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要制造南京大屠殺慘案？

文 | 張純如

南京大屠殺隻是在漫長的 9 年戰争中日軍無數野蠻暴行中的一個事件。早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就已作為亞洲第一個違反戰争禁忌的國家而臭名遠揚，它不僅将空軍作為戰場上的武器，還将其作為恐吓平民的手段。接着，日本又發動軍隊進行了一場始于上海、經由南京并推進到中國内地的殺戮運動。

雖然日語中并沒有對中國人進行“最後解決”的說法，但日本帝國政府準許了在中國某些地區徹底消滅所有人的政策。最殘忍的政策之一是在中國華北地區實行的“三光政策”（搶光、殺光、燒光），中國共産黨的遊擊隊在該地區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有效打擊了日本侵略者。一位沮喪的日本上校在日記中透露了這一殘暴政策是如何簡單明了：“我接到上級指令，要把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殺掉。”

這一政策的結果是，1941 年日軍發動了旨在消滅華北農村地區所有人的大規模恐怖主義運動，導緻該地區人口從 4 400 萬銳減到2 500 萬。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即朱爾斯·阿徹（JulesArcher）認為，從該地區消失的 1 900 萬人中大部分遭日軍殺害，不過其他學者推測有幾百萬人逃到了安全地帶。《中國的血腥世紀》（China’sBloody Century）一書的作者R·J·拉梅爾（R. J. Rummel）指出，即使該地區消失的人口中僅有 5%的人遭到日軍屠殺，這一數字也接近100 萬。

日本人還對中國發動了殘忍的生物實驗戰。有些生物戰是報複性的，由于懷疑某些村莊曾在 1942 年 4 月協助美國飛行員對東京進行空襲，日軍直接對這些村莊進行報複。在可以用作轟炸機着陸區的地方，日軍屠殺了 25 萬名中國平民，并在方圓 2 萬英裡的區域内破壞了所有中國機場。戰争期間，華北同其他地區一樣，所有城市和地區都成為生物武器的襲擊目标。我們現在知道，日軍飛行員将帶有瘟疫病菌的跳蚤撒播到上海、甯波和承德等大城市，并将裝有緻病細菌（霍亂、痢疾、傷寒、鼠疫、炭疽、副傷寒）的燒瓶投入河流、井水、水庫和民房。

日本人還在食物中摻入緻命的細菌，使中國平民和軍隊受到感染。将摻有傷寒病菌的餅丢在露營地周圍，誘惑饑餓的農民食用；在釋放數千名中國戰俘之前，将帶有傷寒和副傷寒病菌的食物分發給他們。

最終的死亡人數令人難以置信，在 157.8 萬~632.5 萬人之間。拉梅爾提出了一個審慎的估計數字：死亡 394.9 萬人，其中隻有 40 萬人不是平民。他還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日軍的搶劫、轟炸和醫學實驗所導緻的饑荒和疾病還導緻了另外數百萬人死亡。如果這些死亡人數也被記入最終的統計數字，那麼可以說日本在對中國的戰争中殺害了1 900 多萬中國人。

大多數人都無法準确地了解，日軍在施暴時究竟出于什麼心态。許多曆史學家、目擊證人、幸存者甚至當年的施虐者本人總結了日軍赤裸裸的殘暴行為背後的動機。

許多日本學者認為，南京大屠殺這一恐怖暴行與日軍在中日戰争期間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種名為“壓迫轉移”的現象導緻的。《隐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戰争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書作者田中雄喜認為，現代日本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潛藏着極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軍隊對其官兵施加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二是日本社會的等級特性，這種等級制度中的社會地位是由與天皇的親疏遠近決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軍隊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無盡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給軍官洗内褲，或是順從地站着任由上級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鮮血直流。用奧威爾式的說法，對日本士兵的日常打罵稱為軍官“愛的行動”，日本海軍通過“鐵拳”整肅軍紀的做法則被稱為“愛之鞭打”。

有人指出，在等級制度中，那些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階層的生殺大權，往往極具虐待狂傾向，而日本士兵到達海外後，他們在嚴酷的等級制度中積聚的憤怒突然找到了發洩口。在國外或殖民地，日軍作為天皇的代表，對該地群眾享有極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當地最有權勢和名望的中國人地位高，由此不難看出，多年來一直壓抑的對權威的憤怒、仇恨和恐懼終于在南京爆發為無法控制的暴虐行為。長期以來，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級施加給他們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國人也必須接受日本士兵給予他們的任何懲罰。

學者們認為，導緻日軍暴行的第二個因素是日本軍隊中許多人對中國充滿仇恨的蔑視——這種蔑視是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培養而成的。盡管日本人和中國人有類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話）種族特征（也許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認為這威脅到他們自身的獨特性），但日本軍隊中許多人将中國人視為低于人類的物種，殺死他們就像捏死一隻臭蟲或殺掉一頭豬一樣，無須承受任何道德壓力。事實上，無論在戰前還是戰争期間，日本各級軍人經常将中國人與豬相提并論。例如，一位日本将軍曾這樣告訴記者：“坦率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國人看作人，我則将他們看作豬。”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位日本軍官将中國俘虜 10 人一組捆在一起，然後把他們推入坑中燒死，他為自己開脫罪責時解釋說，他殺死這些中國人時的感覺與殺豬是一樣的。1938 年，日本士兵史郎在南京寫的日記中坦言：“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中國人的性命更有價值。因為豬肉還可以吃。”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軍隊為暴力賦予某種神聖的意義，将其視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産生的力量同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驅策歐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樣強大。1933 年，一位日本将軍在一次演講中聲稱：“每一顆子彈都必須注入帝國的光輝，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士兵懷疑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否正當。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戶說過，他從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天定命運。一位當地的基督教牧師問永富：“上帝與日本天皇，哪一個更偉大？”他毫不懷疑正确答案是“天皇”。

有一個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天皇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便堅定地采取下一步行動——相信戰争（甚至與之相伴的暴力）最終不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戰争的受害者從中獲益。許多日本人認為暴力是取得勝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勝利将對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架構下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中國。日本那些無情毆打學生和士兵的教師和軍官也持同樣的觀點，當他們對受害者拳腳相加時，堅持認為這完全是為了他們好。

松井石根将軍在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時，他或許對日本人這種自欺欺人的普遍心理進行了最佳總結。1937 年，他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訴自己的支援者：“我去前線并不是與敵人作戰，而是懷着撫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國。” 16 後來，他經常這樣評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鬥争一直是“亞洲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戰争期間我一直懷有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必須将這場戰争視為促使中國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恨他們，相反，我們深愛他們。這就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兄長對弟弟的不端行為忍無可忍時，為使他改邪歸正，不得不對他進行嚴懲。

無論戰後的事态如何發展，南京大屠殺永遠是人類榮譽的污點。然而，這一污點之是以如此令人生厭，是因為曆史從來沒有為南京大屠殺寫下恰當的結局，甚至到了 1997 年，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 1937 年那樣把他們埋在地下，而是将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遺忘的曆史角落。另外，南京大屠殺在西方世界依然鮮為人知，因為極少有人系統地收集相關文獻，并向公衆講述這個曆史事件，這同樣是對受害者可恥的冒犯。

本書在開篇試圖拯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使他們免遭日本修正主義者的再度羞辱，并為數十萬南京的無名墳墓獻上我的祭文。在本書最後，我将對人性的陰暗面進行一些個人探索。南京大屠殺留給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訓，第一個教訓就是人類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紙。有人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危險的種族，具有獨一無二的邪惡本性，永遠也不會改變。但通過閱讀大量關于日本戰争罪行的檔案文獻，以及世界曆史上關于古代各種暴行的記載，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民族的産物，倒不如說是危險政府的産物，該政府身處脆弱的文化氛圍和危險的時代，因而能夠将貌似理性的危險觀念兜售給它的國民，而這些觀念原本是與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殺應該被視為一個警世事件——它告訴我們人類極易被煽動，容許青少年壓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

應該從南京大屠殺中吸取的第二個教訓是權力在種族滅絕中所起的作用。研究過曆史上大規模屠殺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權具有緻命的危險性——隻有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會使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成為可能。20 世紀 90 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屠殺（拉梅爾提出的一個概念，包括種族滅絕和政府實施的大規模屠殺）的泰鬥拉梅爾完成了對 20 世紀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統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一句話來總結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權力導緻殺戮，絕對的權力導緻絕對的殺戮。”拉梅爾發現，政府權力所受的限制越小，該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據其上司人一時的突發奇想或心理陰暗面的沖動行事，發動對外戰争。日本也不例外，諸如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預見的。由軍隊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權政體，利用不受限制的權力策動整個民族去實作少數精英群體的病态目标。

要吸取的第三個教訓也許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類心靈竟能如此輕易地接受種族屠殺，并使我們所有人都成為消極旁觀者，在面對最不可思議的暴行時無動于衷。南京大屠殺當時是世界媒體的頭版新聞，然而當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殺時，世界上大部分人卻袖手旁觀，無所作為。當年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反應，與世人對發生在波黑和盧旺達的暴行的反應，竟然如出一轍：當成千上萬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忍方式死去時，全世界的反應不過是一邊收看新聞報道，一邊搓搓手而已。人們可以辯解說，“二戰”期間美國和其他國家沒能及早阻止納粹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是因為種族屠殺是在戰争期間秘密進行的，而且納粹的屠殺冷酷而高效，直到盟軍士兵解放集中營，親眼看到那裡的恐怖景象後，大多數人才相信之前不斷收到的相關報告确實是真實的。但是，就南京大屠殺或是發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殺而言，這種借口卻不成立。南京暴行早就顯著地刊登在《紐約時報》之類的報紙上，而波斯尼亞暴行則幾乎每天都在每戶人家客廳的電視裡播放。顯然，人性中存在諸多怪誕之處，可以在幾分鐘内将最惡劣的邪惡行徑化作平淡無奇的小事，前提是此類罪惡遠在天邊，不會對我們個人構成直接威脅。

可悲的是，世界依舊以消極的旁觀者心态面對日本的二次強暴——拒絕道歉，甚至拒絕承認曾經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有甚者，日本極端主義分子還試圖将這一事件從世界曆史中抹去。若想更好地了解這種不公平的嚴重程度，人們隻需比較一下戰後日本和德國政府對受害者的賠償情況即可。毫無疑問，單靠金錢并不能換回罹難者的生命，也無法抹去幸存者記憶中的創傷，但金錢補償至少可以表達這樣一種态度，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是由于施虐者的邪惡。

截至 1997 年，德國政府至少已經支付了 880 億德國馬克的補償金和戰争賠款，并且在 2005 年之前還會支付另外 200 億德國馬克。如果将德國政府支付的所有賠款都計算在内的話，包括個體受害者賠償、财産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家法定賠償、個别案例的最後賠償，以及根據與以色列和其他 16 個國家達成的戰争賠款協定而做出的賠償，總數将近 1 240 億德國馬克，約合 600 億美元。日本則幾乎沒有對其戰争罪行支付過任何賠償。在當今時代，甚至瑞士都保證将出資數十億美元設立一個基金，用以歸還曾經從猶太人賬戶上盜取的資金。許多日本上司人則繼續相信（或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家沒有做過任何需要對他國進行賠償的事，甚至無須為日本過去的行為道歉。他們聲稱，有人指責日本政府曾犯下的許多極其嚴重的暴行從未發生過，那些證明這些暴行的确發生過的證據不過是中國人和想打擊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日本政府認為，所有戰争賠款問題都已在 1952 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中解決了。然而，仔細閱讀該條約就會發現，賠款問題不過是被推遲到日本财政狀況改善時解決。該條約在第五章第十四條規定：“茲認定，日本應對其在戰争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盟國以賠償，但同時承認，如欲維持可以生存的經濟，則日本目前的資源不足以全部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并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期間最具諷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日本不僅逃避了戰争賠償責任，而且得到美國數十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幫助之前的敵國成長為經濟強國和自己的競争對手。而今，亞洲許多國家都對日本軍國主義複蘇的前景非常關切。裡根執政期間，美國推動日本增強軍力——這讓許多戰争期間曾遭受日本多年侵略的國家非常不安。“漠視曆史的人往往會成為曆史的受害者。”“二戰”期間曾擔任麥克阿瑟将軍副官的菲律賓外交部長、普利策獎得主卡洛斯·羅慕洛警告說。他還很了解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争性民族精神：“日本是意志非常堅定的民族，他們也很有頭腦。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沒人料到日本會變成世界上重要的經濟強國之一，但它現在已經是了。如果給日本成為軍事強國的機會，它一定能夠成為軍事強國。”

冷戰已經結束，中國正在迅速崛起。其他曾在戰争期間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如今也在國際經濟領域嶄露頭角，并有可能挑戰日本。未來幾年，聲讨日本戰争罪行的激進主義或許會獲得迅速發展。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講，亞洲人在北美公共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年青一代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與其主要集中在科學領域工作的父母不同，他們正迅速在法律、政治和新聞領域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過去，在北美的亞洲人極少涉足這些領域。

從我開始着手本書的研究到完成寫作這段時間，公衆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有了重大進展。20 世紀 90 年代，關于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日本人利用戰俘進行活體實驗以及日本在“二戰”期間所犯其他暴行的小說、曆史圖書、報刊文章大量增加。截至 1997 年，舊金山學區計劃将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列入課程表，華裔地産商們也已經設計好建造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本書即将完成之際，美國政府開始回應活躍分子的要求，向日本施壓，促其直面自己在戰争期間的惡行。1996 年 12 月 3 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一份日本戰犯的觀察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 年 4月，美國駐日本前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告訴媒體，日本需要誠實地直面曆史，他還表達了自己的願望，希望日本能就其戰争罪行進行充分道歉。21 另外，南京大屠殺甚至已經成為一項議案，很快就會送出衆議院。1997 年春，美國國會議員同人權活動家起草了一份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及其他國家戰俘的法案，要求日本正式道歉并對戰争受害者進行賠償。

迫使日本政府面對其戰時惡行的運動甚至在日本也赢得了支援。日本官方拒絕承認戰争期間的暴行，這在許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中激起相當的羞愧和不安。少數敢于直言的日本群眾認為，如果日本政府想在未來獲得鄰國的信任，必須坦承自己的過去。1997 年，日本唯愛社發表如下聲明：

在過去的戰争中，日本傲慢自負地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給許多人（尤其是中國人）帶來苦難。在 20 世紀 30 年代前後的 15 年間，日本不斷發動對中國的戰争。曠日持久的戰争使數千萬中國人成為受害者。在此，我們誠摯地為日本過去的錯誤道歉，并懇請你們原諒。

當代日本人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他們可以繼續自欺欺人，相信日本的侵略戰争是一場聖戰，僅僅因為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自己才不幸落敗；他們也可以承認真相，即世界之是以變得更美好是因為日本在侵略戰争中戰敗，未能将其可怕的“愛”強加于更多民族。唯有正視曆史，日本才能與本民族過去的恐怖行徑一刀兩斷。如果當代日本人在維護曆史真相方面繼續無所作為，他們就會在曆史上留下同其戰時先輩一樣的污點。

日本必須承認自己在南京犯下的罪惡，這不僅是一種法律責任，更是一種道德義務。至少，日本政府應該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對在浩劫中蒙受損失的受害者進行賠償；最重要的是，日本要教育下一代正确面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如果日本期望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并為玷污其曆史的黑暗一章畫上句号的話，這些早該采取的行動對日本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