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中國哲學簡史》

▇中國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

初學中國哲學的西方學生經常遇到兩個困難：一個當然是語言障礙；另一個是中國哲學家表達他們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先講後一個困難。

人們開始讀中國哲學著作時，第一個印象也許是，這些言論和文章都很簡短，沒有聯系。打開《論語》，你會看到每章隻有寥寥數語。而且上下章幾乎沒有任何聯系。打開《老子》，你會看到全書隻約有五千字，不長于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從中卻能見到老子哲學的全體。習慣于精密推理和詳細論證的學生，要了解這些中國哲學到底在說什麼，簡直感到茫然。他會傾向于認為，這些思想本身就是沒有内部聯系吧。如果當真如此，那還有什麼中國哲學。因為沒有聯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為哲學的。

可以這麼說：中國哲學家的言論、文章沒有表面上的聯系，是由于這些言論、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學著作。照中國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其他的學習（不是學哲學）是使人能夠成為某種人，即有一定職業的人。是以過去沒有職業哲學家；非職業哲學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學著作。在中國，沒有正式的哲學著作的哲學家，比有正式的哲學著作的哲學家多得多。若想研究這些人的哲學，隻有看他們的語錄或寫給學生、朋友的信。這些信寫于他一生的各個時期，語錄也不隻是一人所記。是以它們不相聯系，甚至互相沖突，這是可以預料的。

以上所說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哲學家的言論、文章沒有聯系，還不能解釋它們為什麼簡短。有些哲學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還是有系統的推理和論證。但是與西方哲學著作相比，它們還是不夠明晰。這是由于中國哲學家慣于用名言隽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老子》全書都是名言隽語，《莊子》各篇大都充滿比喻例證。這是很明顯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與西方哲學著作相比，還是有過多的名言隽語、比喻例證。名言隽語一定很簡短；比喻例證一定無聯系。

因而名言隽語、比喻例證就不夠明晰。它們明晰不足而暗示有餘，前者從後者得到補償。當然，明晰與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種表達，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種表達，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詩意。正因為中國哲學家的言論、文章不很明晰，是以它們所暗示的幾乎是無窮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覽無遺，是一切中國藝術的理想，詩歌、繪畫以及其他無不如此。拿詩來說，詩人想要傳達的往往不是詩中直接說了的，而是詩中沒有說的。照中國的傳統，好詩“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聰明的讀者能讀出詩的言外之意，能讀出書的行間之意。中國藝術這樣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國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裡。

中國藝術的理想，不是沒有它的哲學背景的。《莊子》的《外物》篇說：“筌者是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是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是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與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莊子》中談到兩位聖人相見而不言，因為“目擊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說，道不可道，隻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達到了目的，就該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來自尋煩惱呢？詩的文字和音韻是如此，畫的線條和顔色也是如此。

公元3 世紀、4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新道家”，史稱玄學。那時候有部書名叫《世說新語》，記載漢晉以來名士們的佳話和韻事。說的話大都很簡短，有的隻有幾個字。這部書《文學》篇說，有位大官向一個哲學家（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學家）問老莊與孔子的異同。哲學家回答說：“将無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嗎？大官非常喜歡這個回答，馬上任命這個哲學家為他的秘書，當時稱為“掾”，由于這個回答隻有三個字，世稱“三語掾”。他不能說老、莊與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說他們一切相同。是以他以問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

《論語》、《老子》中簡短的言論，都不單純是一些結論，而推出這些結論的前提都給丢掉了。它們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語。暗示才耐人尋味。你可以把你從《老子》中發現的思想全部收集起來，寫成一部五萬字甚至五十萬字的新書。不管寫得多麼好，它也不過是一部新書。它可以與《老子》原書對照着讀，也可以對人們了解原書大有幫助，但是它永遠不能取代原書。

我已經提到過郭象，他是《莊子》的大注釋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獻的經典。他把《莊子》的比喻、隐喻變成推理和論證，把《莊子》詩的語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語言。他的文章比莊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莊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個好些？人們仍然會這樣問。後來有一位禅宗和尚說：“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雲：卻是莊子注郭象。”（《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十二）

▇語言障礙

一個人若不能讀哲學著作原文，要想對它們完全了解、充分欣賞，是很困難的，對于一切哲學著作來說都是如此。這是由于語言的障礙。加以中國哲學著作富于暗示的特點，使語言障礙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國哲學家的言論、著作富于暗示之處，簡直是無法翻譯的。隻讀譯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着丢掉了許多。

一種翻譯，終究不過是一種解釋。比方說，有人翻譯一句《老子》，他就是對此句的意義做出自己的解釋。但是這句譯文隻能傳達一個意思，而在實際上，除了譯者傳達的這個意思，原文還可能含有許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譯文則不是，也不可能是。是以譯文把原文固有的豐富内容丢掉了許多。

《老子》、《論語》現在已經有多種譯本。每個譯者都覺得别人的翻譯不能令人滿意。但是無論譯得多好，譯本也一定比原本貧乏。需要把一切譯本，包括已經譯出的和其他尚未譯出的，都結合起來，才能把《老子》、《論語》原本的豐富内容顯示出來。

公元5 世紀的鸠摩羅什，是把佛經譯為漢文的最大翻譯家之一，他說，翻譯工作恰如嚼飯喂人。一個人若不能自己嚼飯，就隻好吃别人嚼過的飯。不過經過這麼一嚼，飯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來乏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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