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日本侵略者无数暴行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其规模之大、持续事件之长、受害人数之多、杀人手段之残酷，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近年来，随着大批史料和私人信件的公布，关于南京大屠杀原因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本文试从日军暴行心理的角度，一则透视在战争状态下普通士兵如何变成了杀人狂，二则分析有哪些心理促成了这种暴行的实施。
一、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军形成了征服中国的心理，这是导致暴行发生的直接原因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断执行侵略政策。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多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一直迷信并全力实施以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为手段，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猛省”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实现与满足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权益要求。———这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战争中第一位的与最主要的政策。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不断滋长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精神支柱；日本高速发展的近代经济与陆海军，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物质基础与战争工具；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间一批接一批涌现出来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右翼势力，则充当了日本侵华的先锋与骨干力量；为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则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指挥部。
早在1874 年，日本就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以琉球渔民遇难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与种种要挟，形成“台湾事件”。结果由于本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不足，使得日本政府仅获得了中国政府50 万两白银的赔款，以及占据琉球群岛，此外就没有太大的收获。为此日本最高当局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迅速地、大力地增强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才能迫使中国屈服。
1894 年，日本凭借其迅速增强的陆、海军力量，对中国发动了处心积虑的甲午侵略战争，打败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军队，全歼北洋水师，在占领旅顺后大屠杀，扬言从南、北两路夹击中国首都北京。这迫使清政府迅速屈服，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日本当局对中国推行武力征服和战争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成功，而且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更加迷信他们的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主义威慑政策必将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成功与胜利。此后，日本随着其国力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也一次一次地升级：1900 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3 年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沙俄，控制了“南满”地区；1914 年8 月出兵霸占胶东地区与胶济铁路；1927 年与1928 年两次出兵济南，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人员与济南民众，阻挠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北伐。20 世纪30 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1 年9 月18 日，在沈阳发动“事变”迅速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接着又先后发动上海事变与“华北事变”；在这同时，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威逼与要挟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他们的侵华既成事实；承认伪“满洲国”，答允“华北特殊化”，等等。但日本当局的侵华计划与侵略行动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反抗。中国国民政府虽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对日本作了一些让步，但始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拒绝答允“华北特殊化”等，因而使得中、日间形成了多种“悬案”。这使得日本当局焦躁不安，占主流地位的强硬派主张迅速对华发动战争，以武力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1937 年6 月9 日，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最为上策。”[1]1937 年6 月4 日，日本首相近卫组阁，这是一个对华强硬派占主导地位的内阁。7 月7 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立即要求借机派遣重兵赴中国，一战击败中国军队，迅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卫狂妄地说：“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2]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投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最高当局更加恼怒。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了更快地实现“以战迫和”、“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甚至攻占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并实施严酷的“膺惩”———大屠杀，才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害怕，放弃抵抗，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日本当局认为攻占南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南京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中国政治、军事中心；是指挥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司令部和大本营；同时它又是各国驻华外交使节的集中地，是国际观瞻所在地———因而攻占南京必将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产生极大的震撼力与极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对中国广大军民与中国政府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与压力，使他们在失掉了经济中心上海后，又失掉了政治中心与首都南京，才会深切地认识到抗战是没有前途的，从而放弃抗战，向日本求和乞降。正像美国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样，日本最高当局“觉得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介石会愿意讲和。”[3]
进攻上海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就是一个强烈要求攻占南京以征服中国的强硬派代表人物。1937 年8 月19 日，松井石根离东京赴上海前线时，向前往车站送行的陆相杉山元再次表露了他这次出征的“雄心”与计划：“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4]以上事实说明，普通士兵正是在发扬军威和使中国屈服的指令煽动下，对中国民众施以各种暴行的。另外，日军崇尚武士道的精神，以敢不敢杀人作为是不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标准，这样杀人就是合法的、更是光荣的。同时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普通士兵产生的种族意识也是使士兵变得疯狂和残忍的重要因素。石田勇治认为“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脑海里深深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惩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5]
二、普遍存在于日军士兵中的大和民族优秀论意识以及蔑视中国人的认知心理，这是暴行发生的内在原因
日本是岛国，民族相对单一，资源贫乏，生存与发展的困难重重。大化革新后，日本一直致力于输入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钦慕不已。另一方面，日本人一直没有丢弃本民族的精神“和魂”。以“和魂洋才”为口号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取得了近代化的成功，挤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和魂”日益走向极端，演化为强烈的种族优越意识。1885 年，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说：“我国本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6](P293)福泽也倡导人的尊严“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但他倡导的是日本人的尊严，绝不肯推及亚洲其他国家，他称日清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文明开化进步者之间的战争。”[7](P491)在《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中，福泽更称“支那人嘴巴说信义，而实际上不信不义而不以为耻，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不可以当普遍人类看待的人民啊！”[8]日本统治阶级为了侵略扩张，竭力灌输种族优越意识，1933 年作为“机密”发行的教科书《对支那军作战方法之研究》称“支那人非特户籍法不完善，其兵员中亦浮浪者尤多，能确定其存在者甚少，故即使将其杀害或释放于他地，当不会成为世间之问题”[9]。下士官菊花池也说“我的成绩优秀，因为《军人敕谕》、《步兵操典.之类》，会都背了下来，……诸如，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是世界的首都。要让世界各国的首都都祭祀天照大神，都种植樱树；天皇是人间之神，所以必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类此教导不绝于耳。我当了下士官后，也这样给士兵讲，一点也不感到矛盾，我认为男子汉为此战斗而玉碎非常光荣。”[10]在日本兵的理念中，中国人作为人的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士兵大前嘉就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这样说：“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11](P40)当以屠杀为主要手段的恐怖方针作为日军当局的最高策略时，日军士兵中普遍存在着的非理性的从属意识与蔑视中国人的认识心理紧紧交织在一起，使南京大屠杀达到空前暴戾的程度。非理性的从属意识使日军士兵忠实地执行屠杀的命令和计划，蔑视中国人的认知心理进一步消除了他们在执行屠杀命令时的良心自责，忠实地充当屠杀的工具，并在残酷的杀戮中获得乐趣，日军完全成了“兽类的集团”。1937 年12 月，日军在上新河棉花堤一带烧杀淫掠，搞了三天，日军杀死了一条军马，就逼着许多老人拉马埋葬，“埋葬”之后，日军把埋马的人杀了九个，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写某某大队军马。[12]
三、长期的对华战争使日军形成了畸形的变态心理，是暴行发生的深层因素
日军在上海会战中，因久攻不下曾九次增兵。其中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 军（柳川兵团）是从8 月以来就在华北连续激战的第6 师团（第6 师团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在中国北方作战的尖兵部队，它比别的师团伤亡大得多）和从日本匆忙动员来的第18、第114 师团合编而成的。而18、114 师团成员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他们在出征前已被告知占领上海后便送他们回国；整个第10 军官兵都不愿久战。因此，从军摄影记者河野说：“柳川兵团是在正要回国的时候又被调到前线来的。恼怒在心成了一种发狂的状态”，日军官兵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
当攻下南京后，原以为战争即将结束的士兵并没有看到希望，此时他们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一个在中国战场上从军5 年又被征集的军官写道：“在这里似乎只有淫乱一件事在维系着人们的自由的生命。骗人的、违心的证据，像军人敕谕和战阵训之类，大大小小有很多，但唯一证明我们还活着的，可能就是在我们心中蠕动的淫乱的情感和这种情感的发泄，如果说这是兽类的证据的话，那么战胜不正是最大的兽类的证据吗？”[13]可见，连续作战已使日军心理上疲惫不堪，难以自拔，暴行则成为了缓解这一心理的唯一良药。而日军上级指挥者为激发士气以保证战争的继续，保持士兵对战争的热情，更是有意纵容暴行，以致士兵在宣泄中进一步加大了暴行烈度。日军进行的杀人比赛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占领南京之前，素以残杀中国人民著称的日军第16 军团中岛部队有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他们在进军南京的路上相约作杀人比赛，谁在占领南京时杀满100 人，谁就是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 人，野田毅杀了78 人。因都未满百人，竞赛继续进行。12 月10 日中午，两个杀人狂相遇在紫金山下，“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说，‘我杀了105 人，你的成绩呢?’向井说：‘我杀了106 人’。但无法确定是谁先杀满了100 人。于是从12 月11 日起，比赛又在进行。”[14](P260)一名参加攻击南京的第10 军士兵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使士兵变得粗暴、疯狂。他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15]这种畸形的变态心理最突出的表现是施暴取乐，如逼父奸女，逼子奸母等，甚至把人塞进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再系上手榴弹抛入池塘，“手榴弹爆炸，中国人也惨死了”，“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产生”。日军的变态心理使暴行变得更加疯狂和残忍。据当时一些外籍驻华人士计算，日军入侵南京后每天至少有1000 名妇女遭到强奸或轮奸。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书中记载：“强奸事件很多，不论是被害人或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只要稍微有一点反抗，经常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年轻的少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是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被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日军杀人手段极其残忍：除枪杀外，还有刺杀、活埋、砍头、火烧、喂狗、冻死、饿死、溺死、电死、开膛挖心等等，其惨无人道，灭绝人性达到顶点。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被俘的官兵、老人、妇女、儿童，“南京城内血水如长江里的水一样流着，尸体像紫金山一样堆着，精华的南京城变成阴风惨惨鬼哭神号的地狱”[16]。
四、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本士兵害怕受到报复的心理，是暴行全面发生的原因
日本士兵正是从对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权威中获得了战斗与屠杀的激情，在大和民族优秀论的光环下，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征服过程中，长期的心理压抑转化为暴戾的冲动，他们迷恋杀人、迷恋恐怖。在不断进行的战斗中，他们面对着死亡，越来越多的战友倒下去了，自身安全感的丧失，必然产生心理的焦虑与紧张，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军士兵的心理紧张得到暂时的畸形的释放，关于这一点，田中正明所引亩本正已的手记中有所表述，“投降？想得倒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干掉呢？不能留情，干掉他。”[14](P328)日本士兵所面临的恐怖，还在于他们害怕受到报复。正如水野靖夫在其手记中所描述的，“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也有一个恐怖感，那就是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来向日本军队报复，因此，要尽量做到斩草除根。”[17]日本兵一经踏上中国国土，就注定要被这种压力所困扰，于是山川草木都成了他们潜在的敌人，投降的俘虏可能逃走再来攻击他们，作为中国军队潜在兵源的青壮年也完全有可能来袭击他们。在日军士兵看来，南京城里还留有一部分未及撤退的中国“便衣兵”。日军官方也不断渲染扩大这个本不存在的虚假信息，迎合了日军普遍存在的恐怖心理。疑心生暗鬼，日军便在大街小巷搜捕，稍有怀疑便横加杀戮。
暴行是具有传染性的。我们必须看到，日军是“兽类的集团”。正如德国政府的代表者所报告的那样“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14](P580)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集体的犯罪。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有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使得参与者的感觉、思维和行为方式与他们独处时大相径庭，使得群众的行动缺乏理性，把参与者变成未开化的人，行动仅出于本能。群体心理有两个重要的心理机制：感染与模仿。所谓感染，就是对某种心理状态无意识的不自主的屈从。这种屈从不是通过不同程度自觉地接受某种信息或行为模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传播某种情感状态，即通过“心理调整”方式表现出来的。由于这种情感状态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因此，多次相互强化交往者情感影响的机制在起作用。模仿主要是侧重于行为方面，这不是仅仅接受别人行为或群众心理状态的外部特点，而且个体也要对别人表现出的行为特点和规范进行复制。感染与模仿的主要手段就是循环反应，相互刺激，相互强化。群体心理并不是孤立的，群体的规模，特别是群体的共同信念、态度、价值取向对群体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侵占南京的日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规模相当大。最多的时候有几个师团的兵力，最少的时候也有一个兵团的兵力。群体规模越大，个人的因素就越不被重视，日本士兵在大肆杀戮的时候，其压力也相对减轻，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征服者的军人团体，强烈的屈从意识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愉快地杀伐，蔑视中国人的观念、膺惩中国的思想又使他们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对被压抑的心理加以补偿，解除因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的恐怖感的精神需要，等等，普遍存在于日本兵的意识中之中，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得群体心理呈现出疯狂的状态。既然杀人只是游戏，杀人多的便是“英雄”，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中，以此为模式进行复制、模仿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向井敏明与野田毅那种相互炫耀、津津乐道的丑态不正是这种氛围的外在表现吗？而杀人的方式越残酷，这种气氛就越强烈，越能唤起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变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我们可以从田所耕三的叙述中看到这一点：“那时我住在下关，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住的人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架上油烧，这叫做‘捆草袋子’。简直和杀猪的心情一样，干着这样的事，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了嘛！”[11](P40)正是在习以为常的屠杀中，日本兵变得越来越残暴异常、嗜血成性。
五、日军在战争中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形成了强烈的复仇心理是暴行发生的重要诱因
早在松井石根接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他与近卫首相讨论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时就说过，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18]显然，从日军占领南京后所实施的各类暴行看，所谓“代价”，就是血洗中国首都南京城。“日军占领南京，以为我即屈服投降”，[14]面对中国军民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官兵气急败坏，战地记者铃木自述道：“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升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国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应被日本人奴役，连一丝一毫的反抗都不应该有，记者小俣行男对此评述道“连新闻记者的心理都是如此，所以，一般的士兵不把中国士兵，更不把中国人当人就不足为奇了。”[19]正是在这种嗜虐心理的支配下，日军把他们在侵占上海与南京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所遇到的挫折，转化为对我无辜军民的大肆屠杀，他们以为“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不是士兵，也都干掉。日军不是来不及分清俘虏、非战斗人员以及无辜平民，而是根本不愿去分。
日本人当时的宣传口号是要“惩罚不顺服的中国人”。正因如此，屠杀成为日军的既定方针。请看以下证据：
“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937 年12 月11 日以后于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及扬子江上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
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抗日军人及爱国中国人民从东西南北方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20]
可见，松井石根的方针即杀光中国军民。另外，1937 年12 月18 日，当第6 师团就“在下关所俘获的中国难民十二三万人如何处理”请示方面军司令部时，松井石根又指令：“混杂的军民都应予以‘纪律肃正’。”[21]所谓“纪律肃正”也就是屠杀。像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持续时间长的大屠杀与大焚掠，如果不是依照战场最高指挥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命令行事，是绝对不可想象和不合事理的。
日军第114 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天所耕造在谈到南京大屠杀时说：“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共干了十天的光景，当然是按命令干的。……因为这是命令，就什么也不想了。”[11](P49)参加攻击南京的日军各级指挥官，也都曾逐级下达、执行过对敌战俘和平民的屠杀令。盟军攻占德国柏林后，在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搜到一份秘密文件，这是当时德国驻南京外交人员给德国外交部的密报，较详细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这不是个人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这个报告的后段，形容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杜廷早在大屠杀高潮的12 月17 日，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军的目的，是“想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这种恐怖，以便给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抵抗，便将招致这样可怕的后果。”[22]
剖析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心理原因，可以肯定，这是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教育并使日军形成非正常心理的结果。正是这种心理在战争的诱使下，得到了“合理”“合法”的宣泄，才最终导致了暴行的总爆发。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及由它生发的侵略战争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当今日本历史教育令人担忧，而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令珍视和平的人们忧心忡忡。一个忘却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日本应该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正视历史，才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信任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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