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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6日），西漢第三位皇帝，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代王，都太原。漢高帝去世後，呂後臨朝稱制，漢惠帝英年早逝，諸呂掌握朝中大權。呂後去世後，太尉周勃聯合丞相陳平等人粉碎諸呂勢力，迎立代王劉恒進京繼位，史稱漢文帝。
漢文帝即位之後，勵精圖治，興修水利，厲行節儉樸素，廢除肉刑，實作國家強盛，百姓小康，開啟“文景之治” 的發端。漢文帝謹慎對待諸侯國勢力過大及匈奴入侵中原等問題。對待諸侯王，采用以德服人、以武平亂的态度。對待匈奴，采用和親止戰的方式，營造安定團結、休養生息的政治局面。（以上百度百科）
公元前166年，漢文帝十四年，雲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東北）太守魏尚忽然接到朝廷敕令被削職奪官，并入獄一年。原因僅僅是在報功戰表和實際清點中，有六顆匈奴人頭的出入。
那一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領十四萬人大舉入侵漢朝，朝那、蕭關相繼失守，北地都尉陣亡，整個北方一片哀鴻，唯獨雲中郡，因為魏尚的存在，而被匈奴膽寒，除了派出少數騎兵和散落部落騷擾外，匈奴主力竭力避免與雲中郡發生正面沖突。
對于匈奴的大軍來說，雲中郡幾乎像一把尖刀插入草原腹地，硬生生将草原分為東西兩部分，沒有首領願意留下一堆屍體無功而返，是以不得不尋找防守力量相對薄弱的朝那等地尋求對内地的突破，魏尚将軍在匈奴軍中如雷貫耳。
詐增虜獲是漢朝大律。漢朝沿襲秦朝做法獎勵軍功，但也對針對争功相嫉行為，嚴令杜絕，對斬首捕虜虛增人數沒有如實上報幕府的“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甚至是殺頭的死罪。魏尚被人彈劾有理有據，漢文帝随即诏準。
對大多數人來說，将軍生涯或許結束，或者是被獄吏以及獄友折磨而死，即便僥幸生還，也隻能從最底層的軍士重新做起，再回到雲中太守的位置，幾乎難于上青天。
這在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事例，陟罰臧否不勝諸舉，構陷也好，實情也罷，犯律者已然下獄再無申訴之門，在官場上能抱打不平的人幾乎微乎其微，皇帝的金口玉言，天下敢犯龍顔逆鱗者幾何？
但就有這樣一個人敢這麼去做，而且他根本不是一個官吏，僅僅是漢文帝禦前甘泉宮的普通守衛。如果不是下罪魏尚的消息，他或許還像平日般靜靜的站崗放哨，他的生命或許就在靜靜的皇宮中卻了。這一年，他已經六十五歲了。
面對須發皆白的侍衛，漢文帝驚訝自己軍中能有年近古稀還處于低級軍階的人，若不是他今天局促不安來回走動，他根本不會在意終日站在甘泉宮外士兵的年齡和長相。出現這樣的情況，漢文帝擔心國内兵源嚴重短缺。
“老人家是哪裡人，如何偌大年紀還在此做事”？
“臣名馮唐。曾是趙國人。我朝建立後由代地遷至安陵。因為事孝，被薦舉中郎署長，侍奉于您。”馮唐如實回答。
“代郡，那可還記得趙将李齊，他曾給朕講過钜鹿大戰時的情形，現在我都記憶猶新。”文帝回想起年輕時做代王時候故事，顯然對馮唐持有了一份天然的親近。
“李齊他比不了廉頗、李牧啊”，因為年齡關系，馮唐更喜歡回憶更久遠的事情，“先祖曾追随李牧将軍鞍前馬後，家父也與李齊将軍賬下聽令，二人交情過密”。
“原來算故交啊。可惜我朝沒有廉頗、李牧這樣的英雄。”顯然，文帝更想把馮唐作為故舊進行交心。
“有廉頗、李牧這樣的将軍，陛下也不用！”
早已習慣大臣的阿谀，忽然間聽到冰冷的漠視，剛才激動的心情，瞬間就跌落冰點。文帝忽然明白這個白胡子老頭為什麼年齡依然地站在寒風中護衛的原因了。如果不是朝那、蕭關軍情緊急，或許漢文帝對馮唐一翻訓斥。
怒氣沖沖的漢文帝甩袖而去，留下因為激動，胸膛起伏帶動胡須亂顫的馮唐。周邊的軍士們不知道轉身之後的漢文帝雷霆之怒何時發作，隻是遠遠地看着這個平時就極其倔強的老頭，但沒有一個人敢上前聞訊，都怕皇帝的怪罪牽連己身，甚至有人斷定，馬上便會有軍官領旨将馮唐拉下去處置。
果然時間不大，内務太監傳旨帶走了馮唐。四下軍士們一陣騷動後瞬間就恢複了平靜，在王權社會，莫不說天子之怒，就是高上一級就能置人于死地，而且還是堂而皇之的可以公諸于世的理由，比如魏尚。倘若他與有司交好，很可能便是另一種結局：天理國法之外的人情。魏尚一心抗敵，又怎懂人情世故？倘若懂了人情世故，又怎能會舍身忘死固守邊疆。
馮唐再見到文帝時，很明顯文帝還餘怒未消。“爾居然當衆對朕羞辱？”
“卑賤之人不知禮儀”。馮唐已然将生死置之度外，非但沒有向漢文帝道歉，相反用模棱兩可的話語直接回應着漢文帝的質問，以強烈自嘲的形式高調地表現出對漢文帝的不屑。事已至此，馮唐沒有退路，或許他根本不需要退路，正直之人，總有一種義無反顧的精神。
、“你怎麼說朕不會用廉頗、李牧？”終于，漢文帝問出了他心中的疑惑，也是觸犯龍顔的核心所在，而這也是馮唐所需要表達的層面。
忠言逆耳，放下生死的馮唐向漢文帝全面介紹了魏尚在雲中郡的真實情況，這是一個竭盡全力為國分憂的人：把自己在戰場上用性命換來的的俸祿拿出與下屬和士兵一起分享，甚至五天就殺死一頭牛，戰士們可以盡情狂歡，同仇敵忾，是以匈奴人刻意避開雁門郡，因為他們知道魏尚和他的鐵軍守護在這裡。這些士兵們出生入死保衛大漢江山，他們出身卑微，大多是鄉野出身，根本不知道“尺籍、伍符”這些後方官員們所使用的考核辦法。
血染疆場終日鏖戰的軍士們已經精疲力竭了，就因為清點敵軍首級時區區六顆頭顱的出入就将守将降罪。以魏尚如此威武和愛兵如子為大漢江山于金錢、性命于不顧之人，又何嘗對在六顆人頭之上邀功請賞？魏尚便是當下的廉頗、李牧，可惜文帝“削其爵，罰作之”，以此推理，即便廉頗、李牧再生，對漢朝也無事無補。
馮唐很氣憤，但說出了漢朝吏制選拔的诟病，也是中國此後兩千年封建帝制下難以根除的官場頑疾，總有人沖鋒陷陣保家衛國，也總有人屍位素餐暗室私心，很多武将可以刺刀見紅的戰場上昂然屹立巋然不動，但不會在和風細雨的官場中尋找到自己合适的坐标。且不說廉頗、李牧、魏尚等武夫，就連善于攻心之策的韓信也難以戰勝官場的十面埋伏。
一翻長篇論政說完，馮唐就等待着漢文帝開刀問斬了。如果是傳說中的昏君，馮唐必死無疑，曆史上也有很多诤臣直谏而身死家亡的故事。典籍中記載的第一位因為進谏忠言而被殺的是關羽祖先關龍逢。當時夏桀無道，沉迷于妺喜，造酒林肉池，傳說酒糟可達數十裡，上面可行船遊樂。
關龍逢借獻邊關告急的黃圖時勸說夏桀要講究仁義、體恤民情，否則夏桀危局将如頭上懸着危石，腳下踏着春冰，随時都會有滅亡的危險。哪知夏桀卻惱羞成怒：“你隻知我滅亡，卻不知你會先我而亡”。關龍逢被施以炮烙之刑。這個典故馮唐即便不知，也知道觸犯君王的下場。
好在漢文帝不是夏桀之流，立刻明白馮唐抱怨的同時一股濃郁的報國之情和抱打不平的忠貞氣質，非但沒有怪罪馮唐，相反越級提拔馮唐作車騎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國的車戰之士，并持節雲中去赦免魏尚。
盛世的出現離不開人才的多層次挖掘。漢武帝之前，文帝和景帝對漢朝的人才機制進行了系統性的優化，并初步形成隋代科舉制度出現之前重要的人才選拔任用制度：察舉制和征辟制，以相向而行的兩種方向的進行人才發現。察舉制由民間推薦逐級上報，并由朝廷下委任命官職，漢文帝即位之初漢文帝就曾诏令全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者，以匡朕之不逮”，馮唐便是因為以孝聞名而成為此诏的受益者。
另一種方式便是征辟制度，由皇帝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力，直接欽定德才兼備者任職，此次對魏尚的赦免和起複便是利用這種方式。皇帝親自任命叫做征選，公卿大臣及州郡官吏行使此職能隻能叫做“辟除”。漢朝初年因循秦制，平民如若想成為國家管理，通常有四個途徑可以實作：血緣、買爵、軍功和得到進階官員的賞識辟除。察舉制和征辟制打破了貴族子弟壟斷仕途的局面，有利于下層人士的參政議政，擴充了朝廷視野和決策依據，使國家在各項政策頒布和重大決議頒布時能考慮底層社會的意見和态度，對漢朝盛世的出現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抑于曆史的局限性，無論察舉還是征辟都有着制度的缺陷，一方面掌握實權者可以放棄為官理念任人唯親或者打擊異己，另一方面大量平庸之才或碌碌無為之輩充斥朝堂，逐漸形成較為緊密的關系網，以官官護衛的心态互相依存。如後來東漢末年已經被宗法制淘汰的社會底層的劉備就是憑借家譜，從中山靖王上千子孫中挂靠上皇叔關系而起家：這已經淪為另一種更為悲觀的國家用人制度——門閥制度。
權貴們在制度面前享有的種種特權是漢代國家制度建設的最大漏洞。比如漢法規定公侯及嗣子和官員三百石以上者享受有罪“先請”的特權，即隻要不是謀逆造反等十惡不赦的罪行，一般都可以得到赦免，同時還有所謂議親、議貴、議賢等減免權貴犯罪刑罰的做法，按照親疏遠近，同罪異罰或者異罪同罰。“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魏尚的經曆便是最好的證明。
隻可惜世上馮唐太少，漢文帝并非曆朝都有，也很少有人有耐心在不谙世事的人群尋找真正的英雄，反而發出天下無英雄的感歎。唐朝韓愈曾做《馬說》，在現實與寓言間探尋出一個發人深省的道理：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于奴隸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間，不以千裡稱也。馬之千裡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裡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裡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裡也？
韓愈用近乎不符合正常思維和邏輯的沖突訴說，即“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的非因果關系，強硬地進行現實對照，既既寫出千裡馬的抑郁不平，也寫出不識真才者的愚昧專橫。千裡馬在無人給它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時，有時欲一展所長卻有力無處使，最後到了無力可使的程度，連一匹普通馬也比不上，實作不了日行千裡的功能，是以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馬”。
因為自信，千裡馬志向在千裡而非阡陌，大将軍亦如是，他的威猛豪放天性純正會掩蓋他的小節和弱點，他們在戰場上養成的耿直根本不允許他們如朝堂中的文臣有着玲珑心思，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很多事情在他們眼裡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官場大忌，如六顆人頭的這樣微小數字的出入，恰恰就是讓他死無葬身之地的“滔天罪狀”。
與魏尚相仿的武夫，還有飛将軍李廣，就是馮唐與漢文帝在甘泉宮朝堂對證的這一年，李廣以平民身份從軍入伍，遠去朝那、蕭關禦敵并斬獲軍功，晉級為中郎将。漢文帝是親眼見過李廣的威武與勇猛，親贊李廣說，如果你是在高帝時期，“萬戶侯豈足道哉”。
漢文帝金口玉言一語成谶，在跨越了隴西都尉、任騎郎将兩個重要軍階後，李廣以骠騎将軍的身份出任漢景帝衛尉，作為禦林統領卻不安于内務，依然帶兵與匈奴決戰。觀戰陣前的李廣，是一場純粹的牽魂懾魄心的武戲，李廣并不滿足于指揮，經常沖鋒在最前面與匈奴展開肉搏，有着萬人敵的稱号，在他擔任太守時的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等七郡，匈奴大軍數年不敢前來進犯。很多人願意歸于他麾下作戰，有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美譽。
居功至偉，離武将最高榮譽封侯僅有一步之遙，然而此刻他被官場小吏們抓住了兩個緻命把柄：行軍散漫和懈怠文書。
行軍中，李廣并不要求士兵按照儀仗隊般的保持軍容，以行進較快的方式搶占較好的宿營地，也不安排更夫和哨卡，埋鍋造飯後倒頭就睡。同時懶于書面彙報，不進行公文簿冊的整理。李廣後方的文官們翹首以待的捷報并未頻傳，久而久之對李廣産生了很大的意見。
李廣以為保境安民便是職責所在，敵不犯我更是邊境防務的最高境界，但嚴重忽略身後花香之地舞文弄墨一般文臣們需要前方戰場上的公文簿冊，無論真假都能成為他們晉升之道，在他們妙筆生花或者口誅筆伐下，無論功過，都可以随意放大或縮小。
人際關系的緊張使李廣在後半生幾乎寸步難行。場上有兄弟部隊的掣肘，完全沒有整理配合的軍事素養，更多時候采取了孤立的方式，經常是李廣的大軍無功而返。朝中沒有人給李廣進良言，戰前皇帝禦前最高最高軍事中樞經常支配李廣難以遇敵的行進路線或者較為較為兇險的部位，如果不是李廣較為頑強，早已命喪沙場或者被俘遇害了。即便如此，他還是因為一次偶然的失誤，被敵人短暫的俘虜便被官吏彈劾淪為庶人。
李廣有着武将特有的行事風格，并不拘泥于既定的教條限制，這也是他在早期不被人關注的情況下能夠按照戰場客觀變化取得長勝的秘訣。但在後來他的這種優勢便被各種制度所局限，極大地壓制着他豐富的戰争藝術和浪漫的軍事才華。
“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深夜的李廣扪心自問，似乎都問心無愧。但官場上再無一人像當年高帝時陳平封侯一般趨炎附勢了。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漢武帝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漠北之戰，已經六十歲的李廣随軍出征。然而在此次戰役中，李廣被風頭正勁的衛青極度邊緣化，并且安排最為邊遠和難以行軍的一條線路中，身經百戰的老将居然在漫漫黃沙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這是天意啊天意”。實在無意在官場争鬥的李廣引刀自刭，臨死前他向天而哭，我已“年六十餘矣，終不能複對刀筆之吏”。
李廣死後，天下百姓莫不哀恸。
馮唐易老，馮唐易老啊！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無論蘇東坡如何感慨，李廣也成為了永遠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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