉新制是察举体制的重大改革，虽然没能挽救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却对后世的魏晋官员选拔，乃至科举制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限于篇幅，后续再另外写文讲述。
就效果而言，西汉的察举制度优于东汉，前期优于后期，这既与君王的选人用人有一定关系，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纵然有可用之才，如果没有好的官场环境，依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日慕点评：
察举和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任用机制的两大发明，尤其是察举制，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其所采取的选拔制度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也是囿于时代背景，这一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文中所提及的考察片面，弄虚作假，官员结党等，这些制度虽然在东汉时期，尤其是阳嘉新制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但就制度本身而言，依然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这也为后来科举制的诞生埋下伏笔。
除此以外，察举制所推崇的“以德选人”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孝廉”为例，选拔孝廉之人出任官吏，不仅能够充实官员数量，还能在民众中宣扬道德礼法，引导百姓向善，所谓“德在才前”，就是这个意思。比起解决具体问题的才，德更看重长期收益。而贤良，明法等指向性较强的选拔办法部分弥补了标准化制度的缺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官僚选拔机制，今时今日回过头来再看，依然钦佩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