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觀點嗎，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關系呢？
“忠”與“孝”是儒家的兩個重要概念，包含于我們常說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中。對于這兩個概念，我們自以為熟知，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忠”便是忠誠，即無條件的忠誠于君主；“孝”便是孝順，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們蔽于流而不知源。後世小說家常說：“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這兩句話在市井中傳播甚廣，以至于有人認為這便是儒家的主張。其實并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對愚忠、愚孝的。我們無論是溯源于先秦還是後世儒學，都可證明這一點。
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張。他認為臣子對于君主并不是一種人身依附的關系，而是一種對等的關系。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隻有在這種情況下，臣子忠于君主才是必要的，因為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則。孔子一生周遊列國，以求見用于當道便是為了尋求明君來實作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于自己本國的君主。近年來出土的郭店楚簡有一篇叫作《魯穆公問子思》，魯穆公問道：“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答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這便是說明一個臣子的本分不在于阿谀奉承，而是能夠犯顔直谏，指出君主的錯誤和過失，隻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裡，則提出了“仁政”說，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個隻有以群眾利益為重的君主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否則就應該推翻他，正如“湯放桀，武王伐纣”一樣，這是吊民伐罪之舉，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後來的荀子也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即認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于現實的政治，應該以王道理想為依據，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關于“忠”的主張，我們在儒家經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時期還未出現絕對的尊君觀念。
所謂的“忠”除了強調合乎道義的忠君外，最重要的還是強調對于朋友的“忠”。如《論語》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不僅優先于忠信，而且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更是多于“忠信”，可見在孔子那裡，“孝悌”的價值是高于“忠信”的。
儒學發展到漢代，在漢武帝時出現“獨尊儒術，表彰六經”的狀況，儒學獲得了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此時雖然已經由周代的封建制變為郡縣制，但宗法制的傳統還存在，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便是我們常說的“家國同構”。基于此，統治者意識到，用于處理家庭、宗族内部倫理關系的“孝”是可以被擴充到社會上的，這便是《禮記》所講的“資于事父而事君則敬同”。是以，《孝經》在漢代極為重視，不僅将“舉孝廉”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方式；皇帝的谥号中還含有“孝”字，如漢孝文帝、漢孝武帝等，這便說明了統治者對于“孝”的重視。
《孝經·開宗明義》便說：“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将“孝”倫理政治化，将其視為國家實行政教的根本。又說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這裡便将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
在《孝經·事君章》也說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将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這裡的“将順其美，匡救其惡”便是強調對國君正确有益的政令要積極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夠順利實行；但同時也強調對于國君的過錯和失誤要及時加以糾正和補救，以使其惡政暴行能夠受到制止。
在《孝經》中最為精彩的便是《谏诤章》，曾子問道：“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則明确對之加以否定。孔子認為：“父有诤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當不義則诤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什麼是谏诤？劉向在《說苑·臣術》中說：“有能谏言于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谏；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诤。”由此我們可見一個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順”，有時該“逆”的時候還得“逆”。不要一味的無條件的愚忠愚孝，因為父母、君主總有糊塗的時候，如果不加以及時的阻止他們，就會讓他們犯下更大的過錯。如果是這樣，便會毀壞他們的名節。可是後來的腐儒、小說家呢，嚴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的極端言論。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唏噓“經是好經，可惜讓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開曆史，我們發現曆史上雖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為，但也不乏敢于犯谏直谏者。如唐代的魏征，明代的海瑞，他們敢于逆龍鱗，勇于指出皇帝的過失，不僅展現了一個臣子的赤膽忠心，也讓人們明白了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忠”。
通過以上說明，我們更加明白無誤的了解到儒家不僅反對愚忠愚孝，還提倡诤子和诤臣。
所謂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為符合道義時，要積極的奉行；另一方面則是指君王的行為不合道義時，應該及時谏诤，以使其免于錯誤和過失。所謂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為合道義時，應該積極的順承他們，反之則要做诤子，以及時匡正他們的過失，維護他們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