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季，東北地區連續二十多日的降水終究是讓松花江頂不住了。
8月7日，松花江水位高達133.5米，随即，多處決堤，導緻哈爾濱全市被淹。市内，水深數尺，建築的一樓都被淹了。
此後多日，人們靠擺渡出行，或者遊水。
▲1932年哈爾濱水災。圖源：網絡
在城市裡的東興順旅館二樓，筆名還叫悄吟的蕭紅日複一日地傍着窗。她看着、聽着外邊“熙熙攘攘”的撤離，從嘈雜到寂靜。
前幾天剛發水時，《國際協報》的作者舒群曾經帶着兩隻饅頭和煙，捆在頭頂，遊過去救濟這位落魄的求助孕婦。隻可惜，因為沒有船，也沒有安置的地方，舒群無法帶她離開。
于是，蕭紅繼續等待。
許是出了什麼差錯，原本要來救她的另外一個人，竟然遲遲沒有出現。
幾天後，她決定不再等了。她往窗外路過的小船招呼求救，随後，帶着渾圓孕肚的身軀突然變得矯健，她從窗戶爬下去，乘着小船，前往那個男人留下的接濟位址。
船在浪中打轉，全船的人臉上沒有顔色的驚恐。她尖叫了一聲，跳起來，想要離開這個漂蕩的船，走上陸地去。但是陸地在那裡？——蕭紅《棄兒》
就這樣，蕭紅又完成了一次出逃。逃掉了數百元的旅店賒款，逃掉了被賣去妓院抵債的命運，逃掉了一些不愉快的記憶。
▲蕭紅坐船出逃。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為什麼是又？
因為這樣相似的事，在她短短31年人生裡總是不斷上演着。
自由和舒适，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别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
——蕭紅《緻蕭軍 1936年11月19日》
蕭紅的一生，是一場又一場，掙脫籠子的出逃。
▲蕭紅。圖源：網絡
1911年，蕭紅降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之家，取名張秀環。後來，因為跟二姨撞了名，便被改為了張乃（廼）瑩。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蕭紅生在這樣的家庭，在物質上無疑比多數人要幸福。但是，蕭紅在這個家過得并不快樂。
因為，蕭紅與生俱來的野性，讓她與這個傳統之家總是格格不入。
舒适的家庭生活，沒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嬌慣，沒有使她感到溫暖，她剛滿二十歲就離開了家，而且是一去不複返。她不但倔強而且剛強，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難，她也不願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壓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個生平充滿着戰鬥性。——張秀琢《重讀，回憶姐姐蕭紅》
小時候，母親為了讓還是嬰孩的蕭紅安睡，睡前都要用裹布裹住她的手腳，然而，小小的身體，力氣卻大得很，她總是拼命掙紮着不讓人抓她胳膊，大人多多少少被她弄得有些狼狽。串門的鄰居看到這副場景後，無意中留下了一句精準的判斷：
這小丫頭真厲害，長大準是個“茬子”。
▲蕭紅童年。圖源：網絡
長大一些後，雖然蕭紅不時會因為掏鳥窩等調皮搗蛋的行為惹得父母訓斥，但這些隻是成長路上的小打小鬧。真正讓蕭紅無法接受，是上學的問題。
蕭紅的父親張廷舉，畢業于黑龍江省立優級師範學堂，随後出任地方教育官員，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文化人。而她的母親，在父親的影響下也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但卻主要表現為料理家務方面的才能了。盡管是個知識分子家庭，大人們的腦子裡依舊滿是重男輕女的迂腐觀念，尤其是母親，并不允許蕭紅去上學。
這讓蕭紅感到焦躁。
但這種焦躁，随着母親的病逝暫時消失了。1920年，蕭紅以比同級大3歲的年紀，進入了家斜對面的國小讀書，從此，她的快樂陣地從家中後花園轉移到了學校裡，将自己的野性毫不掩飾地釋放出來。
▲蕭紅上的第一所國小，舊稱第二初級國小（龍王廟國小）。圖源：網絡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運動，半個月後，哈爾濱外交後援會等團體聲明要支援上海的勞工和學生。在呼蘭，一些青年學生、勞工也參與到支援五卅運動的上街遊行之中。當時正上初高兩級國小的蕭紅也是其中一員。
那時候的蕭紅，率先剪掉了長辮子，梳起短發，随後就拉着幾位女同學上街“示威”了。而當旁人以奇異的目光看向她，發出種種議論，“要面子”的家人對她的作為進行勸阻，她一貫的暴脾氣就出來了：“我又不是做什麼壞事情，不要你們管！”
而第二天，她似是要向那些封建的衛士發起挑釁，有了更為過激的行為：穿起白上衣、青短裙，從街頭走到街尾，惡狠狠地丢下一句：“你們不是要大發議論嗎？好吧，再給你們提供一點新内容，看你們怎麼樣！”
在蕭紅的鼓動下，不少姑娘都跟着一起剪了短發，有的還是蕭紅親自“操刀”。姑娘們紛紛加入到“示威”的行列之中。
弟弟張秀琢回憶起來，那時候，年輕的姐姐就像一匹不馴服的小馬，橫沖直撞，不受封建禮教的束縛，好像她天生不懂規矩似的。
弟弟似乎能夠積極地看待蕭紅這叛逆的一面，但“天生”這個詞倒用得有些微妙。
明明，反抗才合乎人性，該是天生。
一年後，蕭紅國小讀得差不多了，便要求到哈爾濱讀中學，這一次，又引發了極其激烈的争吵。父親對此一口否決，蕭紅的繼母毫無疑問地也站在父親那一邊。那時起，餐桌上父母常常是以對蕭紅進行訓斥，一般都靠疼愛蕭紅的祖父出面圓場。
父親的強烈反對，源自于所謂一家之主那自以為是的安排：張廷舉打算，讓蕭紅結束學業後就嫁給時任呼蘭縣保衛團團長汪廷蘭的兒子汪恩甲，從此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這樣的盲婚啞嫁，讓蕭紅感到很生氣。
過去的十年我是和父親打鬥着生活。在這期間我覺得人是殘酷的東西。父親對我是沒有好面孔的，對于仆人也是沒有好面孔的，他對于祖父也是沒有好面孔的。因為仆人是窮人，祖父是老了，我是個小孩子，是以我們這些完全沒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裡。——蕭紅《祖父死了的時候》
也許是之前參與五卅運動募捐時出演的反封建婚姻戲劇也讓她感悟頗深，她向父親威脅道，若不讓她繼續讀書，她就去當修女！
最後，在這種冷戰式堅持下，她“說服”了父親，如願到哈爾濱上學去了。
同年，哈爾濱市警察局和教育局則釋出了一則通告：“嚴禁婦女剪發，應重禮教，維持良俗。”
但社會上的“蕭紅”，好像越來越多了。
上中學後的蕭紅，愛讀魯迅的《野草》，愛讀郭沫若的《女神》……她自稱，是一名“自覺的革命者”。她向往，在動亂的年代下做一名舉起投槍的戰士。
她日夜思考這些問題，從前的狂妄開始變得更加具象。1928年，哈爾濱爆發反對日本建設“滿蒙新五路”的市民運動，全市大、中、國小校都罷課，上街遊行。蕭紅又在其中，并主動擔任遊行活動中的宣傳委員。
但除此之外，可做的事情似乎并不多了。
直到祖父去世後，這位一直躍躍欲試的戰士，終于發起了改變人生的一記猛攻。
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間一切“愛”和“溫暖”帶得空空虛虛。……以後我必須不要家，到廣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樹下顫慄了，人群中沒有我的祖父。——蕭紅《祖父死了的時候》
失去了家庭中唯一的溫暖，是蕭紅離家的前奏。祖父去世後，跟汪恩甲的婚事迫在眉睫，父親讓她畢業後就成婚。
這一次，她沒有多費口舌，直接離開了這個讓她備感壓迫的家，選擇去投靠在北京讀大學、心有好感的表哥。
在她出逃以前，她向同在北京讀書的表哥朋友李潔吾問了好多問題：
北京有哪些較好的學校？特别是中學。
學生們的一般思想狀況如何？
有些什麼樣的社會活動？
……
她對外面的世界滿是憧憬。
▲蕭紅跟表哥去北京。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但是，僅僅到北京半年，被蕭紅逃婚惹怒了的家裡人也發起了他們的攻擊：蕭紅家人寫信來警告她趕快回家結婚。表哥家則寫信警告他們放寒假必須回家，否則，從此路費或是衣服都不會寄過去！
表哥不堪重壓，想了想，他決定回去。
對此，蕭紅責備他“商人重利輕别離”。
1931年1月，蕭紅回到呼蘭，但一落地，就被父親軟禁在阿城親戚家了。
從前隻是精神受到禁锢，如今，連肉身家裡人都不放過了。
盡管表哥慫，但他還是希望能夠幫助蕭紅逃離困境的，于是，他寫信給李潔吾，說隻要有五元路費，蕭紅就可以從呼蘭乘車逃出來了。作為兩人的朋友，李潔吾收到消息後，馬上想辦法兌換了五元的“哈爾濱大洋”票子，仔細地貼在戴望舒詩集的底部硬封皮的夾層裡，并附信說：“你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越往後就越要仔細地讀，注意一些。”
2月末，蕭紅成功地逃回了北京。
但意外的是，在北京，蕭紅遇上了汪恩甲。這次，她竟然同意要跟他結婚了。兩人回到呼蘭縣後，卻因蕭紅之前的逃婚，汪家人要求解除婚約。
蕭紅家感到顔面無存，于是，蕭紅又被帶回阿城，軟禁了六個月。10月，在姑姑等人的幫助下，精神飽受折磨的她逃到了哈爾濱，開啟了一個人流浪的日子。
▲蕭紅在哈爾濱流浪。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那時，某個冬日早晨，蕭紅偶遇了弟弟，兩人一同到咖啡店喝了幾杯。
仔細聽，兩人重複的大多是這樣的對話：
“天冷了，再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願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父親的豢養……”
▲蕭紅與弟弟在咖啡店交談。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如她所願，這次出逃以後，蕭紅這輩子确實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了。
盡管蕭紅在弟弟詢問時強調，說她不要錢用，但實際上，她無依無靠，窮困潦倒。後來，不知出于什麼考慮，蕭紅選擇跟汪恩甲重新在一起，并且在東興順旅館開啟了同居生活。
一路的流浪，似乎安定下來了。但實際上，暗流湧動，汪家人還在不停地施壓，汪恩甲手裡的錢越來越少。到1932年5月，兩人已欠下了旅館幾百塊的食宿費。這時，汪恩甲卻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說，他是回家拿錢了；有的人則說，他是因為聽聞父親去世，回家查探消息。總之，他再也沒回來過。
懷孕的蕭紅獨自一人，被旅店關了起來。百無聊賴的她，想出了自救的法子：她給《國際協報》寫詩、寄信，講述自己由于沒錢付房費要被賣到妓院的窘境。《國際協報》編輯部的作家們知道後，裴馨園、舒群和蕭軍等左翼作家，開始向蕭紅展開營救。
不過，大家一窮二白，都付不起這筆巨大的欠款。這時，突如其來的松花江洪水，反倒成為了蕭紅的“幸運”。
蕭紅借洪水離開旅館後，不久就生下了跟汪恩甲的孩子。不過，蕭紅并不敢多看，咬咬牙便送人了。
産婦們都是抱着小孩坐着汽車或是馬車一個個出院了，現在芹也出院了。她沒有小孩也沒有汽車，隻有眼前的一條大街要她走，就像一片荒田要她開拔一樣。——蕭紅《棄兒》
東興順旅館，作為她上一場出逃的歇腳處，最後，成為了她另一場出逃要告别的地方。
不過，蕭紅終于永遠地逃離了那個讓她精神備受壓迫的家庭，抹去了背叛的痕迹。
生活在東北的蕭紅，從記事起，少不了關于日本侵略者的記憶。
從出賣東北路權給日本人的《滿蒙新五路協約》到九一八事變再到僞滿洲國的成立，東北的逐漸淪陷被她一一看在眼裡。
東北人在戰亂中的逃亡，很常見。而東北左翼作家在圍剿中的逃亡，也很常見。
蕭紅後來的逃亡，從最初的主動逐漸演變為被迫。
1932年，蕭紅與蕭軍在一起後，結識了很多左翼作家。此後，在蕭軍的鼓勵下，她開始參加《國際協報》的征文，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那時，這群作家在牽牛坊中歡快聚會，他們一起寫詩作畫、唱歌跳舞和朗誦，從高爾基聊到果戈裡，保有充實的精神文化活動。除此以外，還同心同力辦了許多“正事”。
1933年，金劍嘯成立星星劇團，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黨上司下的第一個半公開性質的抗日演劇團體，蕭紅、蕭軍均有參與其中。
在排劇的時間外，蕭紅和蕭軍還策劃着兩人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跋涉》的出版。這裡邊寫的，是底層群眾在壓榨下的悲慘生活，是日益增強的抗争心理。
▲小說集《跋涉》。圖源：網絡
一如既往，出版最難的問題在于資金，幸好，他們有許多朋友：舒群拿出三十元，陳幼賓拿出十元，剩下的由出版社老闆慷慨免除，最後，共花費一百五十元。而當時，五塊錢就足夠買到柴、米等生活必需品，還能有剩。
不過，這個被蕭紅看作是劃分他倆創作階段的冊子，竟成為了她逃離圍捕的開端。
該書出版後，引起了極大關注，許多人買了冊子，談論着冊子。但與此同時，還出現了“謠言”：沒收啦！日本憲兵隊逮捕啦！
依蕭紅所言，逮捕其實是假的。不過，沒收倒是真的。《跋涉》出版沒幾天，書店上再也看不到它的影子了，被禁止發賣。
冊子帶來了恐怖，黃昏時候，我們排完了劇，和劇團那些人出了群眾教育館，恐怖使我對于家有點不安。……郎華從床底把箱子拉出來，洋燭立在地闆上，我們開始收拾了。弄了滿地紙片，什麼犯罪的東西也沒有。但不敢自信，怕書頁裡邊夾着罵“滿洲國”的或是罵什麼的字迹，是以每冊書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張高爾基的照片，也把它燒掉。大火爐燒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燒得很快，日本憲兵就要來捉人似的。——蕭紅《冊子》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蕭紅還沒在冊子的恐怖中緩過來，同一種恐怖已經在星星劇團中傳播開來。
劇團中有個叫徐志的人，試演當天，他缺席了。準确來講，是失蹤了。後來，才知道是被抓了。
沒有什麼辦法，逃，沒有路費，逃又逃到什麼地方去？不安定的生活重新又開始。從前是鬧着餓，剛能弄得飯吃，又鬧着恐怖。好像從來未遇過的惡的傳聞和事實都在這時來到：日本憲兵隊前夜捉去了誰，昨夜捉去了誰……聽說昨天被捉去的人與劇團又有關系……——蕭紅《白面孔》
不久，成立沒幾個月的星星劇團被解散了。而蕭紅和蕭軍，為了逃離這種恐怖，終于在1934年6月，離開了哈爾濱，坐船前往青島。但在船上，他們還是遭到了日本特務機關極其嚴格審查，從盤問“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到檢視蕭軍行李中每件襯衫和襪子，兩人隻能故作鎮定。
當時我真佩服這是一條忠實而仔細的狗！——蕭軍《大連丸上》
幸好，那些人什麼都沒看出來。不過，這一次離開後，他們再也沒回到東北。
去到青島後，經舒群介紹，蕭軍開始編輯與黨相關的《青島晨報》副刊，蕭紅則在副刊《新女性周刊》挂職，兩人的收入都有了保障。與此同時，兩人還分别在寫《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
▲蕭紅和蕭軍在青島的住處。圖源：網絡
一場對蕭紅而言意義重大的相遇，即将來臨。
其實，離開哈爾濱的時候，兩人原本是想到上海去的，畢竟，那是左翼作家們的主要陣地。可惜在上海實在沒找到落腳處。但不出半年，他們便得到了伯樂的幫助，到上海去進行更廣闊的文藝創作活動了。
與魯迅的相遇。
當時，青島荒島書店的孫樂文，說他曾在上海的内山書店見過魯迅，蕭軍聽了興沖沖地趕過去，但并沒有見到。後來，孫建議蕭軍他們可以給魯迅寫封信，直接寄到書店。關于聯系魯迅的目的，有說法是，二蕭在為新作品的發表途徑煩惱；也有人認為，是二蕭在青島感到迷茫，不知該何去何從。
沒想到，魯迅在收到信的當天，就給他們回了信，欣然答應了二蕭請他閱讀作品的請求，并且回答了他們關于自己的作品是否屬于主流革命文學的問題：
不必問現在要什麼，隻要問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鬥争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鬥争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鬥争的。
蕭紅和蕭軍一起将這回信讀了又讀，内心受到極大的鼓舞。于是，他們馬不停蹄地将《生死場》原稿和《跋涉》寄給魯迅，順帶把兩人的合照也寄給了他，希望魯迅先生對他們了解更多。
▲寄給魯迅的合照。圖源：網絡
此後，二蕭與魯迅的交流愈發多起來。與此同時，青島的情況也愈發糟糕起來：青島地下黨組織接連遭受打擊，連舒群夫婦也被逮捕入獄。孫樂文關閉《青島晨報》，勸蕭紅他們早點離開。
于是，1934年11月，兩人離開青島，準備到上海再作一次紮根的嘗試，并且，他們希望能跟魯迅先生見面。到了以後，他們便像盼新年的小孩一樣，每日數着距離見面的日子。
見面那天，是魯迅先認出他們的。魯迅先生與這兩位來自東北的年輕作家，相聊甚歡：
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鬧）、喜悅，時常寫在臉面和音響中，是那麼自然、随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
——許廣平《憶蕭紅》
▲蕭紅和蕭軍前往内山書店與魯迅見面。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後來，魯迅開始幫助他們在上海介紹發表文章。
在當時，向文學雜志投稿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因為，随着形勢緊張，當局對文學的審查越來越嚴格，投稿的文章經常會被删改得不成樣子，作家們為了避免文章帶來的麻煩，便經常更換筆名，以混淆過關。對此，審查部門也作出了應對，要求稿件要有介紹人，介紹人要對被介紹人的的政治态度負責，并保證稿件品質。
是以，若無魯迅的背書，來自異鄉的蕭紅、蕭軍，兩人文章之路應該不會太順利。
1935年10月，蕭軍《八月的鄉村》已付印，而蕭紅的《生死場》還在籌備在《文學》上進行連載。但是，盡管有魯迅的介紹，還是被退回來了。此前，魯迅也曾經讓專門出版抗日救國書籍的生活書店出版，但是，遲遲沒有通過審查的消息。
這部書稿已經“流浪”了将近一年。
于是，蕭軍建議将蕭紅這部小說放到他們自己創辦的奴隸社裡自費出版，成為奴隸叢書之三。就這樣，12月，《生死場》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面世了，蕭紅第一次使用筆名“蕭紅”。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蕭紅《生死場》
這是她離開東北後，第一次用這麼長的筆墨去書寫她記憶中的東北。
在文本中，有的人看到了北方人民的抗日事迹；有的人看到了人對生死的掙紮；還有人看到了女性的痛苦，尤其是因生育等身體上遭受的折磨。
盡管這本書沒有在大書店中出售，但它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饑飽的憂慮逐漸沒有了，但蕭紅寫作的時候，卻少了幾分從前的快樂了。
魯迅曾在《生死場》的序言裡評價作品，提到：“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作為女性，情感上的細膩，會成為她體悟世界的優勢，但同時，也可能成為她最大的弱點。
1936年，蕭紅因感情中遭遇困境，決定從中抽離一下。
在蕭紅前往日本之前，她曾頻繁地到魯迅家做客。在交談中，許廣平發現了她的不對勁：
當然不能否認，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實際多少還富于女性的柔和，是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過理智。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然而她還能振作一時，替劉軍（即蕭軍）先生整理、抄寫文稿。有時又訴說她頭痛得厲害，身體也衰弱，面色蒼白，一望而知是貧血的樣子。——許廣平《憶蕭紅》
她的哀傷，來自于與蕭軍的感情裂縫。那時，蕭軍與一位來訪的女子又重新有了糾葛，這讓蕭紅十分郁悶，甚至讓她無心創作。
這樣的心情持續3月有餘後，蕭紅決定要與蕭軍暫時分開，到日本求學和寫作，為時一年。而蕭軍，則準備前往青島。
▲蕭紅赴日前，與蕭軍（中）、黃源（左）的合照。圖源：網絡
這場獨自一人的東渡，是為了暫時拉開與夫妻之間的距離，同時也為了自己寫作生涯的發展。不過，蕭紅心裡對夫妻的思念和依戀，是沒有減少過的。蕭紅到日本後，與蕭軍保持着頻繁的通信，半年時間多達43封。在信裡，一如許廣平所看到的那樣，她不再是那個勇猛的“舉起投槍的戰士”，隻是一個對愛情無比真摯的女人。
她會不習慣多年來突如其來的分開：
比我們起初來到上海的時候更感到無聊，也許慢慢的就好了，但這要一個長的時間，怕是我忍耐不了。不知道你現在準備要走了沒有？我已經來了五六天了，不知為什麼你還沒有信來？——蕭紅《緻蕭軍 1936年7月26日》
會傲嬌：
你說我滾回去，你想我了嗎？我可不想你呢，我要在日本住十年。——蕭紅《緻蕭軍 1936年8月27日》
還會分享自己的小成就：
不得了了！已經打破了紀錄，今已經超出了十頁稿紙。我感到了大歡喜。但，正在我寫這信，外邊是大風雨，電燈已經忽明忽滅了幾次。我來了一個奇怪的幻想，是不是會地震呢？三萬字已經有了二十六頁了。不會震掉吧！這真是幼稚的思想。但，說真話，心上總有點不平靜，也許是因為“你”不在旁邊？——蕭紅《緻蕭軍 1936年8月31日》
但是，曾經的深情，竟然意外地消弭在兩年後蕭紅對蕭軍的一句：“我們永遠分開吧！”
1937年1月，因魯迅逝世和蕭軍讓她回來處理感情的緣故，蕭紅提前回國。半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應胡風邀請，蕭紅和蕭軍、曹白、艾青和端木蕻良等人共同參與到新的抗戰刊物的籌備之中，衆人忙活起來。期間，由于局勢不穩，蕭紅、蕭軍等人從上海轉移到武漢，最後又到了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文化系任教。
不久，日軍逼近，大家又要跑了。這時，兩人發生了第二次分别：蕭紅要跟随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轉移到運城去，而蕭軍，則執意要留下打遊擊。
蕭紅不解蕭軍的執着，認為他簡直是忘了“各盡所能”這句話，忘了自己的崗位。
而軍人出身的蕭軍，則總是向往實實在在的上戰場。
我們還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萬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會死的——我們再見，那時候也還是樂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遠地分開……
——蕭軍《從臨汾到延安》
這一次，蕭紅對兩人之間的隔閡，該是有了不可挽回的認識。
從前，兩人相處時，就時常有沖突和分歧。蕭軍一方面肯定蕭紅的才華，但卻始終把蕭紅放在弱者的位置看待。對此，蕭紅十分不滿。
比如，蕭軍總不能了解蕭紅身體上不可消除的孱弱，認為蕭紅“全是不能和我相比的。同一種打擊，一種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近于‘無所謂’的，而她卻要留下深深的、難于平複的傷痕”。
除此以外，還常常有意無意地在蕭紅面前攻擊女人的弱點。這樣的偏見，讓蕭紅十分反感。
是以，當兩人在西安再見時，隻剩下“永遠地分開”了。
這場從六年感情裡的逃離，除了因為過去蕭軍不時的不忠和暴力，最根本還是精神上的分歧。蕭軍并沒有真正關注到蕭紅的自尊。
後來，蕭紅與時常陪着自己的端木蕻良成婚了。不過，這一次的選擇也并沒有朝她理想的方向走去。
關于兩人的分歧，大概也離不開端木對蕭紅自尊心的輕視。
曾經，蕭紅的好友靳以到蕭紅家中拜訪她，看到她正埋頭寫作，便詢問她在寫什麼。蕭紅臉紅地把稿紙掩上，低低地說那是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
這時，睡在床上的端木忽然睜眼了，一骨碌爬起來，帶着一點輕蔑的語氣說道：“你又寫這樣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拿過來看了以後，随即鄙夷地笑了起來：“這也值得寫，這有什麼好寫？”
在靳以面前，她不顧蕭紅的難堪，露出了奸狹的笑容。
此時，蕭紅的臉更紅了，帶着一點氣憤說道：“你管我做什麼，你寫得好你去寫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這樣笑呢？”
端木沒有再說什麼。但是，他的笑并沒有停止。
兩人的婚姻生活大概是不痛快的。
1940年1月，為了安全，蕭紅和端木一同去了香港。随後，在香港度過了她最後的時光。
這并不是因為她特别喜歡在香港生活，而是，她再也逃不動了。
到香港後，蕭紅的健康每況愈下，後來确診了肺結核。她的日子多數在床上度過。
▲蕭紅最後的日子。圖源：《黃金時代》影視截圖
逃不動的蕭紅，在香港寫了兩部小說，《呼蘭河傳》和《馬伯樂》，一部講她的家鄉，一部講懦弱的人。
《呼蘭河傳》面世後，有人認為蕭紅的創作在走下坡路。
人人都在寫抗戰，蕭紅怎麼不寫？
然而，這樣的特殊，應該看作是時代中别樣的珍寶。
學者平石淑子認為，《呼蘭河傳》所要表達的是“一個人”意識：
隻有發覺自己是“一個人”，擁有作為“一個人”的意識，追求作為“一個人”的幸福和權利，一直被視為宿命的東西才會現出原形。通過他們的抵抗，所謂的宿命便會被粉碎。而且，這必将會走向民族的抵抗。這恐怕正是身為女性，不得不時常面對作為“一個人”的問題的蕭紅才會有的觀點……
1942年，蕭紅病逝，年僅31歲。
在西安，蕭紅和好友聶绀弩曾有過這樣的對話：
“飛吧，蕭紅！你要像一隻大鵬金翅鳥，飛得高，飛得遠，在天空翺翔，自在，誰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間籠子裡的食客，而且，你已經飛過了。”
“你知道嗎？我是個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讨厭呵，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态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
蕭紅說過，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那個時代，隻因為她是女人，失去了多少屬于“一個人”的自由。
參考文獻：蕭紅著，章海甯主編：《蕭紅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日]平石淑子著，崔莉、梁豔萍譯：《蕭紅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王觀泉編：《懷念蕭紅》，東方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