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8日，萧红萧军从上海赴武汉前，将自己的一些重要物品托付给许广平，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笔记本，封面印着日文字“私の文集”，绘有茶壶和苹果的图案。这是萧红在日本期间买的本子，里面编选抄录了她之前所作的六十首诗歌，有的发表过，有的从来没发表过。此后萧红再也没能重回上海，直到1942年病逝于香港浅水湾。1956年，许广平把这批受托保管的遗物捐赠给筹建中的鲁迅博物馆，一直到1980年，这部特殊的萧红自集诗稿才第一次被披露出来。
大家手迹《萧红自集诗稿》 北京出版社
尽管过去了80余年，但品味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萧红诗稿手迹，依然能间或体贴到她彼时丝丝缕缕的心境。据吕福堂考证，这些诗当作于1932年至1937年间，而重新集中抄录这些诗，是在1937年2月从日本回来到赴武汉的这半年里。那一时期的萧红，心绪颇为不宁，二萧之间的裂痕并未因萧红赴日本暂避而弥合，又在萧军新的绯闻风波中生出波澜。坐在桌前抄诗，想必是萧红难得沉淀杂念、心中略静时候，重新审视读味那一束束曾写在热恋之炽或失恋之苦中的小诗，用娟秀清丽、略带童稚的字迹将它们誊抄在绿色的格纹纸上，对一个心性敏感纤细的女作家来说，也许伴随着对蒸腾过的情感的一种冷却，但显然更是一次主动向内的自我发觉——以诗人的身份。
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不以诗人彰名，但无人否认她天生的诗性与诗心，这从她的小说代表作《呼兰河传》，或单是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中就读得出来。不过，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倒确是诗歌，也就是萧军去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解救她时见到的那首《春曲》：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大家手迹《萧红自集诗稿》内文
彼刻的萧红，有孕在身，被未婚夫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老板威胁卖入妓院，这几乎是绝境的人生中，她依然能吟出“春天到了”的诗句，让人读之，如同身处那一情景中的萧军一样心旌摇动。也令人不禁想起《回忆鲁迅先生》里，梅雨天一放晴，萧红就兴冲冲跑到大陆新村，对鲁迅和许广平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这一些诗句和语句看起来如此简单，以至于从诗学的角度进行阐释竟显得无力，但我们会在读到的第一瞬间就确认，它们天然是动人的，且入诗的。萧红对细节、情绪这些稍纵即逝的事物有异常敏锐的留意和捕捉，又怀有一颗未洗脱的童真之心，这构成其诗歌的独特审美趣味——或者说，正是其本性的外显，与她的小说、散文相扣相承。
《春曲》一共有六首，是恋爱之诗，写给“三郎”，即萧军。诗中的抒情主体宛然是个沉醉爱中的少女，爱得既坦荡又含蓄，“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其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是少女的狡黠与心机，也是对爱人深深的痴与迷。二萧相遇，戏剧化如梦中情节，但当时过境迁，这爱稀释了梦之色彩，我们分明看到其中理想化的因子。萧红在这组诗中将萧军称作“美好的处子诗人”，将这场迅速燃烧起来的爱称作“初恋”，这与两人的事实相违，从中可窥到萧红是如何观照她在爱之长路上的这一段跋涉的。这种浪漫化观照里寄寓着她对爱的一种想象和冀望，同时也埋藏着隐隐的危险。
从《春曲》到《苦杯》，写作时间有间隔，但并置在这个小小的格纹本上，翻页即从“啊！可珍贵的初恋之心”跃至“昨夜他又写了一支诗，/我也写了一支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令人陡然心惊、唏嘘。《苦杯》有11首，是失恋之诗，萧军的移情令萧红陷入痛苦，她把她的愁肠在纸上剖出来，却无矫气，像是从久浸的苦海中提取的盐，朴素平白而真实苦涩——“他独自走了，/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我在家里等待着，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等待失去的爱是痛苦的，然而之于此种无依境遇中的萧红，更痛苦的是，除了“等待”别无选择。这是一种相当纠结无告的心境：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之五）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之八）
萧红是以反叛的姿态从家中逃出来的，“九一八”后整个东北沦陷，从此一生无归处亦无去处。无论是从现实困厄还是精神层面上，萧军对她的拯救意义无可替代，但当这一切落入虚空，反叛无从寻找意义，萧红所感受的“苦”的外延越过了庸常的失恋故事，成为一种徘徊于孤独命题的生命处境。如果说《春曲》是爱之甜梦，《苦杯》便是“梦醒了无处可走”，或者说，一种出走后身陷困境的娜拉或干脆是鲁迅之“子君”的自白——“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对二萧感情之谜感兴趣的读者，能从这些诗中觅索到萧红彼时内心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奏，但情爱的纪念并非其诗稿的全部内容。组诗《沙粒》（共36首）及卷末为纪念鲁迅、亡友金剑啸分别写下的两首长诗，为这部诗集、也为萧红的诗人身份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沙粒》写于居留日本期间，或许有受俳句的影响，隽永中有某种清淡的况味甚或哲思，是一种更近于生命本体的书写，譬如：
我的窗前结着两个蛛网。
蜘蛛晚餐的时候，
也正是我晚餐的时候。（之三）
走吧！
还是走，
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运，
为何又希求着安息！（之十五）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
不然丢了你，
怎能感到有所亡失？（之二十）
独处异国他乡，萧红的孤寂可想而知。在日本时，她给萧军写过一封意味悠长的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也成为许鞍华所拍萧红传记片的片名来源。这短短半年是萧红漂泊人生中难得的一段自由安闲的时光，尽管是“笼子里的”，但大概能让她得以在这孤寂中短暂浮出外界的漩涡，有暇觉知和省思自身。于是有了窗前蛛网、发上雨珠、檐头圆月、故都落雪这些与心灵同构的意象，更引发了与自我直面的对话：“世界那么广大，/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之四）、“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而今读来，其所指并不限于某一段具体“情感”，也冲破了萧红个体的自艾，更像是对后五四时代知识女性整体困境的省察。正如萧红曾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省察到这层面或许痛苦，但省察本身即价值所在，萧红从日本回来后，在此后战争与情感的双重流亡中领受着她依然多舛的人生，但那已不是原先只能附丽在爱人身边的萧红了。这当然是后话。
在日本期间，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鲁迅去世，一是朋友金剑啸牺牲。萧红返回上海后拜谒鲁迅墓，写下《拜墓诗》，二萧与鲁迅的关系为人熟知，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为该诗稿写的出版说明对其本事及此诗详述备矣。他还认为，萧红为金剑啸写的《一粒土泥》中也有鲁迅挚友瞿秋白的影子。金剑啸是二萧在哈尔滨时的故友、中共地下党员，因宣传抗日被逮捕杀害。正如鲁迅与瞿秋白，萧红不是从同志而是从朋友的角度来写这首诗的，悲切怀想亡友依然在大家心上“活活地走着跳着”。这哀思在最终被象征性地升华，以全人类的色彩——“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鲜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要记起，/亡友剑啸，/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如果说此前的组诗片段是小令，这最后的两首长诗乃是长调，让我们看到，作为女性，萧红始终在试图突破那片“低的天空”，作为一个天生的作家和诗人，她并不狭小，而有着无比深切广大的关怀。
本文首发2021年12月9日《法治周末》
来源：转载自尚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