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成都就是去探望成都的叔叔和家長朋友，看看這些90歲的健康老人，和他們聊天，也是我們做年輕一代的責任。
我母親四個兄弟姐妹，她有一個妹妹，接下來的兩個弟弟，姐姐和弟弟都去世了，叔叔比我媽媽小兩歲，88歲。
那年，叔叔從成都解放高中畢業，在西藏參軍，後來在四川西藏工作了四十年。他在世界海拔最高的縣麗塘縣工作了二十多年，在縣警察局和縣政府的其他幾個部門工作。
退休後，他擔任中國援藏基金會成都辦事處主任和第二任名譽理事（第一任主任由省民委主任任命）。他具有偉大的上司才能和人格魅力，在四川省少數民族地區享有很高的聲望，深受漢族和藏族幹部的歡迎，許多藏人把他視為知己，甘孜藏族自治州，那些宗教名人，活佛是他的朋友。
20世紀70年代，我兩次，姐姐有一次去康定麗塘工作去寒暑假，我們哥哥姐姐和媽媽的親戚在叔叔中間。
這位88歲的叔叔現在身體健康，頭腦清醒，暢通無阻，仍然能夠去菜市場買菜，坐公共汽車上街。去年，我可以騎自行車出去，和我的孫女一起在遊泳池裡遊泳......
哥哥姐姐在成都舅舅家和他聊了三四個小時，他也沒午睡休息，晚上還和我們一起打車出去吃飯，老人這麼靈性居然讓我們的兄妹羨慕不已。
與叔叔聊天的内容主要是關于我母親家庭的過去曆史。
我們一個月前向他報到，到浙江省長興，他們的祖籍親眼見，叔叔和兒子，我們表哥兩個人一邊聽着興奮，說他們也想回祖居看看去散步。
舅舅告訴我們，我的母親、舅舅和爺爺的父親從清朝天國的浙江來到成都，到四川圖鼎寶軒當監獄長（相當于現任省政府秘書長），後來嫁入一戶，在成都紮根，他有三個兒子， 這三個兒子長大後結婚結婚，各有三個兒子，九個叔叔中的一個有我的母親，叔叔的父親，也就是我哥哥的爺爺。這是浙江省湖州市的長興魏家族姓氏，遷徙到四川省成都市，此後一直在發展。
舅舅繼續說，他的爺爺在清末和早年人是成都著名的社會聖賢之一，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優雅、文化精湛的人，品味理論、象棋畫、玩古董......它在成都非常有名。
舅舅說，著名作家巴金成都的故居就在燕家附近，他們李家跟我們和他的家人和他家的關系都說不出來。
我以前聽說過我的母親，著名指揮家鄭小軒一家離家不遠，鄭小軒和我姐姐、媽媽是我小時候的好朋友。
這次在成都，去了一個"東門城井"，因為成都著名的大咖喱網，美食家平叔來這裡招待我喝茶，吃川菜。
這是一群老成都的建築群，是李的故居所在地，是以我參觀了李的故居。
李的故居是民國的一座老建築，看到這一切，喚起了我的記憶。
民國初期，我母親家在成都正東街有四座這樣的豪宅，解放後兩院的老建築還在使用。20世紀70年代以後，我上中學的時候，每年寒暑假都想從西安回成都看望我的祖母、阿姨、叔叔和叔叔，然後回到成都祖母家，住在老房子的唐家。但在1980年代中期，它被拆除并建造成住宅樓，多年來，我聽說那裡會有拆除和開發。
我和姐姐還去了西南交通大學的宿舍區，去看望我父母的同學，92歲的蘇叔叔和90歲的郭阿姨。
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四川大學最優秀的學生，兩人有70年的友誼，包括現在的我們年輕一代。
蘇叔叔比我父親小四五歲，也在土木工程系工作，是我父親的男學生，他是我父親在四川地下黨的戰友。老人九十二歲，身體健康，可以去釣魚。
老伴郭阿姨和我媽媽是四川工業大學化學系最好的同學，是Yumi的那種親密朋友。
這些年來我去成都家為老媽媽看兩個老，這次跟他姐姐又來了，我們聽到老人講過去那些事。
我們的兄妹還去四川大學看望了他們父母的一位好朋友，今年92歲的黃貴芳阿姨。
黃阿姨解放前是我父親的四川大學大地下黨的戰友，解放後四川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20世紀50年代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待。
黃阿姨的父母也住在成都方正東大街，和我爺爺的家是鄰居，兩代人都很熟悉，黃阿姨的女兒在1970年代在西安上學，工作，經常來我家走來走去，和哥哥姐姐都很熟悉。
這次我們去看黃阿姨，她很開心，拉着哥哥姐姐的手講述了過去。在那裡我還見到了黃阿姨的哥哥，80歲的老人聽說我是燕家的後裔，非常激動，回憶起早年兩家的過去和叔叔的幾段友情，聊了聊就知道他們家和巴金的李家也有親戚關系。
黃阿姨已經九十二歲了，除了腿腳不便，身體很好，前兩年孩子帶着輪椅帶她出國到俄羅斯、香港、澳門和歐洲，她特意去看望馬克思的墳墓。
幾年前，88歲的四川大學黨委第一書記黃貴芳也向四川大學師生們作了題為"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四川共青團——我在共青團的10年"的主題演講。銀發黃貴芳在從業人員的幫助下上台，結合自己的經曆，講述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期間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的四川大學生的故事，用生動的故事呈現了四川大學的近代史。
聽女兒告訴我們，黃阿姨還在努力，想着寫一些重磅的文章。九十二歲，可以這麼，我們的哥哥姐姐真的為她高興！
在成都的最後一天，我來到了九英橋附近的四川大學舊校區大門。計劃是重訪這片土地，20多年沒來這裡，然後進去看看，畢竟這是我爸爸，媽媽上過大學的地方。
成都解放後，父親從四川大學地下黨調到第18軍，率領大部分四川畢業生加入先遣部隊進藏，為大部隊進藏開辟川藏公路（現318國道）。
母親在這裡工作，是新中國四川大學的第一批畢業生之一。
前幾天我還想去重慶大學，喜歡，走進四川大學找過去的家長腳印，但很抱歉，因為疫情防控，校外所有人員都不允許進入。
它已被記錄在網際網路上：
1948年，國立四川大學共有6個學院，25個系，10多個專科，兩個研究所。學校共有教職工981人，其中專任教授166人，在冊研究所學生共6405人，占全省大學生人數的2/3以上，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高等院校。
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政府在成都十二橋進行了駭人聽聞的"12-7"大屠殺，其中36名政治犯被秘密槍殺。其中十幾人是四川大學的師生。
記得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經常回到成都，經常來四川大學。
我的父親在成都有一個表盤達州的出身，他們從小是同學，是親密的朋友，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一起參加革命，分别在重慶、成都大學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後，除了少數人調到北京打工外，大部分人留在成都打工，後來在省市政府和部門擔任上司，也有一些人在四川大學、西南人民大學等學校工作。解放後，我和父母保持着密切的聯系，經常四處走動，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家從北京中部到西安，和成都近在咫尺，接觸、走得更多，包括孩子之間。回到成都的時候，經常去四川大學校園裡舅舅阿姨家。
探望我們的長輩是我們成都之行的主要任務，當然，我在成都有一些親戚，有的老朋友，有的曾軍同志，甚至北京的兄弟們在成都買房養老。
到成都看的人真的太多了，是以每次回成都的日程安排都會很緊，這次是意料之中的。
現在退休了，看來成都我應該經常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