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拿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那些一流的、创造新时代的，或者说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获奖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哲学家。
——张汝伦
今天我来到这里授课是非常偶然的，也是义不容辞的，为什么呢？不为别的，为“哲学”这两个字。2008年，在上海的中国文化论坛上，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教授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吃不要哲学的亏，吃大了。”对于此言论，我深表认同。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我们每年送出去的留学生有上百万，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肯定不是中国人的脑子不好使，而是中国人缺乏某些东西。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历届拿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那些一流的、创造新时代的，或者说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获奖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晚年接受采访时也经常说：“我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科学家。”
爱因斯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比利时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叫普里高津，他的哲学著作有很多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当年我一个同事的哥哥考取了普里高津的研究生，他们师生第一次见面时，普里高津就大谈老子哲学，结果我们中国的理科高材生却一句都不知道，在那里急得汗流夹背，手足无措，只能听人家说老子哲学有多么高明。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叫汤川秀树，他的自传也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大家可以去看看。他说他发明介子是得益于他十六岁时读的《庄子》。现代量子力学的奠基者尼尔斯·玻尔在了解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后，就特意把我们的太极图设计到他的家徽上去。国外的自然科学家们研究中国哲学，从中国哲学中得到启发的例子举不胜举。
普里高津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抽空召集了各国援华的专家，还开了一个座谈会，其中有一个专家是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硬件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相差不远，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能超过它们。有时候，我们国家给外国专家的报酬甚至要比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给的还要高，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外的科学家们不愿意到中国来工作？他用一句话指出：中国没有批判的氛围。批判的氛围是说人们能指出旧东西的毛病，然后才能有新的突破。他还说，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前进，得益于他早年的哲学生涯。这就是哲学的缺失对中国造成的一些不利影响，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方面。
更可怕的是，第一，没有哲学，咱们中国就出不了大师。第二，没有哲学，咱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可笑的民族。我们国家对哲学不感兴趣，是从近代以来开始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哲学发展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前，主导中国学术的是几个权贵，如傅斯年和胡适等。他们甚至公开说中国的哲学系应该关门。傅斯年甚至给胡适写信说：“谢天谢地，我们中国人没有哲学，这是中国人的大幸。”大家可以试想，如果让这样的人主持中国的学术工作，中国的文史哲是个什么境地。大家可以去看任何一本谈西方文明的著作，暂且不看谈西方的思想家、艺术家的著作，只看其他门类的书也会发现，西方很重视哲学，就连西方的政客做报告时也总是会说他们的文化的核心是哲学。
傅斯年（左一）、胡适（左二）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第一次访华，他在说祝酒词的时候，里边全是哲学引证。这个就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现在的一般人，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哲学持有这三种看法：第一，认为哲学是大学上的政治课。第二，认为哲学是一帮没什么用的骗子胡扯混饭吃的东西。第三个观点稍微好一点，认为哲学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聊备一格，用处不大。
我在德国留学时，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的物质条件和西方的相差太远了，我刚到德国时受到了很多刺激。一个刺激就是，有一次我的德语老师在下课后，带我去参观了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超市，看完以后，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于是他继续问我：“为什么你会感觉不怎么样？你们中国有吗？”我回道：“中国没有。”他很奇怪，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对德国的大超市感兴趣。我继续回他：“我到你们德国来，不是因为对你们的超市感兴趣，而是对你们德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是你们的哲学。你们德国的哲学是人类的瑰宝，是德国人对世界人类最大的贡献。”他听完之后，默不作声。
后来又有一件事情让我极其震撼。就是上课的时候，我读的那门课是非常艰深的一门课，是研读海德格尔的一部晚期著作，这部著作当时刚出版就引起了世界轰动，而这部遗著的编撰人是我的导师，于是他就率先在全世界开了这部著作的一个讨论大会。上课时间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休息一次，但是不能吃东西。那时，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总有一个德国老太太拄着双拐，跟我们一样来占位子听课，下了课之后她就跟我一起搭公交车，然后在冰天雪地里一瘸一拐地滑回家。她这个岁数还来学习哲学，既不是为了学位，更不是为了当教授，也不是为了找工作吃饭，是为了兴趣而来的。她对哲学的热爱让我极其震撼，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中国要赶上德国的物质条件，三十年就够了。但是要有像她这样的人，恐怕再过三百年也不一定会有。因为咱们中国人实在太实际，做什么事情都讲究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就不会去学了。
导师
张
汝
伦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方向是德国古典哲学、现代德国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先秦诸子、儒家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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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牛亚杰
审核：高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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