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老聃,或稱李耳的思想的記述，而李耳是春秋時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裡（今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人，據記載，他曾作過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書的官員），他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唐皇武後封為李耳為太上老君。李耳也被認為是道教的創始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李耳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謀略家。
據傳，李耳在函谷關前著五千言的著作，後人稱之為《老子》，又稱《道德經》或《道德真經》，也有人認為更早的時候，該書名為《德道經》，根據一些資深學者的看法，《道德經》與《易經》和《論語》被認為是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經》成書的具體時間現代已難以确定，但根據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年代推算，其成書年代至少在戰國中前期。
首先，《老子》一書闡述了比較深刻和抽象的哲學理論，它以“道”來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書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夫莫之命（指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義。可以說，道為本源，道法自然，這即是《老子》一書的兩個最根本的命題。一個是解釋世界萬物的根本來源，一個是講發展的基本方式。
其次，《老子》還強調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兩面，即：“反者道之動”，并能由對立而轉化，“正複為奇，善複為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同時，《老子》還認為，事物均為“有”與“無”之統一，“有、無相生”，而“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李耳在《老子》一書中所闡述的哲學思想，是先秦諸子中最為深刻、深奧的哲學理論，而其表述也是最具概括抽象的哲學述論方式，李耳的思想理念是“很哲學”的。
再次，《老子》不僅是哲學經典著作，而且也是先秦傑出的謀略典籍，據專家考證，《老子》一書吸取了兵家的很多思想資源，或者說，李耳的思想有不少部分是從兵書中演化而來的。毛澤東曾說，《老子》是一部兵書；唐代王真也說：“五千之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蘇轍說，《老子》“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王夫之說，對于《老子》，“言兵者師之”。《老子》書中本來就有談兵的話語，如：“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乃無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再如，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他還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兇年。”河上公稱老子為“儉武者”，這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把兵學提升到政治哲學的高度，以成“人君南面之術”，為統治者提倡“無為”而“無不為”的“君道”，這實際上與兵家的“詭道”是相通的。是以，老子與兵家有淵源，他也是謀略家，是以，同樣是道家，老子和莊子大不一樣，老子更多的屬于政治權謀大師，而莊子更多的是一位天真的家。老子提出了“人君南面之術”，很有智謀；而莊子卻夢到蝴蝶醒來後不知是蝴蝶變成莊子還是莊子變成了蝴蝶，很具有藝術家的天真。
此外，《老子》一書有相當一些謀略思想是很值得注意的，比如：該書提出了順應自然、以柔克剛的謀略原則，如“守柔曰剛”、“道法自然”、“緻虛極，守靜笃”、“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上善若水”等。再如，《老子》一書具有深刻的“欲擒故縱”的行事政策，如：“将欲翕[xī] 之，必故張之。将欲弱之，必故強之。将欲廢之，必故興之。将欲奪之，必故與之。”還有，《老子》一書注重物極而轉化的道理，提醒人們注意“物極必反”道理，例如：“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等。
最後，《老子》非常重視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讷。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也就是說：最完滿的東西，好似有殘缺一樣，但它的作用永遠不會衰竭；最充盈的東西，好似是空虛一樣，但是它的作用是不會窮盡的。最正直的東西，好似有彎曲一樣；最靈巧的東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辯才，好似不善言辭一樣。清靜克服擾動，賽冷克服暑熱。清靜無為才能統治天下。
司馬遷認為：《老子》為“後世陰謀者法”，老子确實有權謀思想。當然，有人認為，說老子是陰謀家這讓老子太冤枉了，因為老子強調的是通過道德修養而達到一種簡單狀态，他說“智慧出，有大僞”，主張“絕巧去利”，是不主張陰謀的。
總之，老子，李耳，是哲學家，也是謀略家，他的哲學思想被研究得比較多，而他的謀略思想相對被探讨、研究得相對少一些，筆者是研究中國古代謀略與管理方面的，對老子的謀略思想很有興趣，筆者相信，《老子》一書，還很值得從管理謀略方面去加深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