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巴渝文化，享譽世界的三峽文化，可歌可泣的抗戰文化，彪炳史冊的革命文化，獨具特色的統戰文化，感天動地的移民文化。
三千年時光，在這個長江之畔的山水之城悠然而過，三千年歲月；為這片土地孕育出了資源富集的重慶文化。
在“共舞長江經濟帶·探源千年文脈”網絡主題活動中，對重慶曆史有着數十年研究的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首次系統梳理了重慶文化的體系架構，為人們緩緩拉開了一副三千年筆墨繪就的巴山渝水。
周勇說，重慶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與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中原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吳越文化、南粵文化，以及東北黑土地文化一起，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最可寶貴的精神文化财富。
巴渝文化：重慶的基礎性文化形态
“巴渝文化”存在于四川盆地東部、以重慶為中心的廣大區域。
巴人先民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曆經先秦巴國、秦時巴郡、漢之江州、隋唐渝州、宋時改恭州為“重慶府”。從此，重慶得名，元明清相沿，近代以來綿延至今。
巴渝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重慶的基礎性文化形态。
周勇說，巴渝文化是長江上遊地區最富有鮮明個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國在曆史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
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間，大自然的熏陶、艱險的環境，煉就一種頑強、堅韌的性格。
“此外，重慶還是大中國的‘創始會員國’。” 周勇說。
為什麼？
周勇回溯到了距今兩千多年的公元前316年，那時的重慶所在地還是巴國。而彼此的秦正在統一中國的曆史程序之中，在大一統的滾滾車輪中，巴國被秦所滅改為巴郡，成為了當時中國三十六郡之一。
“是以說，大一統的中國成立之時，重慶成為了重要的成員之一。”
周勇說，“巴渝文化”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四川盆地東部地區的文化，其内涵不僅限于古代巴國、巴族、巴郡的曆史文化，而且包括了從先秦到明清時期的以重慶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的曆史文化。
革命文化：重慶這座城市最鮮明特征
重慶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代以來，革命文化、紅色基因成為這座城市最鮮明的特征。
周勇說，重慶的革命文化是指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奮鬥曆程中，特别是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下，重慶人民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過程中形成的勇于追求真理、挺立潮頭、堅韌頑強、開放包容、不屈不撓、舍生忘死等精神财富的總和。
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開始在重慶傳播。
重慶人又一次站在時代最前列，1920年3月12日，中國最早的共産主義組織——四川省重慶共産主義組織在重慶建立；1924年楊闇公、吳玉章創立了“中國青年共産黨”；1926年經中共中央準許，成立了中共重慶支部、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開展了中國共産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的最早嘗試，得到黨中央的高度評價。
抗戰時期，周恩來受命帶領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工作，以心系國家民族的時代擔當、剛柔相濟的政治智慧、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維護了國共合作大局，為最終赢得抗戰的勝利做出了曆史性貢獻，成為“霧都明燈”。
直至1949年，劉鄧大軍解放重慶。随後主政西南，科學分析執政環境，求實升華執政理念，不斷探索執政途徑，切實打牢執政基礎，創新加強黨的建設，開創了西南地區穩定發展的新局面，為實作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更為黨從實踐上到理論上最終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偉大轉變，作出了重要的曆史貢獻。
三峽文化：寄情壯闊峽江抒發家國情懷
1500年前，著名地理學家、中國遊記文學的開創者郦道元寫下了地理學與山水散文的巨著《水經注》，其中就有對重慶三峽的深刻印象：“自三峽七百裡中，兩岸連山，略無阙處。……”區區200字，随物賦形，動靜相生，情景交融，情随景遷，簡潔精練，生動傳神地描寫了長江三峽旖旎瑰麗的自然風貌，也開啟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吟詠重慶的先河。
周勇說，“三峽文化”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長江三峽獨特的自然景觀為載體的優秀傳統文化群落。“三峽文化”的主體是文化名人，特征是描寫自然景觀，核心在于抒發家國情懷，展現了中華民族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獨特心理、文化傳統和民風習俗。
從“詩仙”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千古絕唱，和“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的深情問候；到“詩聖”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壯美寫照。
從李商隐“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纏綿流連；到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由衷贊歎。
從劉禹錫“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的含蓄愛情；到黃庭堅“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的感恩情懷。
蘇東坡、白居易、陸遊、陳子昂、王維、範成大、文天祥等曆代文豪都在三峽留下的瑰麗詩篇和燦燦墨寶。
周勇說，三峽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寶貴财富，是重慶獨特的文化形态。
移民文化：為重慶人塑造相容開放的性格特征
作為一座移民城市，移民既是重慶最典型的特征，也是形成重慶人相容開放性格特征的根基。
周勇說，重慶不僅有巴人聚族涉水而上遷居于此的曆史，更有始于元末明初貫穿清代的“湖廣填四川”。
“湖光填四川”曆經500餘年，成為一場先由政府主導，後演變為由政府倡導與民間自發相結合的移民運動。這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也是中國移民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尤其是重慶曆史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抗日戰争時期，重慶曆史上發生了第三次大移民。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前，重慶城市人口為47萬。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約有1000餘萬人口西遷至大後方，僅重慶一地就達百萬之衆，1945年抗戰勝利時，重慶人口已達125萬餘人。成為當時僅次于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陽、廣州的第七大城市。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三線建設，又從華東地區内遷一批工廠和科研機構，重慶外來人口進一步增加，結構進一步優化。及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三峽庫區移民搬遷，重慶掀起新一輪移民高潮。
周勇說，重慶移民文化在南來北往、西進東出、八方雜處中形成後，成為中華民族移民曆史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文化形态。
抗戰文化：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文化重要組成
抗日戰争時期，以重慶為中心的中國西部地區成為中國抗戰的大後方。這一時期，大後方人民在浴血奮戰的抗戰中創造的獨特文化形态統稱為“抗戰（大後方）文化”。
周勇說，抗戰（大後方）文化以中國共産黨倡導和推動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核心，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反對法西斯并取得偉大勝利為鮮明特征。大後方抗戰曆史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财富，更是重慶極具曆史價值、極其重要的文化資源。
抗戰（大後方）文化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周勇一一道來：中國共産黨所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培養下形成的偉大的紅岩精神；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化；全國各抗日黨派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共同創造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相忍為國的民族精神等。
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時代巅峰之作，抗戰（大後方）曆史文化資源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戰文化：重慶城市最顯著的曆史和文化特征
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在重慶這片土地上，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廣大中間力量團結合作，結成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奪取抗日戰争的勝利和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創造出了統戰文化這種曆史文化形态。
周勇說，在武漢淪陷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在重慶改設南方局，擔負原長江局所負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後方各省黨的工作”。
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國際國内風雲激蕩、政治鬥争紛繁複雜。南方局既處在統一戰線的第一線，也置身國統區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中，時刻經受着信念、意志與生死的考驗。
南方局在黨中央的正确上司下，始終高舉抗戰民主旗幟，正确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關系，廣泛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統一戰線推向空前的廣度和深度，為民主黨派陣營的形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開創，奠定了理論、制度和社會的基礎。
作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舞台，重慶是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多黨合作政黨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産生地，也是中國民主黨派的主要發祥地。這裡集聚了我黨統戰工作的基本要素、偉大實踐和光輝成就，是中國統一戰線曆程的縮影。
統一戰線為重慶這座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統戰文化所具有的獨創性、政治性、基礎性，構成重慶城市最顯著的曆史和文化特征。
來源：上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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