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屆拿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人，那些一流的、創造新時代的，或者說在世界自然科學史上留下名字的獲獎者，無一例外的都是哲學家。
——張汝倫
今天我來到這裡授課是非常偶然的，也是義不容辭的，為什麼呢？不為别的，為“哲學”這兩個字。2008年，在上海的中國文化論壇上，中國經濟學家餘永定教授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國家吃不要哲學的虧，吃大了。”對于此言論，我深表認同。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官方公布的數字顯示，我們每年送出去的留學生有上百萬，卻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這是什麼道理？我想，肯定不是中國人的腦子不好使，而是中國人缺乏某些東西。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曆屆拿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人，那些一流的、創造新時代的，或者說在世界自然科學史上留下名字的獲獎者，無一例外的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晚年接受采訪時也經常說：“我首先是哲學家，其次才是科學家。”
愛因斯坦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比利時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叫普裡高津，他的哲學著作有很多已經翻譯成了中文。當年我一個同僚的哥哥考取了普裡高津的研究所學生，他們師生第一次見面時，普裡高津就大談老子哲學，結果我們中國的理科高材生卻一句都不知道，在那裡急得汗流夾背，手足無措，隻能聽人家說老子哲學有多麼高明。日本第一個諾貝爾實體學獎的得主叫湯川秀樹，他的自傳也已經翻譯成了中文，大家可以去看看。他說他發明介子是得益于他十六歲時讀的《莊子》。現代量子力學的奠基者尼爾斯·玻爾在了解了我們中國古代的哲學以後，就特意把我們的太極圖設計到他的家徽上去。國外的自然科學家們研究中國哲學，從中國哲學中得到啟發的例子舉不勝舉。
普裡高津
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亞洲互相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上，抽空召集了各國援華的專家，還開了一個座談會，其中有一個專家是美國的諾貝爾實體學獎得主，他說複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硬體設施在很大程度上與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世界名校相差不遠，甚至在有些地方還能超過它們。有時候，我們國家給外國專家的報酬甚至要比國外高校或科研機構給的還要高，但是為什麼那些國外的科學家們不願意到中國來工作？他用一句話指出：中國沒有批判的氛圍。批判的氛圍是說人們能指出舊東西的毛病，然後才能有新的突破。他還說，他之是以能夠不斷地前進，得益于他早年的哲學生涯。這就是哲學的缺失對中國造成的一些不利影響，隻是很小很小的一方面。
更可怕的是，第一，沒有哲學，咱們中國就出不了大師。第二，沒有哲學，咱們這個民族就是一個可笑的民族。我們國家對哲學不感興趣，是從近代以來開始的。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過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哲學發展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前，主導中國學術的是幾個權貴，如傅斯年和胡适等。他們甚至公開說中國的哲學系應該關門。傅斯年甚至給胡适寫信說：“謝天謝地，我們中國人沒有哲學，這是中國人的大幸。”大家可以試想，如果讓這樣的人主持中國的學術工作，中國的文史哲是個什麼境地。大家可以去看任何一本談西方文明的著作，暫且不看談西方的思想家、藝術家的著作，隻看其他門類的書也會發現，西方很重視哲學，就連西方的政客做報告時也總是會說他們的文化的核心是哲學。
傅斯年（左一）、胡适（左二）
1973年，法國總統蓬皮杜第一次訪華，他在說祝酒詞的時候，裡邊全是哲學引證。這個就和我們太不一樣了。我們國家現在的一般人，哪怕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哲學持有這三種看法：第一，認為哲學是大學上的政治課。第二，認為哲學是一幫沒什麼用的騙子胡扯混飯吃的東西。第三個觀點稍微好一點，認為哲學還是可以的，隻不過聊備一格，用處不大。
我在德國留學時，大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國的物質條件和西方的相差太遠了，我剛到德國時受到了很多刺激。一個刺激就是，有一次我的德語老師在下課後，帶我去參觀了一個足球場那麼大的超市，看完以後，他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不怎麼樣。于是他繼續問我：“為什麼你會感覺不怎麼樣？你們中國有嗎？”我回道：“中國沒有。”他很奇怪，不明白我為什麼不對德國的大超市感興趣。我繼續回他：“我到你們德國來，不是因為對你們的超市感興趣，而是對你們德國的文化感興趣，尤其是你們的哲學。你們德國的哲學是人類的瑰寶，是德國人對世界人類最大的貢獻。”他聽完之後，默不作聲。
後來又有一件事情讓我極其震撼。就是上課的時候，我讀的那門課是非常艱深的一門課，是研讀海德格爾的一部晚期著作，這部著作當時剛出版就引起了世界轟動，而這部遺著的編撰人是我的導師，于是他就率先在全世界開了這部著作的一個讨論大會。上課時間是下午五點到晚上八點，中間隻休息一次，但是不能吃東西。那時，無論天氣多麼惡劣，總有一個德國老太太拄着雙拐，跟我們一樣來占位子聽課，下了課之後她就跟我一起搭公共汽車，然後在冰天雪地裡一瘸一拐地滑回家。她這個歲數還來學習哲學，既不是為了學位，更不是為了當教授，也不是為了找工作吃飯，是為了興趣而來的。她對哲學的熱愛讓我極其震撼，是以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我們中國要趕上德國的物質條件，三十年就夠了。但是要有像她這樣的人，恐怕再過三百年也不一定會有。因為咱們中國人實在太實際，做什麼事情都講究有用，如果沒有用的話，就不會去學了。
導師
張
汝
倫
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上海市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學會副會長、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外社會科學》雜志特約編委，《當代中國哲學叢書》主編，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研究方向是德國古典哲學、現代德國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先秦諸子、儒家哲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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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牛亞傑
稽核：高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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