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8日，蕭紅蕭軍從上海赴武漢前，将自己的一些重要物品托付給許廣平，其中有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筆記本，封面印着日文字“私の文集”，繪有茶壺和蘋果的圖案。這是蕭紅在日本期間買的本子，裡面編選抄錄了她之前所作的六十首詩歌，有的發表過，有的從來沒發表過。此後蕭紅再也沒能重回上海，直到1942年病逝于香港淺水灣。1956年，許廣平把這批受托保管的遺物捐贈給籌建中的魯迅博物館，一直到1980年，這部特殊的蕭紅自集詩稿才第一次被披露出來。
大家手迹《蕭紅自集詩稿》 北京出版社
盡管過去了80餘年，但品味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蕭紅詩稿手迹，依然能間或體貼到她彼時絲絲縷縷的心境。據呂福堂考證，這些詩當作于1932年至1937年間，而重新集中抄錄這些詩，是在1937年2月從日本回來到赴武漢的這半年裡。那一時期的蕭紅，心緒頗為不甯，二蕭之間的裂痕并未因蕭紅赴日本暫避而彌合，又在蕭軍新的绯聞風波中生出波瀾。坐在桌前抄詩，想必是蕭紅難得沉澱雜念、心中略靜時候，重新審視讀味那一束束曾寫在熱戀之熾或失戀之苦中的小詩，用娟秀清麗、略帶童稚的字迹将它們謄抄在綠色的格紋紙上，對一個心性敏感纖細的女作家來說，也許伴随着對蒸騰過的情感的一種冷卻，但顯然更是一次主動向内的自我發覺——以詩人的身份。
在現代文學史上，蕭紅不以詩人彰名，但無人否認她天生的詩性與詩心，這從她的小說代表作《呼蘭河傳》，或單是一篇《回憶魯迅先生》中就讀得出來。不過，她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倒确是詩歌，也就是蕭軍去哈爾濱東興順旅館解救她時見到的那首《春曲》：
那邊清溪唱着，
這邊樹葉綠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大家手迹《蕭紅自集詩稿》内文
彼刻的蕭紅，有孕在身，被未婚夫汪恩甲遺棄在旅館，被老闆威脅賣入妓院，這幾乎是絕境的人生中，她依然能吟出“春天到了”的詩句，讓人讀之，如同身處那一情景中的蕭軍一樣心旌搖動。也令人不禁想起《回憶魯迅先生》裡，梅雨天一放晴，蕭紅就興沖沖跑到大陸新村，對魯迅和許廣平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這一些詩句和語句看起來如此簡單，以至于從詩學的角度進行闡釋竟顯得無力，但我們會在讀到的第一瞬間就确認，它們天然是動人的，且入詩的。蕭紅對細節、情緒這些稍縱即逝的事物有異常敏銳的留意和捕捉，又懷有一顆未洗脫的童真之心，這構成其詩歌的獨特審美趣味——或者說，正是其本性的外顯，與她的小說、散文相扣相承。
《春曲》一共有六首，是戀愛之詩，寫給“三郎”，即蕭軍。詩中的抒情主體宛然是個沉醉愛中的少女，愛得既坦蕩又含蓄，“隻喜歡看你立起來又坐下，/坐下又立起，/這其間，/正有說不出的風月”，是少女的狡黠與心機，也是對夫妻深深的癡與迷。二蕭相遇，戲劇化如夢中情節，但當時過境遷，這愛稀釋了夢之色彩，我們分明看到其中理想化的因子。蕭紅在這組詩中将蕭軍稱作“美好的處子詩人”，将這場迅速燃燒起來的愛稱作“初戀”，這與兩人的事實相違，從中可窺到蕭紅是如何觀照她在愛之長路上的這一段跋涉的。這種浪漫化觀照裡寄寓着她對愛的一種想象和冀望，同時也埋藏着隐隐的危險。
從《春曲》到《苦杯》，寫作時間有間隔，但并置在這個小小的格紋本上，翻頁即從“啊！可珍貴的初戀之心”躍至“昨夜他又寫了一支詩，/我也寫了一支詩，/他是寫給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寫給我悲哀的心的”，令人陡然心驚、唏噓。《苦杯》有11首，是失戀之詩，蕭軍的移情令蕭紅陷入痛苦，她把她的愁腸在紙上剖出來，卻無矯氣，像是從久浸的苦海中提取的鹽，樸素平白而真實苦澀——“他獨自走了，/他獨自去享受黃昏時公園裡美麗的時光。/我在家裡等待着，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湯。”等待失去的愛是痛苦的，然而之于此種無依境遇中的蕭紅，更痛苦的是，除了“等待”别無選擇。這是一種相當糾結無告的心境：
往日的夫妻，
為我遮蔽暴風雨，
而今他變成暴風雨了！
讓我怎來抵抗？
敵人的攻擊，
夫妻的傷悼。（之五）
我沒有家，
我連家鄉都沒有，
更失去朋友，
隻有一個他，
而今他又對我取着這般态度。（之八）
蕭紅是以反叛的姿态從家中逃出來的，“九一八”後整個東北淪陷，從此一生無歸處亦無去處。無論是從現實困厄還是精神層面上，蕭軍對她的拯救意義無可替代，但當這一切落入虛空，反叛無從尋找意義，蕭紅所感受的“苦”的外延越過了庸常的失戀故事，成為一種徘徊于孤獨命題的生命處境。如果說《春曲》是愛之甜夢，《苦杯》便是“夢醒了無處可走”，或者說，一種出走後身陷困境的娜拉或幹脆是魯迅之“子君”的自白——“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受難者共同走盡患難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夢，/昨夜的明燈。”
對二蕭感情之謎感興趣的讀者，能從這些詩中覓索到蕭紅彼時内心情感世界的微妙變奏，但情愛的紀念并非其詩稿的全部内容。組詩《沙粒》（共36首）及卷末為紀念魯迅、亡友金劍嘯分别寫下的兩首長詩，為這部詩集、也為蕭紅的詩人身份打開了更廣闊的空間。《沙粒》寫于居留日本期間，或許有受俳句的影響，隽永中有某種清淡的況味甚或哲思，是一種更近于生命本體的書寫，譬如：
我的窗前結着兩個蛛網。
蜘蛛晚餐的時候，
也正是我晚餐的時候。（之三）
走吧！
還是走，
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運，
為何又希求着安息！（之十五）
生命為什麼不挂着鈴子？
不然丢了你，
怎能感到有所亡失？（之二十）
獨處異國他鄉，蕭紅的孤寂可想而知。在日本時，她給蕭軍寫過一封意味悠長的信：“窗上灑滿着白月的當兒，我願意關了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這也成為許鞍華所拍蕭紅傳記片的片名來源。這短短半年是蕭紅漂泊人生中難得的一段自由安閑的時光，盡管是“籠子裡的”，但大概能讓她得以在這孤寂中短暫浮出外界的漩渦，有暇覺知和省思自身。于是有了窗前蛛網、發上雨珠、檐頭圓月、故都落雪這些與心靈同構的意象，更引發了與自我直面的對話：“世界那麼廣大，/而我卻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這樣狹小！”（之四）、“此刻若問我什麼最可怕，/我說：/泛濫了的情感最可怕。”而今讀來，其所指并不限于某一段具體“情感”，也沖破了蕭紅個體的自艾，更像是對後五四時代知識女性整體困境的省察。正如蕭紅曾說過的那段著名的話：“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省察到這層面或許痛苦，但省察本身即價值所在，蕭紅從日本回來後，在此後戰争與情感的雙重流亡中領受着她依然多舛的人生，但那已不是原先隻能附麗在夫妻身邊的蕭紅了。這當然是後話。
在日本期間，發生了兩件意外的事，一是魯迅去世，一是朋友金劍嘯犧牲。蕭紅傳回上海後拜谒魯迅墓，寫下《拜墓詩》，二蕭與魯迅的關系為人熟知，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為該詩稿寫的出版說明對其本事及此詩詳述備矣。他還認為，蕭紅為金劍嘯寫的《一粒土泥》中也有魯迅摯友瞿秋白的影子。金劍嘯是二蕭在哈爾濱時的故友、中共地下黨員，因宣傳抗日被逮捕殺害。正如魯迅與瞿秋白，蕭紅不是從同志而是從朋友的角度來寫這首詩的，悲切懷想亡友依然在大家心上“活活地走着跳着”。這哀思在最終被象征性地升華，以全人類的色彩——“将來全世界的土地開滿鮮花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全要記起，/亡友劍嘯，/就是這開花的一粒土泥。”如果說此前的組詩片段是小令，這最後的兩首長詩乃是長調，讓我們看到，作為女性，蕭紅始終在試圖突破那片“低的天空”，作為一個天生的作家和詩人，她并不狹小，而有着無比深切廣大的關懷。
本文首發2021年12月9日《法治周末》
來源：轉載自尚書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