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宣布，漢文帝劉恒的霸陵已被發現，位置就在陝西省西安市的白鹿原。
說起漢文帝，一般人們會想到“文景之治”，想到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然後浮現出一個仁厚愛民的皇帝形象。
這個形象，其實主要是司馬遷塑造出來的。《史記·孝文本紀》大體可以視為一篇“漢文帝好事集錦”。這些好事包括：廢除連坐的嚴酷律法；被缇萦上書救父感動後廢除肉刑；頒布漢帝國的第一道罪己诏，不許“秘祝之官”将本屬于皇帝的災禍轉移給百官；推行重農政策，減免田地租稅；批評祠官祭祀上天時光給皇帝祈福不給百姓祈福；下诏與匈奴和親，稱匈奴侵擾邊境是自己德行不夠；在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苑囿狗馬服禦”；聽說造一座露台要花費十戶中等人家的資産，便取消了計劃；後宮之中衣服不許曳地，帏帳不許文繡……
不過，這恐怕并不是完整的漢文帝。細查《史記》的其他篇章，劉恒還有另外一副面孔。
他本是自血腥鬥争中熬出來的人物。呂後時代殺戒頻開，三位趙王先後死于非命，惠帝之子前少帝（姓名不詳）也死得稀裡糊塗。劉氏皇族無不戰戰兢兢，代王劉恒也不例外，他是靠着隐忍才保全了性命。以周勃與陳平為首的軍功老臣們血洗了呂氏家族，選擇迎立劉恒，也是被他的隐忍所蒙蔽，覺得劉恒的母族無勢力可言，不會構成威脅。
然而，即位的第二年，劉恒便走出隐忍亮出了手腕。他采納賈誼之策推動“列侯就國”，順利瓦解了軍功老臣在長安城的勢力，解除了他們對未央宮的威脅。
按漢初制度，軍功老臣們受封列侯後可以住在長安，不必前往封邑。這是軍功老臣們能串聯起來血洗呂氏的主因之一。劉恒抓住了這個關鍵，以列侯常駐京城勞民傷财（日常消耗需由封邑内的吏卒百姓千裡迢迢運來）為由，下诏要列侯們集體回到封地，以減輕百姓負擔，隻有在朝中有職務者可以例外。皇帝把愛惜民力的道德制高點牢牢占住，軍功老臣們無由反對。
稍後，劉恒又點名周勃，說他既然是百官之長，就該帶頭回到封邑，以支援朝廷的仁政。以讓周勃有做榜樣的機會為由，劉恒趁機解除了他的丞相職務。皇帝一箭雙雕，周勃有苦難言，隻能無奈就國。這位“誅呂安劉”時的風雲人物，回到封地後便長期活在了恐懼之中。《史記·绛侯周勃世家》裡說，聽聞本郡太守與郡尉下來巡視，周勃便精神高度緊張，須身着盔甲帶着全副武裝的家丁，才敢去見太守與郡尉。周勃的恐懼，折射出了劉恒的老辣。之後處理諸侯王時，劉恒也用了相似的手段。
既能隐忍不發，也能殺伐決斷，這樣的劉恒與其說是寬厚長者，不如說更像漢武帝式的雄主——武帝整肅官僚，打擊諸侯王，開征重稅，出擊匈奴，這些事文帝其實也全都幹過。司馬遷将劉恒的隐忍不發與殺伐決斷，全放置在其他篇章，《孝文本紀》裡隻記錄佳言好事，意味着他不願突出劉恒“雄主”的一面。
司馬遷這樣做，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史記》寫作時，正值武帝奢靡無度、征伐不斷、對百姓極盡壓榨之能事。司馬遷有許多意見無法直接表達，隻好将筆力放在《孝文本紀》裡，讓文帝的佳言好事與武帝的所作所為構成鮮明對比：武帝窮奢極欲，《孝文本紀》裡則說劉恒自奉甚儉；武帝征匈奴無休無止，《孝文本紀》裡則說劉恒征匈奴适可而止以和親為結局；武帝任用桑弘羊大力剝削百姓，《孝文本紀》裡則說劉恒輕徭薄賦；武帝以嚴刑峻法治國，《孝文本紀》裡則說劉恒廢除嚴刑峻法。
其實，“文景之治”的含金量有限，《孝文本紀》裡的佳言好事也不能完全當真。賈誼曾對文帝說，“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可見百姓們的日子過得并不好。《史記·佞幸列傳》裡也記載，文帝寵幸鄧通，将一座銅山賜給他，允許他自行鑄錢，以至于“鄧氏錢”遍布天下。這與自奉甚儉的形象很沖突。
《風俗通義》裡記載，漢成帝曾就“文帝的真實曆史形象”一事多次詢問劉向。成帝問：文帝做了天子之後“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真有這種事嗎？
劉向回答“皆不然”：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盡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世傳的節儉形象，不屬于真實的文帝。文帝多次出擊匈奴，耗費巨大，加上災荒，常出現“百姓饑乏”的情況，不會有“粟升一錢”這種事情。文帝時代“民重犯法”，仍是嚴刑峻法那一套，斷獄僅三百人之說不可信。文帝還喜歡帶大隊伍外出遊獵，賈山與賈誼均勸谏無效。他寵幸佞臣鄧通，也是一個大污點。
成帝再問：後世贊美文帝簡直可以與周成王相提并論，這形象是怎麼來的？劉向回答“生于言事”，文帝仁德愛民的曆史形象，主要來自他願意善待提意見之人。無論官職大小，都可以向文帝提意見。采納也好，拒絕也罷，文帝的态度多是褒贊，少有嚴懲。是以後世之人見到這類檔案，便覺得文帝是一位仁主聖王。
劉向沒有诋毀文帝的必要。他當時負責整理宮廷檔案與藏書，如此評價文帝應該有他的材料依據。劉向能見到的材料，司馬遷當然也能見到。他将這類材料減省挪移至其他篇章（如寵溺鄧通），将《孝文本紀》做成佳言好事集錦，既是欲對現實有所批判，也是因為他手中并無其他批判手段。《史記·孔子世家》裡，司馬遷說，孔子奔波一生到了晚年，憂慮“吾道不行矣”，于是開始寫《春秋》，寄望用這本書将自己的價值觀傳遞給後世。這是司馬遷對孔子的了解，也是他與孔子的共鳴——《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裡說，“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稱贊孔子“可謂至聖矣！”；《孝文本紀》的“太史公曰”則援引孔子的話，贊譽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共鳴之意至為明顯。《孝文本紀》，便是司馬遷的《春秋》。
江村大墓墓葬
《孝文本紀》裡說，劉恒很節儉，霸陵裡放的全是廉價瓦器，不以金銀銅錫裝飾。劉向則說文帝奢靡，用黃金将未央宮前殿裝飾得富麗堂皇。究竟孰是孰非，此次霸陵的發掘，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