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俄羅斯生活得好——紀念詩人涅克拉索夫誕生200周年

（涅克拉索夫塑像 圖檔源于網絡）

李正榮/文

什麼是俄羅斯？怎樣定義俄羅斯？誰又能夠定義俄羅斯？在我看來，對俄羅斯給出最精彩定義的人，是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因為涅克拉索夫詩歌的主題和内容都有一個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回答“什麼是俄羅斯”的問題。

偉大詩人尼古拉·阿曆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生于1821年12月10日（俄舊曆是11月28日），今年的12月10日正是他200周年誕生日。在此時刻，回望涅克拉索夫的詩歌，更會贊同詩人給俄羅斯做出的定義。時至今日，在聖彼得堡輝煌建築的門洞裡面，仍然有涅克拉索夫觀察到的“彼得堡角落”，在廣闊無垠的俄羅斯鄉村的集市上，在俄羅斯的伏爾加河畔，随處都可以看到被涅克拉索夫定義過的俄羅斯大地和人民。

兩個“200周年誕辰紀念”

2016年，俄羅斯最高首腦普京簽署了兩份法令，确認在2021年舉辦紀念兩位俄羅斯文學家誕辰兩百周年的活動。兩位作家一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是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的“雙11”，涅克拉索夫生于同一年的12月10日。在2021年，兩位俄羅斯文學家的200年生日紀念活動成為了俄羅斯的國家行為。

盡管整整30年來，俄羅斯批評界的主流對民主主義革命傳統持嘲諷态度，涅氏一派被認定為“神話編造”，而陀氏則被稱為俄羅斯正統信仰的代表。在當今俄羅斯的文化上層，對兩位作家的态度是明顯的：一褒一貶、一揚一抑，一個如日中天，一個寡淡清涼。但是，2021年，俄羅斯國情、輿情、文情，開始出現新的征象，至少，從兩個“200年誕辰紀念”法令的四項具體内容看，俄羅斯國家對這兩位作家的等量齊觀“正在進行時”。

涉及今年這兩位作家的“紀念法令”，也使用了統一的模版，對于總統而言，似乎是例行公事。但同一個模版的法令，為兩位文學家而頒布，至少可以讓我們感覺到在俄羅斯政府的文化“交椅”上，紀念涅克拉索夫和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平起平坐”的。

但事實上，公衆社會的反應卻是冰火兩重天。

無論在俄羅斯本土，還是在世界文化界，兩個誕辰200周年的慶祝活動都是天壤之别。陀氏的生日慶典完全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而紀念涅氏的活動則是星星點點，甚至有“走過場”的感覺。盡管如此，這也讓我得到一個确切的啟示：涅克拉索夫不會被俄羅斯人忘記，最高層和最底層都在“挂記”着這位19世紀一直為人民而歌唱的革命詩人；而當今俄羅斯文化的“中間上層”觀念，也必将随之而發生分化。

如果與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高爾基相比，今日的涅克拉索夫的世界影響力或許略遜一籌，但是，與白銀時代作家布甯相比，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家涅克拉索夫的世界意義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如果說俄羅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讓俄羅斯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高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又是其中高峰中的高峰，那麼，不應該忽略的事實是：俄羅斯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助産士”正是涅克拉索夫。這兩位偉大作家的處女作“開發人”也都是涅克拉索夫。而且，涅克拉索夫不僅是“助産士”、“伯樂”，他本人也是一匹千裡馬，他竭盡一生為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而奔命，躬身瀝血。

現實主義文學的“助産士”

1845年2月，俄羅斯帝國首都的書市上出現了一本“集刊”，内容上顯然是文學作品集，但它卻有一個很奇怪的自然科學書名：《彼得堡生理學》（有把書名中譯成《彼得堡風貌素描》、《彼得堡風俗随筆》的）。從這部書的内容看，的确是彼得堡的“風貌”“風俗”，但将其直譯為“生理學”，才能更準确顯露這部文集的新姿态——集刊編者顯然是有意識地試圖以“生理學”的自然立場來展示首都彼得堡。這個集刊的編者就是24歲的涅克拉索夫。

17歲的少年涅克拉索夫來到都城彼得堡，因不遵從父親的期望，被父親斷絕了财物資助，成為彼得堡的漂流闖蕩者。他懷揣文學夢想，卻身陷饑寒交迫。輾轉在首都文化圈，涅克拉索夫也摸索出了文化市場的一些路數。他發現，法國巴黎出現的“都市生理學”、“自然主義”寫生很受讀者歡迎。比如1840年出現在巴黎的系列集刊《法國人自己描繪的法國人》，在法國很有市場，在俄國也有銷路。這一系列集刊的每一集都以描寫巴黎底層人為對象，商店夥計、裁縫、編織女工、機關書記員、記者等等，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巴黎風貌。而在俄國，這也是普希金《驿站長》、果戈理的《涅瓦大街》、《鼻子》、《肖像》以及《外套》呈現出來的文學新風尚。

涅克拉索夫從自身的苦難中，幾乎是生理本能地看到這種新風尚的巨大潛能，竭盡全力為此奔波。1843年開始，涅克拉索夫編輯了一套“集刊”：《不帶圖的詩文》、《彼得堡生理學》（第一第二部）、《4月1日，帶諷刺圖畫的集刊》和《彼得堡文集》。這些都是“從鑰匙孔看到彼得堡”的真實，按捏克拉索夫的了解，如果彼得堡是一個“生命體”，這些“集刊”就是這個生命體的生理學。《彼得堡生理學》也引來一些保守人士的強烈不滿，說這類作品專門寫“污穢”的主題，是缺乏藝術美的“自然派”。文壇領袖别林斯基則完全站在涅克拉索夫一邊，接過“自然派”一詞，極力贊揚“自然派”敢于寫真實，具有敢于揭發俄國社會陰暗面的人道主義精神。從此，“自然派”一詞成為議論新文學的流行語。《彼得堡生理學》的成功，讓涅克拉索夫乘勢編輯了《彼得堡文集》，使自然派的傾向更加聲勢浩大。《彼得堡文集》刊發的第一篇小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

涅克拉索夫編輯的《彼得堡生理學》和《彼得堡文集》成為俄羅斯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以後，“自然派”成為俄羅斯文學的主流。1847年，涅克拉索夫接辦《現代人》雜志，并将該雜志辦成了革命民主主義最有影響的思想陣地。1866年，雜志因革命傾向被查封，涅克拉索夫轉到《祖國紀事》，又使該雜志成為俄國進步文學的陣地，這兩個雜志在俄國19世紀文學發展史上功勳卓著。

在涅克拉索夫的編輯工作和推動的“自然派”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托爾斯泰，進而使俄羅斯文學一躍而起，登上世界文學高峰。

兩大文學高峰的伯樂

《彼得堡文集》收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的過程，是俄羅斯文學的精彩佚事。

1844年，陀氏創作《窮人》時，還是一個無人知曉的軍事工程學校畢業生。他的同學格裡格羅維奇正在火熱地參與涅克拉索夫編輯《彼得堡生理學》的工作。當格氏讀過《窮人》手稿之後，感覺這正是涅克拉索夫需要的“彼得堡生理學”主題，于是把小說送給他看。兩人讀了一個通宵，黎明時刻，他們來到陀氏住處，把這位同齡人從睡夢中叫醒。格裡格羅維奇回憶錄、巴納耶夫的回憶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記》，都回憶過處女作《窮人》被發現的這段戲劇性過程。

偉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出場，也是涅克拉索夫開發的結果。1852年，涅克拉索夫收到了從高加索寄來的《童年》。

1852年7月3日，托爾斯泰從高加索車臣的一個軍營裡給首都的《現代人》雜志主編涅克拉索夫寫了一封信，随信寄上了自己創作的小說《童年》。

那時的托爾斯泰還是一個無人知曉的“在高加索服役的軍人”，而涅克拉索夫已經是當時俄國最有聲望的雜志主編。是以，托爾斯泰言辭十分謙卑，稱涅克拉索夫是“經驗豐富的、誠實的編輯”，信的結尾說：“我期待着你的判決。它要麼鼓勵我繼續我最喜歡的活動，要麼讓我把一切都燒掉。”

涅克拉索夫自然對托爾斯泰一無所知，這封信對他來說，也就是一個普通作者的信，既沒有任何“引薦人”，也沒有明示或暗示顯赫的出身，甚至都沒有寫自己的真實姓名，隻是用了兩個字頭“Л”和“Н”。但涅克拉索夫看完手稿之後，看到了作者的潛質，很快給托爾斯泰回信：

“我讀了你的手稿（童年），很感興趣，我會把它發表出來。我還不知道續篇，是以我不能太确定。但我認為作者是有天賦的。不管怎樣，作者的方向、内容的簡單性和有效性構成了這部作品固有的優點。如果在以後的部分（如你所期望的），有更多的活力和動作，這将是一個很好的小說。請給我您的續篇。你的小說和才華都使我感興趣。我還建議你不要用字母掩蓋自己，而是用真實姓氏直接列印出來，除非你是文學界的偶然客人。”

從涅克拉索夫的語氣上看，托爾斯泰的小說《童年》确實有才華，眼光銳利的涅克拉索夫在他的文筆中看到了“方向”。這也許正是涅克拉索夫當初看到《窮人》而狂喜的地方。《童年》顯示的深刻挖掘心理的才能，在樸素中顯示的語言效力，這都是一種新的特質。經驗豐富的涅克拉索夫看到了這個特質，于是，當時俄羅斯最好的文學雜志向托爾斯泰張開了懷抱。托爾斯泰接到這封信，在日記裡寫到：“我高興，幾乎高興到愚蠢的程度”。

正是在涅克拉索夫的鼓勵下，托爾斯泰的文學才華在《現代人》雜志上接二連三地綻放了。

定義了俄羅斯的詩人

涅克拉索夫更大的貢獻還在于他創作的詩歌。

還在讀中學時，涅克拉索夫就受到普希金《自由頌》的鼓舞，開始了詩歌創作。1838年，他被父親送進彼得堡軍事學院，但他卻擅自到彼得堡大學旁聽，父親一怒之下，拒絕給他經濟資助。17歲的涅克拉索夫隻得住貧民窟，幹各種雜活，和最底層的勞動者生活在一起。三年都市漂流生活，讓他切切實實經曆着肉體上的苦難。1840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幻想與聲音》。詩集的主題主要是饑餓、死亡和夢想，因為這些主題“複述”了當時浪漫主義詩歌主題，因而批評界指責其“不成熟”。的确，《幻想與聲音》是一個十幾歲文學少年随波逐流傾瀉出來的抒情之歌，但是，今日重讀，涉及死亡、饑餓詩歌，在模仿潮流的幼稚語言之下，有詩人肉體的“親曆”感。别的詩人寫死亡、寫饑餓是抒情，而涅克拉索夫筆下的饑餓、欲死的痛苦，是極限生理痛楚。“彼得堡漂泊”的幾年中，涅克拉索夫幾次因饑餓而瀕臨死亡，苦難成為他最熟知的詩歌材料。也正是這些苦難和頑強，讓涅克拉索夫成為最準确定義俄羅斯的詩人。

所謂涅克拉索夫定義了俄羅斯，是指讀他的詩歌可以準确地認識俄羅斯。說到文學所具有的對俄羅斯的認識功能，别林斯基曾說過：“……從《死魂靈》裡您可以認識俄國的外省，您就是足不出戶在其中一連居住五十載也認識不到的。在《奧涅金》中，您可以研究俄國社會在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瞬間。在《當代英雄》裡，您看到的也是這同一個社會，但已經是新的模樣了。您要認識一下您的故鄉高加索嗎，請您讀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正是别林斯基主張的“形象思維”。

在審美至上的今天，有必要重提“形象思維”。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維”，重在“思維”的方向上，這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美學理性方向。而中國文論的主流則一直是“文以載道”。在強調文學的認識功能上，“形象思維”和“文以載道”幾乎是一種美學思想的兩種表述。涅克拉索夫的文學遺産也同樣可以擔當這樣的認識功能。

比如要問“什麼是俄羅斯婦女”，讀者不可能不立刻想到涅克拉索夫。在長篇叙事詩《俄羅斯婦女》中，涅克拉索夫告訴我們，她們是特魯别茨卡娅，是沃爾康斯卡娅，是穆拉維約娃、納雷什金娜、羅津，是這些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要問“什麼是俄羅斯男人”，涅克拉索夫的詩歌回答：是十二月黨人。

那麼，什麼是俄羅斯的土地？在《誰在羅斯能生活得好》這首長詩的一開頭，就給羅斯大地下了定義。涅克拉索夫用純粹的俄羅斯民間話語、民間風俗以及純粹的俄羅斯農民思想，回答了“誰在俄羅斯能生活得好”的問題。詩人用最土氣的語言，寫出了最有氣魄的詩篇。

1878年1月8日（俄舊曆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去世。聽到這個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去向涅克拉索夫告别，他寫道：“……回到家中後我就什麼都做不下去了。我拿過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三卷集從第1頁讀起來，我讀了一個通宵，直到早晨六點鐘，我仿佛把這整整三十年又重新經曆了一遍。”

随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禮上發表了動情的悼詞：

“這是一生都帶着創傷的心靈，這個沒有愈合的傷痕就是他的全部詩歌的源泉，就是這個人對一切都懷着熾烈的愛的源泉。他熱愛一切被暴力和肆無忌憚的殘暴所折磨的人們，熱愛受壓迫的俄羅斯婦女、俄羅斯家庭的兒童和我們的飽經厄運磨難的普通百姓，愛他們到了無限痛苦的地步。在我國的詩歌中，涅克拉索夫是一位獨具特色的、有‘創新’的詩人。曾經有過一位詩人丘特切夫，丘特切夫比他更開闊，更富藝術性，但是，丘特切夫在我們的文學中永遠不可能占據那樣顯著的、難以被遺忘的位置，這個位置無可争辯地是屬于涅克拉索夫的。”這是同年出生的偉大作家，獻給偉大詩人的最真摯的禮贊。

2011年6月我到聖彼得堡出差，尋訪到安葬涅克拉索夫的新處女地公墓。諾大的墓園隻有我一人，凝視涅克拉索夫墓碑上的雕像，那個永恒問題不斷翻湧：“誰在羅斯能生活得好”？

詩中的“羅斯”，如果換成“俄羅斯”也成立：“誰在俄羅斯生活得好？”，涅克拉索夫從1860年代開始構思，直到生命最後才完成的長篇叙事詩的這個問題，是最簡單、最平凡，但也是最普遍的問題，也正因為它的普遍性，這個标題讓詩歌意外地具有了超越時空的不凡。

這是涅克拉索夫向俄羅斯提出的永恒問題，也是他向世界提出的永恒問題：誰在歐羅巴能生活得好？誰在亞洲美洲生活得好？誰在世界生活得好？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前，我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