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與黃河的紐帶：漢江
文 | 馮天瑜
來源 | 《長江文明》
漢江全長1577千米，是長江最長的支流（其流域面積在1959年府河改道之前亦居長江支流之冠），發源于秦嶺南麓，幹流自西向東橫穿陝西省漢中盆地，流經湖北省江漢平原，于武漢彙入長江，支流伸入今甘肅、四川、重慶、河南四省（市）。
漢江作為連接配接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紐帶由來已久。在新石器時代，長江中遊和黃河中遊兩個地區的原始文化雖有各自顯著的特征和源流，但存在着密切的聯系，頻繁的交流與互相融合使兩地文化出現了許多共同的因素，在器物造型上也往往互相借鑒。比如，新石器時代晚期，受黃河中遊的王灣類型文化影響，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開始出現少量方格紋和繩紋；而黃河中遊的王灣類型文化也同樣受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出現了一些石家河文化盛行的镂空和圈足。在出土的兩大流域中遊新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器物之上，我們都能看到兩地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迹象。在此過程中，漢江流域必然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尚書·禹貢》載，在傳說中的夏禹時代，長江中遊荊州的貢品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就是乘船通過長江及其支流沱江、潛江、漢江到達漢江上遊，改走陸路到達洛水（今河南境内的伊洛河，并非今陝西境内的渭河支流北洛水），再到南河（今山西、河南分界之河，屬黃河水系）。這說明至遲到戰國時期，漢江已是溝通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最重要的水路通道。
20世紀50年代末至20世紀60年代初，安徽出土了五枚金（銅）節，其中舟節二枚、車節三枚。這些都是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時，楚懷王賜給其封地在鄂的兒子（“鄂君”）啟的水陸交通免稅通行證，其中的舟節（水運）對鄂君商船的通行線路有具體規定。
舟節的“路線”部分起首銘文雲：“自鄂市，逾油，上漢，就，就芸陽。逾漢，就郢。”此處之“鄂”并非東鄂（今屬湖北鄂州），而是西鄂，在今河南南陽市北；“逾”是指順流而下，“上”是指逆流而上；“油”通“淯”，淯水即漢江支流“白河”。此句所言舟行路線：從河南南陽出發，順白河南下進入漢江，再逆漢江上行，先後達到和芸陽，再順漢江而下，達到楚都郢（前文已提及孫叔敖開鑿雲夢通渠，溝通漢水與長江，故此時商船可從漢江直達郢都）。和芸陽的具體地望尚存争議，大緻應在今唐白河入漢江口之上的漢水中上遊幹流兩岸，其中芸陽應為“旬陽”，即今陝西省安康市旬陽縣，此處有來自今西安一帶的旬河注入，其地時為秦楚邊界，二國或可在此經由旬河進行商貿往來。由此可知，至遲到戰國後期，漢江流域已是溝通關中、中原一帶與楚國的重要水上通道，經濟與軍事價值極高。
秦楚數度交戰，皆需仰賴漢江轉運糧秣。兩國圍繞漢水中上遊的漢中反複争奪，發生在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陽、藍田大戰成為秦楚盛衰的轉折點。楚軍傾巢而出卻遭遇慘敗，丢失漢中土地，陷入困厄自守之局，再無力與秦争鋒；而秦國則由此對楚國形成高屋建瓴之勢，正如《史記·蘇秦列傳》中蘇代所言：“（秦）漢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秦國漢中的軍隊，坐着船從巴江出來，趁着夏季的水勢，從漢江順流而下，四日就能到達鄰近郢都的五渚了。這并非危言聳聽，楚頃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軍沿漢江南下，直趨楚國腹地，攻占楚副都鄢（今屬湖北宜城東南）、鄧（今屬湖北襄陽鄧城），次年拔楚都郢，楚國被迫遷都陳（今屬河南淮陽），日趨沒落。秦國則全面占領漢江流域，控制了南北、東西交通的要道，為今後的統一戰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後的分裂時代，漢江流域都會成為南北政權的必争之地。如南宋政權的堅守和最終覆滅都與漢江中遊重鎮襄陽、樊城的得失幹系重大。
秦漢至北宋時期，中央王朝的都城沿東西軸線移動，大緻位于今黃河中下遊隴海線經過的關中以及中原一帶。雖然江淮及黃河之間有運河，隋朝還開通了大運河，但漢江始終是長江中上遊地區财賦運往首都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在大運河不暢之時，漢江更會成為長江以南地區糧草賦稅運往京師的主要通道，備受重視。
漢初立國關中，漕運仰給河渭（黃河及其支流渭河），但路途漫長多阻，西漢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來緩解京城漕糧困難的狀況，其中就有與漢江相關的“通褒斜道及漕事”（見圖6—2—1）。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禦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裡；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裡，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谷可緻，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拟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裡。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提議者的理由是褒斜道可比此前的蜀道少走近400裡路，且褒水通沔水（漢江）而斜水通渭河，它們都可以漕糧。山東（崤山以東）地區的漕糧，在南陽集結，走唐白河水路，進入漢江，逆流而上，再進入其支流褒水，繼續逆流行船；從漢江支流褒水上遊登岸，由此至渭河支流斜水，中間的百餘裡陸路，可用車轉運；之後即可從斜水裝船，順流而下，進入渭河。如此一來，漢中的糧食可以運來，山東（崤山以東）的糧食從漢江漕運也沒有險阻，比需要經過砥柱（今屬河南三門峽）的河渭漕運友善。這一提議得到漢武帝的認可，他動用數萬人開通500多裡褒斜道，道路果然近便，但水急石多，不能漕運。雖然受航道條件限制，此水路難以實作大規模漕運，但漢江溝通南北的水運地位仍得以彰顯。西漢王朝試圖溝通渭河與漢江兩大流域水上交通的一次重大努力，仍然得到兩漢政權的重視。尤其是在東漢時期，西羌時有叛亂，褒斜道作為中央王朝控制巴蜀的交通樞紐，直至東漢末仍由皇帝下令開通。《後漢書·順帝紀》：“乙亥，诏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此後，褒斜道一直是川陝間最重要的交通線路之一。
唐朝時，為了開通經由漢江水系直達長安（今屬西安）的水路，唐太宗于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試圖再度開通褒斜道，但又因褒水兩岸夏秋常有大石崩落，來不及在冬春清理完畢而無法施工。因當時渭河漕渠不暢，潼關以西隻好采取陸運，運力下降。唐太宗之子唐高宗即位後，關中食糧供應就遇到困難。唐高宗在位期間，不得不因糧食問題而七次“巡幸”東都洛陽，之後，武則天幹脆“改東都為神都”，長住洛陽了。唐高宗之子唐中宗即位後遷回長安，但景龍三年（709年），關中大饑，“群臣多請車駕複幸東都”。唐中宗為解決關中漕糧困難問題，接受了襄州刺史崔湜的建議，開通丹灞運道（見圖6—2—2）。丹水和灞水分别是漢江和渭河的支流，二者源頭相距僅10多裡，隻是高差較大，水路開通不易，最終，參與工程的數萬民夫死亡過半，開通的新道也被洪水沖毀。
雖然漢唐王朝三次大規模溝通渭河、漢江水路的嘗試均未成功，但也由此凸顯了漢江水路對關中王畿的重大意義。以唐中宗年間開通失敗的丹灞運道的丹江而論，丹江發源于陝西商洛西北，于丹江口注入漢江，自古即為關中與長江中遊溝通的重要水路。比如，戰國後期，秦楚鏖兵的丹陽（今屬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丹江和淅水交彙處一帶）就是當時丹江水運的起點。此地的喪失意味着秦軍可以以此為起點，通過漢江—丹江水路運送軍糧，攻打楚國腹地，楚國核心區将無時不面臨秦兵突然而至的威脅，故楚懷王不惜發傾國之兵反擊。再如，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桓溫第一次北伐，從江陵（今屬湖北省荊州市）出發，先乘船經雲夢通渠抵達襄陽，從襄陽進入均口（今屬湖北省丹江口市均縣西），逆丹江而上，到達南鄉，再改由步兵從淅川西進以攻打由前秦政權控制的關中地區（今屬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西南）。（《晉書·桓溫傳》：“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
安史之亂後，受東部地區戰亂和軍閥割據的影響，東南财賦無法從汴水—大運河一線運到長安，于是，經鄂州（今屬武昌）或荊州溯漢江而上的漢江航道就成為唐王朝最重要的水路。南方物資經漢江運至襄陽後再運往長安的主要路線有二：一是從襄陽溯漢江西上，可一直到陝西南部的洋州（今屬陝西洋縣，在漢江北岸），再轉陸路經梁州（今屬陝西漢中）走褒斜道越秦嶺至長安；二是沿丹江到商洛地區，然後再陸路轉運至長安。漢江—丹江水路遂成中晚唐時期京師财賦物資供給的生命線。
北宋時，首都繼續東移至開封，仰賴南方漕運供給。其中，長江下遊地區物資可直走大運河，而長江中上遊地區物資需繞道走大運河，非常不便。當時，路出方城的“南襄隘道”為著名通道，交通頻繁，而漢江支流白河流域經長期開發，其河道多有整治，較為通暢，且白河自襄陽至南陽段又是宋代的重要運糧水道，當時負責運糧的官員遂産生開鑿運河以直通京師的想法。
于是，太平興國三年（978年），西京轉運使程能獻提出在白河上源的南陽至方城開鑿一條管道（見圖6—2—3），引白河水北上，使其通過蔡河（前身為戰國時魏國所鑿之溝通黃、淮的“鴻溝”）以“達于京師”。宋太宗采納了該方案，诏發丁夫和兵丁數萬人，“塹山堙谷”，但其終因地勢與水位的關系—方城地勢太高，所引之水無法到達，加之山洪暴發而失敗。
诏發唐、鄧、汝、颍、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内作坊副使李神佑、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堙谷，曆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裡，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複多役人以緻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堙廢焉。
直接溝通漢江與黃河的運河工程雖然屢告失敗，但絲毫未能影響漢江在北宋漕運方面的重要作用。10年後的端拱元年（988年），又有人建議開荊南城東漕河（見圖6—2—4，前身即雲夢通渠），開古白河，使物資可由荊州直達京師。雖然“古白河終不可開”，但通漢江的荊南漕河整治成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
至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上書《通進司上書·便宜三事》，第一事即為“通漕運”。他認為漢高祖、曹操等人的行軍路線表明漢江—丹江水路的意義重大，建議疏通其舊水路。如此則漢江幹流沿岸武昌、漢陽、梁州、洋州、金州（今屬安康）、商州（今屬十堰）等地的财物，都可以通過漢江—唐白河水路運至南陽，然後通過武關道或丹江運往關西，進而纾解關西乏糧之困。他還盛贊漢江沿岸樹木繁盛，易于建造船舶和車輛。
南宋時期，為阻擋金兵南下，荊州屢興水櫃工程，由此産生規模宏大的軍事水利工程—三海八櫃，其淹沒範圍極廣，荊南運漕與天然河道已相混而不可确指，至元代被廢，漢江水運是以大受影響。元、明、清之後，京師常設北京，江南财富仰給大運河運送，漢江水系不再是關系社稷安危的漕運樞機，但仍是西北、中原與長江之間的水陸轉運要道。
清康熙中葉，關中大饑，需運糧接濟，于是又有人建議在龍駒寨（丹江航道上遊終止處）和潼關之間開鑿運河，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關中漕糧問題。此建議并未被采納，糧食仍需經襄陽從丹江水運至商州，再陸路轉運至西安。運河之事雖仍未成，但丹江水運規模在清中葉仍相當可觀。
清乾隆六年（1741年），陝西對陝南墾殖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大批湖廣、江西移民紛紛湧入陝南、鄂西。陝南人口在康熙中期僅有49萬，至道光初年已增至384萬，當地農業與手工業的蓬勃發展，使漢江幹流的航運事業迅速恢複并趨于興盛，安康逐漸成為陝南、鄂西北最大的貨物集散、轉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