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争中制造的一起慘絕人寰、震驚中外的曆史事件，是日本侵略者無數暴行中的一個典型事件，其規模之大、持續事件之長、受害人數之多、殺人手段之殘酷，為人類文明史所罕見。近年來，随着大批史料和私人信件的公布，關于南京大屠殺原因的研究再次成為學術熱點，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本文試從日軍暴行心理的角度，一則透視在戰争狀态下普通士兵如何變成了殺人狂，二則分析有哪些心理促成了這種暴行的實施。
一、長期的軍國主義教育，使日軍形成了征服中國的心理，這是導緻暴行發生的直接原因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斷執行侵略政策。在近代日本對中國多次的侵略戰争中，日本最高當局一直迷信并全力實施以武力征服與戰争恐怖威懾為手段，以迫使中國軍民與中國政府畏懼、“猛省”與屈服，達到以戰迫和，實際是以戰迫降之目的，實作與滿足日本對中國的種種權益要求。———這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對華殖民侵略戰争中第一位的與最主要的政策。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與不斷滋長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思想相結合，成為日本對華侵略的精神支柱；日本高速發展的近代經濟與陸海軍，是日本對華侵略的物質基礎與戰争工具；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近百年間一批接一批湧現出來的軍國主義分子與右翼勢力，則充當了日本侵華的先鋒與骨幹力量；為軍國主義分子控制的日本最高軍政當局則是日本侵華活動的指揮部。
早在1874 年，日本就對中國發動了第一次試探性的進攻———以琉球漁民遇難為借口，對中國進行戰争威脅與種種要挾，形成“台灣事件”。結果由于本國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的不足，使得日本政府僅獲得了中國政府50 萬兩白銀的賠款，以及占據琉球群島，此外就沒有太大的收獲。為此日本最高當局總結經驗教訓，認為隻有迅速地、大力地增強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才能迫使中國屈服。
1894 年，日本憑借其迅速增強的陸、海軍力量，對中國發動了處心積慮的甲午侵略戰争，打敗了腐敗的滿清政府軍隊，全殲北洋水師，在占領旅順後大屠殺，揚言從南、北兩路夾擊中國首都北京。這迫使清政府迅速屈服，與日本簽訂了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是日本當局對中國推行武力征服和戰争恐怖威懾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成功，而且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日本軍國主義當局更加迷信他們的對華武力征服與恐怖主義威懾政策必将給他們帶來更多更大的成功與勝利。此後，日本随着其國力與軍事力量的進一步增強，對中國武力征服與恐怖威懾的侵略政策也一次一次地更新：1900 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迫使滿清政府簽訂了更加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1903 年出兵中國東北，擊敗沙俄，控制了“南滿”地區；1914 年8 月出兵霸占膠東地區與膠濟鐵路；1927 年與1928 年兩次出兵濟南，殘酷殺害中國的外交人員與濟南群眾，阻撓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北伐。20 世紀30 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加快了侵華的步伐：1931 年9 月18 日，在沈陽發動“事變”迅速侵占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制造傀儡政權———僞“滿洲國”；接着又先後發動上海事變與“華北事變”；在這同時，日本政府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威逼與要挾南京國民政府承認他們的侵華既成事實；承認僞“滿洲國”，答允“華北特殊化”，等等。但日本當局的侵華計劃與侵略行動在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與反抗。中國國民政府雖在某些地方、某種程度上對日本作了一些讓步，但始終拒絕承認僞“滿洲國”，拒絕答允“華北特殊化”等，因而使得中、日間形成了多種“懸案”。這使得日本當局焦躁不安，占主流地位的強硬派主張迅速對華發動戰争，以武力脅迫南京國民政府屈服。1937 年6 月9 日，擔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向日本最高當局建議：“應首先對南京政府加以一擊，……最為上策。”[1]1937 年6 月4 日，日本首相近衛組閣，這是一個對華強硬派占主導地位的内閣。7 月7 日日軍在北平挑起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當局中的強硬派立即要求借機派遣重兵赴中國，一戰擊敗中國軍隊，迅速迫使中國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衛狂妄地說：“把中國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毀他們的意志。”[2]
南京國民政府拒絕投降、堅持抗戰的強硬态度，使日本最高當局更加惱怒。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為了更快地實作“以戰迫和”、“以戰迫降”，隻攻占北平、天津，甚至攻占上海，還是不行的；必須攻占南京并實施嚴酷的“膺懲”———大屠殺，才能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害怕，放棄抵抗，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日本當局認為攻占南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因為南京不僅具有極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是中國政治、軍事中心；是指揮中國軍隊與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司令部和大學營；同時它又是各國駐華外交使節的集中地，是國際觀瞻所在地———因而攻占南京必将在中國國内與國際上産生極大的震撼力與極大的政治、軍事影響，對中國廣大軍民與中國政府的心理産生巨大的沖擊與壓力，使他們在失掉了經濟中心上海後，又失掉了政治中心與首都南京，才會深切地認識到抗戰是沒有前途的，進而放棄抗戰，向日本求和乞降。正像美國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樣，日本最高當局“覺得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剜掉了中國抗戰的心髒，覺得蔣介石會願意講和。”[3]
進攻上海的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就是一個強烈要求攻占南京以征服中國的強硬派代表人物。1937 年8 月19 日，松井石根離東京赴上海前線時，向前往車站送行的陸相杉山元再次表露了他這次出征的“雄心”與計劃：“無論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國民政府屈服，這是膺懲支那的特殊使命決定的。”[4]以上事實說明，普通士兵正是在發揚軍威和使中國屈服的指令煽動下，對中國群眾施以各種暴行的。另外，日軍崇尚武士道的精神，以敢不敢殺人作為是不是一個真正軍人的标準，這樣殺人就是合法的、更是光榮的。同時在軍國主義教育下，普通士兵産生的種族意識也是使士兵變得瘋狂和殘忍的重要因素。石田勇治認為“種族偏見被廣泛地煽動起來，日本人腦海裡深深烙下了民族優越感，對于非戰鬥人員和脫離部隊士兵的大規模屠殺，以對敵人進行集體懲罰的名義被合法化，這些士兵并不認為自己是殺人犯而是把自己當作是實作國家目标的愛國者。”[5]
二、普遍存在于日軍士兵中的大和民族優秀論意識以及蔑視中國人的認知心理，這是暴行發生的内在原因
日本是島國，民族相對單一，資源貧乏，生存與發展的困難重重。大化革新後，日本一直緻力于輸入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欽慕不已。另一方面，日本人一直沒有丢棄本民族的精神“和魂”。以“和魂洋才”為口号的明治維新使日本取得了近代化的成功，擠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和魂”日益走向極端，演化為強烈的種族優越意識。1885 年，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谕吉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說：“我國本土雖在亞細亞之東，但國民精神已脫亞細亞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6](P293)福澤也倡導人的尊嚴“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但他倡導的是日本人的尊嚴，絕不肯推及亞洲其他國家，他稱日清戰争是“謀求文明開化進步者與妨礙文明開化進步者之間的戰争。”[7](P491)在《旅順殺戮乃無稽流言》中，福澤更稱“支那人嘴巴說信義，而實際上不信不義而不以為恥，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不可以當普遍人類看待的人民啊！”[8]日本統治階級為了侵略擴張，竭力灌輸種族優越意識，1933 年作為“機密”發行的教科書《對支那軍作戰方法之研究》稱“支那人非特戶籍法不完善，其兵員中亦浮浪者尤多，能确定其存在者甚少，故即使将其殺害或釋放于他地，當不會成為世間之問題”[9]。下士官菊花池也說“我的成績優秀，因為《軍人敕谕》、《步兵操典.之類》，會都背了下來，……諸如，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是世界的首都。要讓世界各國的首都都祭祀天照大神，都種植櫻樹；天皇是人間之神，是以必須成為世界的統治者，類此教導不絕于耳。我當了下士官後，也這樣給士兵講，一點也不感到沖突，我認為男子漢為此戰鬥而玉碎非常光榮。”[10]在日本兵的理念中，中國人作為人的概念已經不存在了，士兵大前嘉就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态這樣說：“那時，中國人是蝼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蝼蟻之輩，還會受到什麼良心責備嗎？”[11](P40)當以屠殺為主要手段的恐怖方針作為日軍當局的最高政策時，日軍士兵中普遍存在着的非理性的從屬意識與蔑視中國人的認識心理緊緊交織在一起，使南京大屠殺達到空前暴戾的程度。非理性的從屬意識使日軍士兵忠實地執行屠殺的指令和計劃，蔑視中國人的認知心理進一步消除了他們在執行屠殺指令時的良心自責，忠實地充當屠殺的工具，并在殘酷的殺戮中獲得樂趣，日軍完全成了“獸類的集團”。1937 年12 月，日軍在上新河棉花堤一帶燒殺淫掠，搞了三天，日軍殺死了一條軍馬，就逼着許多老人拉馬埋葬，“埋葬”之後，日軍把埋馬的人殺了九個，把人頭砍下來放在馬墓旁，還豎了一個牌子，上寫某某大隊軍馬。[12]
三、長期的對華戰争使日軍形成了畸形的變态心理，是暴行發生的深層因素
日軍在上海會戰中，因久攻不下曾九次增兵。其中在杭州灣登陸的第10 軍（柳川兵團）是從8 月以來就在華北連續激戰的第6 師團（第6 師團是盧溝橋事變以來，在中國北方作戰的尖兵部隊，它比别的師團傷亡大得多）和從日本匆忙動員來的第18、第114 師團合編而成的。而18、114 師團成員大部分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他們在出征前已被告知占領上海後便送他們回國；整個第10 軍官兵都不願久戰。是以，從軍攝影記者河野說：“柳川兵團是在正要回國的時候又被調到前線來的。惱怒在心成了一種發狂的狀态”，日軍官兵普遍産生了一種焦躁不安的情緒。
當攻下南京後，原以為戰争即将結束的士兵并沒有看到希望，此時他們陷入了自暴自棄的心理狀态。一個在中國戰場上從軍5 年又被征集的軍官寫道：“在這裡似乎隻有淫亂一件事在維系着人們的自由的生命。騙人的、違心的證據，像軍人敕谕和戰陣訓之類，大大小小有很多，但唯一證明我們還活着的，可能就是在我們心中蠕動的淫亂的情感和這種情感的發洩，如果說這是獸類的證據的話，那麼戰勝不正是最大的獸類的證據嗎？”[13]可見，連續作戰已使日軍心理上疲憊不堪，難以自拔，暴行則成為了緩解這一心理的唯一良藥。而日軍上級指揮者為激發士氣以保證戰争的繼續，保持士兵對戰争的熱情，更是有意縱容暴行，以緻士兵在宣洩中進一步加大了暴行烈度。日軍進行的殺人比賽就充分展現了這一點。在占領南京之前，素以殘殺中國人民著稱的日軍第16 軍團中島部隊有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野田毅，他們在進軍南京的路上相約作殺人比賽，誰在占領南京時殺滿100 人，誰就是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 人，野田毅殺了78 人。因都未滿百人，競賽繼續進行。12 月10 日中午，兩個殺人狂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軍刀，野田說，‘我殺了105 人，你的成績呢?’向井說：‘我殺了106 人’。但無法确定是誰先殺滿了100 人。于是從12 月11 日起，比賽又在進行。”[14](P260)一名參加攻擊南京的第10 軍士兵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戰争，使士兵變得粗暴、瘋狂。他說：“戰争改變了人，成了隻考慮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戰場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謂自制心或教養一下子全部喪失殆盡。誰都變得眼神可怕，開始出言粗暴，行動瘋狂。”[15]這種畸形的變态心理最突出的表現是施暴取樂，如逼父奸女，逼子奸母等，甚至把人塞進郵袋澆上汽油點火焚燒，再系上手榴彈抛入池塘，“手榴彈爆炸，中國人也慘死了”，“有一種莫名的快感産生”。日軍的變态心理使暴行變得更加瘋狂和殘忍。據當時一些外籍駐華人士計算，日軍入侵南京後每天至少有1000 名婦女遭到強奸或輪奸。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判決書中記載：“強奸事件很多，不論是被害人或是為了保護她的家庭隻要稍微有一點反抗，經常得到被殺害的處罰，全城中無論是年輕的少女或老年的婦女多數被奸了。并且在這類強奸中，還有許多是變态的和淫虐狂行為的事例。許多婦女在被強奸後被殺，還将她們的軀體加以斬斷……在占領後的一個月中，在南京市内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日軍殺人手段極其殘忍：除槍殺外，還有刺殺、活埋、砍頭、火燒、喂狗、凍死、餓死、溺死、電死、開膛挖心等等，其慘無人道，滅絕人性達到頂點。他們屠殺手無寸鐵的居民、被俘的官兵、老人、婦女、兒童，“南京城内血水如長江裡的水一樣流着，屍體像紫金山一樣堆着，精華的南京城變成陰風慘慘鬼哭神号的地獄”[16]。
四、在對被征服者的淩辱與毀滅中，日本士兵害怕受到報複的心理，是暴行全面發生的原因
日本士兵正是從對天皇為中心的國家權威中獲得了戰鬥與屠殺的激情，在大和民族優秀論的光環下，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征服過程中，長期的心理壓抑轉化為暴戾的沖動，他們迷戀殺人、迷戀恐怖。在不斷進行的戰鬥中，他們面對着死亡，越來越多的戰友倒下去了，自身安全感的喪失，必然産生心理的焦慮與緊張，在對被征服者的淩辱與毀滅中，日軍士兵的心理緊張得到暫時的畸形的釋放，關于這一點，田中正明所引畝本正已的手記中有所表述，“投降？想得倒美，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幹掉呢？不能留情，幹掉他。”[14](P328)日本士兵所面臨的恐怖，還在于他們害怕受到報複。正如水野靖夫在其手記中所描述的，“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他們也有一個恐怖感，那就是不知在何時何地就要受到報複，隻要有一個目擊者或死者骨肉、兄弟還活着，這種危險就存在着。甚至母親懷裡的嬰兒，也不知什麼時候會變成複仇的厲鬼，來向日本軍隊報複，是以，要盡量做到斬草除根。”[17]日本兵一經踏上中國國土，就注定要被這種壓力所困擾，于是山川草木都成了他們潛在的敵人，投降的俘虜可能逃走再來攻擊他們，作為中國軍隊潛在兵源的青壯年也完全有可能來襲擊他們。在日軍士兵看來，南京城裡還留有一部分未及撤退的中國“便衣兵”。日軍官方也不斷渲染擴大這個本不存在的虛假資訊，迎合了日軍普遍存在的恐怖心理。疑心生暗鬼，日軍便在大街小巷搜捕，稍有懷疑便橫加殺戮。
暴行是具有傳染性的。我們必須看到，日軍是“獸類的集團”。正如德國政府的代表者所報告的那樣“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犯罪行為。”[14](P580)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集體的犯罪。社會心理學認為，群體有一種集體心理，這種集體心理使得參與者的感覺、思維和行為方式與他們獨處時大相徑庭，使得群衆的行動缺乏理性，把參與者變成未開化的人，行動僅出于本能。群體心理有兩個重要的心理機制：感染與模仿。所謂感染，就是對某種心理狀态無意識的不自主的屈從。這種屈從不是通過不同程度自覺地接受某種資訊或行為模式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傳播某種情感狀态，即通過“心理調整”方式表現出來的。由于這種情感狀态是在群衆中産生的，是以，多次互相強化交往者情感影響的機制在起作用。模仿主要是側重于行為方面，這不是僅僅接受别人行為或群衆心理狀态的外部特點，而且個體也要對别人表現出的行為特點和規範進行複制。感染與模仿的主要手段就是循環反應，互相刺激，互相強化。群體心理并不是孤立的，群體的規模，特别是群體的共同信念、态度、價值取向對群體心理有着重要的影響。
侵占南京的日軍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規模相當大。最多的時候有幾個師團的兵力，最少的時候也有一個兵團的兵力。群體規模越大，個人的因素就越不被重視，日本士兵在大肆殺戮的時候，其壓力也相對減輕，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征服者的軍人團體，強烈的屈從意識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服從指令、愉快地殺伐，蔑視中國人的觀念、膺懲中國的思想又使他們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芥，對被壓抑的心理加以補償，解除因缺乏安全感而導緻的恐怖感的精神需要，等等，普遍存在于日本兵的意識中之中，成為普遍的價值取向，進而使得群體心理呈現出瘋狂的狀态。既然殺人隻是遊戲，殺人多的便是“英雄”，那麼，在這樣的氛圍中，以此為模式進行複制、模仿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向井敏明與野田毅那種互相炫耀、津津樂道的醜态不正是這種氛圍的外在表現嗎？而殺人的方式越殘酷，這種氣氛就越強烈，越能喚起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變得無動于衷、麻木不仁，我們可以從田所耕三的叙述中看到這一點：“那時我住在下關，用從鐵絲網上拆下來的鐵絲，把抓住的人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後架上油燒，這叫做‘捆草袋子’。簡直和殺豬的心情一樣，幹着這樣的事，殺人就不算什麼了，司空見慣了嘛！”[11](P40)正是在習以為常的屠殺中，日本兵變得越來越殘暴異常、嗜血成性。
五、日軍在戰争中遇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形成了強烈的複仇心理是暴行發生的重要誘因
早在松井石根接受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任命時，他與近衛首相讨論進攻南京的政治目的時就說過，如果中國人“堅持民族主義”和“排日情緒”，就必須“付出代價。”[18]顯然，從日軍占領南京後所實施的各類暴行看，所謂“代價”，就是血洗中國首都南京城。“日軍占領南京，以為我即屈服投降”，[14]面對中國軍民頑強的戰鬥意志、抗戰到底的決心，日軍官兵氣急敗壞，戰地記者鈴木自述道：“因常常在殘酷的戰鬥和戰場上置身于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于麻木狀态。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眼前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升騰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國報複的複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就應被日本人奴役，連一絲一毫的反抗都不應該有，記者小俣行男對此評述道“連新聞記者的心理都是如此，是以，一般的士兵不把中國士兵，更不把中國人當人就不足為奇了。”[19]正是在這種嗜虐心理的支配下，日軍把他們在侵占上海與南京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所遇到的挫折，轉化為對我無辜軍民的大肆屠殺，他們以為“由于敵軍殺了我們許多友軍，殺死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即使不是士兵，也都幹掉。日軍不是來不及厘清俘虜、非戰鬥人員以及無辜平民，而是根本不願去分。
日本人當時的宣傳口号是要“懲罰不順服的中國人”。正因如此，屠殺成為日軍的既定方針。請看以下證據：
“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1937 年12 月11 日以後于江蘇省南京市下關及揚子江上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針
方針：決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圍，将抗日軍人及愛國中國人民從東西南北方加以包圍，逐次壓縮包圍圈，以實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殺。”[20]
可見，松井石根的方針即殺光中國軍民。另外，1937 年12 月18 日，當第6 師團就“在下關所俘獲的中國難民十二三萬人如何處理”請示方面軍司令部時，松井石根又指令：“混雜的軍民都應予以‘紀律肅正’。”[21]所謂“紀律肅正”也就是屠殺。像這樣一次大規模的、持續時間長的大屠殺與大焚掠，如果不是依照戰場最高指揮官（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令行事，是絕對不可想象和不合事理的。
日軍第114 師團重機槍部隊的一等兵天所耕造在談到南京大屠殺時說：“這樣的屠殺在城内外一共幹了十天的光景，當然是按指令幹的。……因為這是指令，就什麼也不想了。”[11](P49)參加攻擊南京的日軍各級指揮官，也都曾逐級下達、執行過對敵戰俘和平民的屠殺令。盟軍攻占德國柏林後，在德國外交部機密檔案庫搜到一份秘密檔案，這是當時德國駐南京外交人員給德國外交部的密報，較詳細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對于一般男子的有組織的大量屠殺，顯然是得到了指揮官的許可而實行的。……這不是個人而是整個陸軍，即日軍本身的殘暴和犯罪行為。”這個報告的後段，形容日軍就是“獸類的集團”。杜廷早在大屠殺高潮的12 月17 日，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日軍的目的，是“想盡可能長時間地繼續這種恐怖，以便給中國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如果抵抗，便将招緻這樣可怕的後果。”[22]
剖析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的心理原因，可以肯定，這是日本長期奉行軍國主義教育并使日軍形成非正常心理的結果。正是這種心理在戰争的誘使下，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宣洩，才最終導緻了暴行的總爆發。可見，日本軍國主義及由它生發的侵略戰争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當今日本曆史教育令人擔憂，而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更令珍視和平的人們憂心忡忡。一個忘卻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日本應該對其戰争罪行進行深刻檢討，正視曆史，才能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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