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在專家們将青銅起源地定位在土耳其，并設定青銅由西至東的傳播路線裡，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斷裂的現象，即：青銅若由西至東傳播，那麼南疆的塔裡木盆地是其必經之地，但這些年，在這區域的考古發掘中，青銅卻是一個空白。這就是說，可能并沒有經過這一區域傳播，進而可以推論出中國的青銅或與土耳其沒有多少關系。
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這條路的存在。
1819年，丹麥國家博物館湯姆森提出“三期說”，将人類社會發展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這種說法在後來得到了廣泛認可。
青銅是紅銅（純銅）與錫或鉛的合金，因埋在土裡後顔色因氧化而青灰，故名青銅。青銅出現後，對提高社會生産力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青銅時代是以使用青銅器為标志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自有了青銅器，人類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産力水準提高，物質生活條件也漸漸豐富。
然而，青銅器起源于哪裡呢？長期以來學界有着不同的說法。最有代表性的一種說法是：目前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青銅器是由西亞起源，逐漸向外擴散傳播的，認為冶金術這樣重大而複雜的發明在人類發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與這種說法相伴的還有一個曆史名詞：青銅之路。
目前，學界對青銅之路的大緻定義是這樣的：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青銅之路活躍于夏商周三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與遊牧文化。絲綢之路繁忙于漢唐宋元時代，史不絕書，主要是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文化。兩者先後相繼而方向相反，可以說是青銅之路誘發了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取代了青銅之路。
這就是說，人們可以把青銅之路了解為青銅傳播的線路，同時，研究表明：青銅技術的傳播并不是孤立的現象，而與羊、羊毛、牛、牛奶、馬、馬車等技術的傳播密切相關。青銅之路将歐洲和東亞納入了以西亞為中心的古代世界體系，絲綢之路又加強了東亞與西亞、歐洲的聯系。隻有将絲綢之路與青銅之路相結合才能全面系統地了解歐亞大陸文化的形成及其互相交流與互動的曆程。
然而，就單純的青銅傳播而言，果真是這樣的嗎？近年來，随着考古的更多發現，人們似乎可以給青銅由西向東傳的播，給出這樣3個字：不一定。
在以往“一定”的概念裡，有這樣3種說法：1.沒有證據表明東亞的青銅器早于西亞；2.沒有證據表明東亞和西亞的青銅冶煉技術有什麼不同；3.沒有證據表明東亞、西亞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壘（易華《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絲綢之路雜志，2019年02期）。與之對應的詳細說法是：
1.盡管有人将中國的青銅時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亦有人将龍山文化、紅山文化看成是銅石并用時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也比西亞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銅時代之前上千年的紅銅時代。舉世公認中國不存在紅銅時代，《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也沒有這一條目；龍山文化、紅山文化是典型的東亞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2.曾經有人認為青銅鑄造西亞用的是失蠟法，而中國用的範鑄法，在技術上有本質不同。事實上，西亞幾乎同時發明了範鑄法和失蠟法，東亞亦同時使用範鑄法和失蠟法。考古學界流行一種假定，即自古存在一個以禮器或容器為特色的中原或中國青銅器傳統，到了後來才受到北方或外來青銅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東亞早期青銅器均無特色可言，隻不過是西亞或中亞青銅器的翻版而已。隻有到了商周時期中原青銅器才獨具特色。這是技術傳播過程中産生的分化現象。3.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似乎東亞、西亞之間相距萬裡，會妨礙古人的遷徙和交流。其實東亞和西亞通過中亞緊密相連。古代的草原如同現代的海洋，千山萬水不僅不會阻礙人類的遷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現代中國與西亞接壤，可以說是零距離。歐亞大陸通過青銅與絲綢之路形成一體，并不存在明顯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線。
因為這些說法的存在，學界把青銅器由西亞傳入中國的中間群體定為了吐火羅人，也就是說西亞的青銅器是通過吐火羅人傳入中國的。吐火羅人就是常見于中國古代史籍的月氏人。我們不反對這種說法，但有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月氏人屬于遠古概念上廣義的中國人還是印歐人。現代科學家通過人種基因學的分析，偏向将它們定性為印歐人，但在我國古代的史籍裡，卻找不到印證這一分析和定性的答案。餘太山認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與月氏人關系密切，但不能排除他們屬于印歐人的可能。很顯然地，這裡面存在着以人種定性部落群體甚至國家概念的現代思維，道理很簡單，人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種基因問題，就将遠古華夏地理範圍之内的“中國人”推到國門之外。這不僅不科學，也不合理。
在青銅的傳播路線裡，專家們将其起源地定位在了土耳其：距今6000年左右，土耳其東部地區的冶銅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并擴散到周邊地區，這一地區普遍出現低水準砷銅。距今5500年，普遍開始有意識地生産砷銅等銅合金。距今5000年左右，西南亞出現了錫青銅，幾百年後，歐洲中部和亞洲中部也出現了青銅的澆鑄，标志着冶金技術的一大飛躍（《西方因素和本土創造——中國早期冶金技術傳統的形成》，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
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青銅的出現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這個時間段上，人們至少可以拿中國境内的3個青銅遺址或文物進行比照：
1. 姜寨遺址。我國黃河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仰韶文化遺存為主的遺址。位于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臨河北岸。1972—1979年發掘。這裡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古老銅制品，黃銅殘片的出土地，經檢測為冶煉所得，距今6500—6700年曆史。
2. 林家遺址。位于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城鎖南壩西12公裡東塬鄉林家村北，大夏河南岸台地上。1976年發現，1977-1978年發掘。這裡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已知的中國最古老的青銅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此刀長12.5厘米，為單範鑄成。沒有槽及環首等成熟的後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經碳14鑒定距今約5000年。
3. 通天洞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乃縣，2014年被發現，當時初步判斷是青銅器時代遺址。2016年、2017年經過兩次發掘，發現遺址一個洞穴裡的文化積層從早期鐵器時代至青銅時代一直到舊石器時代，可以将年代推至四五萬年前。該區域将繼續發掘。考古人員清理到遺址第7個文化層時，發現了3個竈坑，并在竈坑内發現了一件銅管殘件。經初步檢測顯示，此殘件的成分是銅錫合金，即青銅。距今5000多年（《新疆通天洞遺址發現5000年前青銅器》，新華社烏魯木齊12月11日電，記者張曉龍、周晔）。
這些遺址的發現，尤其是通天洞遺址的發現，分明可以為長期以來，學界這樣的一種說法畫個問号：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金屬冶煉技術的地區，中國相對稍晚卻緊跟其後。也就是說，中國的青銅器不見得“稍晚”于土耳其。另外，由于過去我國與青銅相關的早期考古發現較少，一些人說林家遺址出土的青銅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為中國的青銅技術起源與發展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但面對通天洞遺址，這種所謂的想象空間被大大地縮小了，甚至為中國青銅器的傳播與起源畫出了自己的線路圖，讓林家遺址的青銅刀不再孤單，不再偶然。
同時，我們留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目前，在河西走廊發現的史前早期青銅器冶煉遺址有張掖市西城驿遺址、酒泉市古董灘遺址以及金塔縣的缸缸窪、火石梁、二道梁等遺址。尤其是西城驿遺址的冶銅活動從馬廠文化晚期直至四壩文化早段，出土銅器的材質有紅銅、砷青銅、錫青銅、銻青銅，“冶煉技術流程中存在相應的合金煉制技術，已進入從紅銅—砷銅合金到錫青銅的青銅時代早期階段，應為河西走廊的一處冶金中心”。
這些考古的發現被刊登在2017-03-03的中國社會科學報上，作者是西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張連銀，文章标題是《從紅銅到青銅：中國北方冶金術源于河西走廊》。張連銀還由此推論，中國北方早期青銅器鑄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肅青銅文化與夏商周青銅文明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同時認為，中國青銅技術源于中國本土而非歐亞草原，青銅技術由河西走廊東傳中原。
這樣一來，中國青銅器的傳播線路圖已經非常明晰，隻是張先生在發表這一學術研究成果時，新疆通天洞遺址銅管殘件的發現還沒有被公布，而通天洞遺址很可能又将中國青銅的起源地或者源頭推至新疆吉木乃縣一帶。
吉木乃縣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準噶爾盆地北緣，薩吾爾山北麓，額爾齊斯河南岸。地理坐标為北緯47°00′-47°59′，東經85°33′-87°09′。在大的地理區域上，這裡屬于阿爾泰山南側的阿勒泰地區。而阿爾泰山是曆史上有名的金山，在出産黃金的盛名之下，銅同樣是這裡的礦藏和寶藏。在專家們将青銅起源起地定位在土耳其，并設定青銅由西至東的傳播路線裡，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斷裂的現象，即：青銅若由西至東傳播，那麼南疆的塔裡木盆地是其必經之地，但這些年，在這區域的考古發掘中，青銅卻是一個空白。這就是說，可能并沒有經過這一區域傳播，進而可以推論出中國的青銅或與土耳其沒有多少關系。
支撐我們這一推論的主要有現實與曆史兩個方面的因素。現實的因素是：人們常說真金不怕火煉，其實金的熔點要比銅低，黃金為1064.43攝氏度，純銅（紫銅）的1083.4℃。這就從一定程度上說明，金的冶煉要比銅相對容易一些。而根據史料記載與傳說來分析，在遠古時代，生活在阿勒泰地區的人們崇拜火與黃金，他們很早就學會了用火與冶煉黃金，将黃金煉成馬、鹿等動物的形态，祈求自己的靈魂與身軀在死後能像火一樣光芒萬丈，能像黃金一樣永不腐爛。掌握了冶煉黃金的技術，當然就會掌握煉銅的技術。是以，和林家遺址的青銅刀一樣，通天洞遺址的銅管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們都在中國青銅的曆史裡，閃光着文明的光輝。
曆史的因素是：《晉書·列傳第六十七》的記載中說，“大宛國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裡，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钚為娉，又以三婢試之……善市賈，争分铢之利，得中國金銀，辄為器物，不用為币也。”意思是大意是大宛國流行試婚，還流行以戒指做娉禮，很會做生意思，還把從中國得到的金銀做成器物，不當貨币使用。
《晉書》是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齡等人合著，與洪荒的遠古時代比起來要晚得多，但在此不難看到中國之金銀對大宛國人文風俗影響之深遠，而這種深遠不是一天兩天或者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中國的金銀從中國哪裡來？在聯想到盛産黃金的阿爾泰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從阿爾泰山至大宛國所在的費爾幹納盆地，一路山山水水，卻沒有一座山就同阿爾泰山大量出産黃金的。
和專家們設計的青銅的傳播路線一樣，或者說是在絲綢之路取代青銅之路以前，在由阿爾泰山向西存在着一條“黃金之路”。今天吐魯番地區發現的一些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出土大量的黃金就是最好的證明，魚兒溝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黃金，說明當地的土著民族天生崇拜黃金，以收集黃金為樂。“黃金之路”與後來的絲綢之路的線路大緻相同，和青銅之路一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但卻不能否認黃金在其上的傳播。
這段史料沒有告訴我們土耳其的冶銅技術來自阿爾泰山的冶金技術，也不可如此臆想，但從我國境内的衆多青銅遺址及文物的年代上看，又不得不相信冶金術多元起源的可能性。面對曆史，人們不能總一味相信西方學說，而忽略了研究自我。另外，在中國青銅器由新疆、河西走廊向中國内地傳播的過程中，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遺址停留在中國青銅器傳播的線路圖上。
這個遺址叫照壁山銅礦遺址，在甯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鎮羅鎮以北，為我國西北最古老銅礦遺址之一，由古礦洞、冶煉遺址和居住遺址三部分組成，1987年被發現。在遺址方圓約1公裡的範圍内有古銅礦27座。礦洞入口有豎井式、斜坡式、平行坑道式三種。為進一步研究我國西北地區“青銅文明”的産生、發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依據。
照壁山銅礦遺址的意義在于，就地理的角度而言，它的位置正好處于我國青銅器的兩個重要區域之間，一個是寶雞，一個是鄂爾多斯。寶雞被譽為“青銅器之鄉”，并不是因為青銅器最早起源于此，而是自漢代以來，這塊土地上就不斷有青銅器出土，曆代不絕。中國還沒有哪塊土地曾如此密集、如此持久地出土過青銅器。銘文中首次出現“中國”字樣“宅茲中國”的何尊就是寶雞青銅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鄂爾多斯青銅器”又稱“北方系青銅器”或“北方青銅器”，并不是專指鄂爾多斯出土的青銅器，至少可以分為東、中和西三個大區。東區是指包括赤峰、遼西和冀北的燕山南北地區；中區主要指晉陝高原、内蒙古中南部的鄂爾多斯地區和涼城岱海地區；西區主要包括甯夏、甘肅和青海的東北部等地區。
照壁山銅礦遺址在寶雞和鄂爾多斯之間，像一道橋梁，期待着人們更詳盡、更深入地研究中國擲地也可有聲的青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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