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歐洲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此時協約國東線戰場的重要成員俄國正在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劇變。随着列甯和托洛茨基上司的十月革命獲得勝利，蘇維埃俄國誕生了。僅僅5年以後，1922年一個由15個蘇維埃共和國組成的聯盟國家形成了，它就是蘇聯。
俄國曾經是一個令歐洲乃至世界敬畏的軍事巨人，但當斯大林接替列甯成為蘇聯最高上司人時，他接過的卻是一個一戰慘敗和内戰慘勝的爛攤子。事實上，早在1855年英法聯軍攻陷了塞瓦斯托波爾要塞起，沙俄的軍事地位就已經面臨嚴峻的挑戰。克裡米亞戰争的失敗導緻俄國内部沖突進一步加劇，君主專制制度在國内外威信掃地。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加速向東方擴張的步伐。然而1904年日本在英美的支援下向沙俄發起挑戰，并于次年擊敗了俄國。那麼俄國後來又是如何發展，最終在二戰之後成為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的呢？本文先來講述從十月革命到二戰爆發這段時間，蘇聯是如何重新崛起并擺脫孤立的。
※蘇維埃模式下的孤立俄國?※
日俄戰争失利之後，俄國與英國開始走近，并帶着雪恥和複興的追求，毅然參與對巴爾幹事務的幹涉之中，對奧匈帝國宣戰。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國力羸弱，俄軍在東線戰場傷亡慘重，卻始終無法打開局面。随着戰場局勢的糜爛，其内部先後爆發了兩場革命，直接迫使其率先退出了大國争霸的戰場。
随着蘇維埃的掌權，同盟國将蘇俄視作軟弱可欺的良機，協約國卻将其視作擾亂棋局的叛徒。結果就是一戰後期，蘇俄遭到同盟國的猛烈羞辱，俄國為此不得不與德國簽署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割讓烏克蘭、波蘭、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地，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尋求脫離戰争。然而一戰的結果是協約國得勝，這的确促使和約失效，卻也招緻紅白内戰的爆發和戰勝國對蘇俄的幹涉。
在此後數年，新生政權為了生存而苦戰不休，“不流血”的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得以保全，病疫、戰亂、饑荒和屠戮造成了俄國超過兩千萬人的死亡，數百萬人逃離家園。經濟崩潰導緻許多受教育人士流亡海外，俄國盧布對美元的匯率也從1914年的2：1暴跌至1920年的1200：1，成為一戰各參戰國通脹率最高的國家。當然，對于蘇俄乃至蘇聯最為關鍵的影響是國際上的孤立處境。蘇維埃意識形态下的蘇聯，天然地遭到了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排斥，國際地緣局勢非常惡劣。如何破局成為蘇聯上司人斯大林的當務之急，所幸俄國人遠遠沒到無牌可出的地步。
※彼得大帝與列甯的戰略?※
斯大林所繼承的不僅有蘇聯廣袤的領土和豐富的物産，還有分别承襲自彼得大帝和革命導師列甯的大國戰略傳承。沙皇俄國是在莫斯科公國的基礎上崛起的，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侄女索菲娅·帕列奧羅格為後，自認為是拜占庭帝國（東羅馬）的正統的皇位繼承人，奉行希臘正教，進而以一切東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宗主國自诩。從彼得大帝開始，曆代沙皇（即俄語凱撒）皆在大俄羅斯主義的引領下不斷向外擴張。
彼得大帝改革是俄國走向近代化的開端，是以彼得大帝本人的喜好和傾向也深刻影響了近代俄國人的社會風氣。比如彼得大帝本人對工程技術非常擅長，稱得上是一位超級工程師。在這種工程師精神的熏陶下，俄國形成了一套獨特而強悍的軍工傳承。他對出海口孜孜不倦的追求，符合大航海時代的曆史背景，并逐漸成為沙俄的國家宏觀層面大戰略。在彼得大帝任内，俄國通過“大北方戰争”擊敗瑞典，幾乎将波羅的海囊括為俄國的内湖，後世繼業者們也紛紛四處謀求新的出海口。出海口戰略也是以對沙俄乃至蘇聯的外交、軍事和地緣方略的制定産生了很大影響。
強人政治是彼得大帝帶給俄國人的另外一個政治基因，這源于他遊曆西歐的經曆。為了推動俄國從落後狀态脫離出來，成為大國博弈的佼佼者，彼得大帝決心用鐵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促進俄國的發展。這種政策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内形成國家的爆發力，卻極大地透支了作為基層和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長期發展均衡。一戰結束前後，蘇俄在先後遭遇同盟國、協約國和白軍進攻的時候，列甯就曾效法彼得大帝的風格，形成了戰時蘇俄政策。
除了戰時模式之外，列甯還為俄國帶來了高度務實的外交政策。1918年與德國簽署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被列甯視為1807年與拿破侖時代的法國簽署的《提爾希特和約》等價而論，認為均是擷取喘息之機的權宜之計。另外一個列甯留下的遺産是“禦敵于國門之外”戰略，這源于蘇俄建立之初，因内憂外患導緻的一系列戰争。在平息内戰的過程中，國内與國外反蘇勢力糾纏不清，緻使後期鞏固政權的戰争愈發帶有越境攻擊作戰的色彩。
列甯時期，紅軍在西線兵鋒最遠已經推進到了華沙城下，卻因幹涉國群起支援波蘭而功虧一篑；在東線，紅軍不但将日軍趕出了西伯利亞，甚至明目張膽的趁着中國内外交困之際，将自己的觸手伸向外蒙和東北地區。于是主動出擊，防患于未然，也成為斯大林時期蘇聯外交的一大特點。
※凡爾賽體系下的燭光斧影?※
從表面來看，凡爾賽體系下的蘇聯遭到世界大國的普遍孤立，然而從更深層的角度思考，卻是另外一種視野。一戰的慘烈程度是空前的，随着步入工業化戰争時代，戰場上的厮殺對于士兵個體而言變得毫無意義。更為重要的是英法雖是一戰的戰勝國，卻并未獲得多少實質收益，反而從戰前的債權國淪為債務國。此時的大英帝國雖然仍然處于世界霸主地位，卻早已日薄西山。德國雖然戰敗，但美國和日本的崛起勢頭卻絲毫不減。在世界主要大國之中，美、蘇、德、日不斷沖擊由英法主導的全球殖民體系舊秩序，隻有更加衰弱的法國和若即若離的意大利勉強算是自己的潛在盟友。正因如此，雖然德、意、日等國雖然打着“反蘇”的旗号，其實質卻是在沖擊以英國為核心的凡爾賽體系，這為蘇聯騰出了足夠的外交空間。
當時的地緣格局詭谲多變，陷入束縛的德國極力尋求外交突破，為此魏瑪德國傳奇外長施特雷澤曼頻繁加強與蘇聯和美國的關系，并利用美蘇反過來迫使英法放寬對德國的壓制。德國之是以為尋求蘇聯的支援，是因為從1928年到1932年，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的蘇聯工業體系獲得了長足發展，工業産值已經達到了一戰前夕的234.5%，早已今非昔比。
在蘇聯，工程師群體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一直如此。卓越的工程師群體構成了所謂“斯大林模式”的核心，而這恰恰是後來衆多效仿者所忽視的。在這些工程師的研發下，“波波沙”沖鋒槍、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強擊機等衆多神兵利器成為蘇軍最鋒利的“刺刀”。經濟大危機爆發之後，德意日在“反蘇”大旗之下聚攏在了一起，英法順水推舟的希望禍水東引以緩解随着自身持續衰落所面臨的地緣危機，至于美國則宛若一團巨大的迷霧，潛藏在大洋深處默默窺探着歐洲的動向。在此背景之下，斯大林有理由擔心世界上會出現一個空前龐大的反蘇聯盟，盡快将蘇聯提升至軍事大國行列就顯得迫在眉睫。
※蘇德走近，震撼全球?※
事實上，蘇聯和英國所面臨的地緣困境類似，都有可能面臨一個空前龐大的敵對陣營，其差別僅僅在于是推翻世界霸主、建立新秩序還是絞殺蘇維埃政權的動機上。由于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大肆鼓噪，英國首相張伯倫有理由相信通過綏靖政策可以迫使德蘇雙方率先發生碰撞。正所謂驅虎吞狼、坐收漁利，斯大林同樣深谙此道。早在1935年張伯倫還沒有在英國上台之時，斯大林就曾寫信給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清晰地表達了挑動歐洲各國互相争鬥，確定蘇聯置身事外，進而攫取戰略主動安全的目的。
斯大林在東亞，通過軍援中國來牽制日本，又利用日本來制約美國。在歐洲則同時保持與英法和德國的接觸，以為後招蓄勢。在蘇聯的戰略安排中，以歐洲為主、亞洲為輔，但20世紀30年代日本陸軍激進派的北進姿态導緻亞洲問題遠比歐洲方向緊迫，至“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蘇開戰的可能性驟增。為此蘇軍在遠東部署的兵力從“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的六個步兵師、兩國騎兵師一躍上升至了1936年底的十六個步兵師、三個騎兵師、坦克1200輛、飛機1200架、潛水艇30艘，總計兵力約29萬人。此時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北韓半島的總兵力也不過8萬人，更罔論交通條件的改善導緻蘇軍機動運輸能力增強等因素的影響。
通過增強在遠東地區的兵力部署和對中國的軍事援助，蘇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住了日軍。而在歐洲，斯大林則着力建立一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借以對抗由德意日構成的反蘇集團。不過，張伯倫顯然看到了蘇聯想要離間英國與德日關系的意圖，故而态度極為抵觸。是以蘇聯轉而求其次，尋求與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簽署互助條約。不過當時的法國根據一戰的經驗，其國防戰略以防禦為主，為此修築了頗為精良的馬其諾防線，不可能主動攻擊德國。換言之，如若德國率先攻擊蘇、捷，法國将坐視不管；如若率先攻擊法國，捷、蘇卻要承擔牽制德國的責任，這對于斯大林來說顯然是一個“糟糕的協定”。
然而慕尼黑協定的墨迹未幹，希特勒轉手就肢解了捷克斯諾伐克，這促使英國民意出現逆轉，張伯倫下台、丘吉爾上台。英國人強烈要求政府承擔起對波蘭、羅馬尼亞乃至希臘的安全責任。英國因波蘭問題被迫與德國對立，而德國也因羅馬尼亞同時涉及蘇德兩國，于1939年初決定謀求蘇德合作。斯大林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遇，蘇德兩國迅速走進，并于當年8月簽訂了震驚世界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國際地緣格局随之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