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劍橋中國史》是馳名中外的史學著作，其中對于南京大屠殺的文字僅僅是一段，并且語焉不詳、輕描淡寫，是刻意的轉移還是本身的模糊，這是史家的叙述理念，還是史觀的不同，亦或者是利益的遮蔽，值得學人的思考。
以下節錄其中文字，僅供思考。
最初的戰役和戰略，1937—1939 年
戰事是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開始的。按照庚子協定，從1901 年起，日本就已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而在那個和煦的夏夜，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 15 公裡的盧溝橋(馬哥孛羅橋)附近舉行野戰演習，那裡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中國士兵射擊。1緊急點名發現，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了。于是，他們要求進入附近中國人駐防的宛平城搜尋。中國人拒絕後，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這就是戰争的最初沖突。
日本終究必須對這場戰争承擔責任，這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從 1915 年“二十一條”要求起，特别是從 1931 年攫取滿洲起，他們侵略中國的記錄是聲名狼藉的。然而，在盧溝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仍然是有争議的。通常中國人争辯說，日本人蓄意挑起戰端。據稱日本的目标是将華北從南京政府的管轄下分離出去;通過奪取對盧溝橋——宛平地區的控制，他們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進而迫使二十九軍軍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将軍變成一個順從的傀儡。再則——接下去的論據是——日本人眼看中國人日益團結，打算趁國民黨人變得強大前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支援這種論點的證據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 年 9 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類似的事件，占領了橫跨北平至天津鐵路的豐台。同年晚些時候，他們曾枉費心機地試圖購買宛平附近約 1000 英畝土地以建造兵營和機場。1937 年春，日本的軍事指揮官們也曾擔心宋哲元正進一步受南京影響，進而威脅他們在華北的地位。還有，事變前一個星期裡，北平曾處于一種緊張狀态之中，謠傳日本人即将進攻;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周。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騷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 月 9 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的士兵已經傳回，顯然他從未受到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檔案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發生事端。1937 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着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 6 月，曾再次指令其野戰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國際糾紛”的事件。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不過，7 月 7 日皇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并未對事變作過準備。他們僅有 5000—7000 人(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 10 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橋沖突的地方從事演習。是以，日本軍隊僅約 135 人卷入了起初的戰鬥。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緻一場大規模的戰争，因為 7 月 19 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定，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性争論，這些争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争。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援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範圍的要求。是以，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它還把幾個(2—4 個)師從華中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前，他們決心不向後退。是以，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7 月 25 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沖突。三天以後，華北的日本司令長官宣布了“一場對采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戰”。四天之内，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于 7 月 27 日聲稱，他決心取得“中日關系的根本解決”。而蔣介石也于 7 月 30 日聲明:“現在我們唯有上司全國群眾，舉國一緻，鬥争到底”。
8 月 7 日，蔣介石和他的進階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争的主 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 海更适宜于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後 勤能力方面的優勢。對上海日租界5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 過來，使那裡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防禦，特别是關鍵省份山西的防禦。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報償。中國輿論可能會像 1932 年一樣支援政府，倘 若它在上海采取堅定立場的話。再則，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群的地方打仗， 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還可能進行幹涉。1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 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 壞的預料。
蔣介石于 8 月 11 日即已指令首批三個精銳師——以德國武器裝備，并由亞曆山大·馮·法肯豪森将軍和他的德國參謀充當顧問——占領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國人地區以外)的陣地。該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區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楊樹浦區和虹口區，以及這個中國城市的北虹口區一個 1.5 英裡長半英裡寬的凸角，見圖 8)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倉促增援。但是，當 8月 13 日作戰開始的時候(關于哪一方先射擊，至今仍無定論)，中國軍隊約有 8 萬，日本軍隊隻有 1.2 萬。德國訓練的中國軍隊，有一個星期幾乎把日本人趕進黃浦江。然而，後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在該市北面長江岸邊登陸;戰線擴充了;中國軍隊失去了他們起初的優勢。
戰鬥是毀滅性的。停泊在附近長江和黃浦江中的日本戰艦上的炮，猛擊直射射程内的中國陣地。南京政府決心不撤退，投入更多軍隊。在三個月的作戰中，大約 27 萬中國軍隊——整整 60%的國民黨防衛力量和蔣介石現代化陸軍的核心——或死或傷。2日本人的傷亡超過4萬。不計其數的成千上萬平民也遭屠殺。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該市大部地區遭到毀壞。
11 月初，日本的一支兩栖部隊在上海西南 50 英裡的杭州灣登陸，一周内這支軍隊威脅該市守軍後方。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甯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築的混凝土防禦工事前停住。南京于 1937 年 12 月 12—13 日淪于日本人之手。其後，日本的攻勢放慢了。同時，他們的軍隊幹出了這場戰争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在 7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 42000 名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其中許多人被活埋或者澆上火油燒死。約有兩萬婦女被強奸。中日戰争已經開始了。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自從 1927 年國民黨人執掌政權以來，盡管日本曾多次進行幹涉和侵略，他卻始終奉行一種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強大的外國侵略者，中國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是以他曾預設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然而，從 1935 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緻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于是，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逐漸開始了戰争的準備。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将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是以，1937 年 2 月他撤換了據說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而且他開始與他長期的敵人——共産黨人談判和解。是以，當戰事在盧溝橋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擊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舉國一緻，異口同聲都支援他，在整個一代人中達到了空前的統一。
蔣介石的戰略基于“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他銳敏地感到他的軍隊劣于日本，甚至在戰前他即已構想了撤至中國西南偏遠内地的戰略。1935 年 8月他對一次政治幹部集會說，“我們本部十八個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隻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複一切的失地”。
蔣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然處于前現代、前工業階段這樣
一種認識上。是以，他相信民族的抗戰能夠持續下去，不管有多少個城市和
工廠淪于敵手。萬一入侵的軍隊竟然前進到中國幾乎無邊無際的内地，他們
勢必要被截斷補給來源而精疲力竭。偶爾如在上海，他并不堅持以空間換時
間的原則，然而這個戰略畢竟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
相當容易地占領了中國北方和東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鐵路線持續
攻擊，迅速推進。但這些交通幹線并不穿過華西的山嶽和峻嶺，而防守的中
國人就隐蔽在後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蔣介石，日本人沒有事先想好的戰略，甚至沒有要在中國追求的目标。1934—1936 年，外務相廣田弘毅系統地提出了日本對華三項總的要求:(1)鎮壓反日活動;(2)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并建立滿洲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親善關系;(3)中、日間在鏟除共産主義方面合作。但是，廣田三原則的确切含義從來不是清晰的。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決策者們關于他們的下一着棋發生了激烈的争執。主要代表軍隊參謀本部的一種意見，反對在中國本部擴張。這幫人争辯說，日本的戰争潛力仍是有限的，而目前中國人越來越民族主義化并日趨統一，他們的反抗比前幾年難對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數上司人——文職的和軍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重要性。他們記得 1931—1932 年他們曾輕而易舉地占領滿洲，對中國軍隊極度輕蔑。這些主戰派是如此樂觀，以緻他們竟宣稱三個月内就能獲勝。
在戰争早期的幾個月裡，日本擴張主義者們對中國本部仍隻抱很有限的野心。這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東京政府提議以類似廣田三原則的條款來解決中國“事變”時，變得更為明顯。然而，一直到 12 月 2 日，蔣政府也不同意進行談判。那時上海已經陷落，國民黨軍隊正向南京敗退，完全潰不成軍。這些輕易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東京政府不再願意在其 11 月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 12 月 22 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華北和内蒙非軍事化，償付賠款，以及——最為不祥的——在華北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機構”，它将促進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共榮”。蔣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答複，于是東京在 1938年 1 月宣布它決心“消滅”國民政府。
無論這時還是後來的戰争期間，日本擴張主義者在和平條件中也從未打算在中國本部承擔直接的行政管理責任。但是，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們确實提議實際征服中國，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滿足日本的政治願望和經濟需要。在1937—1938 年中國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這些都是蔣所不能接受的條件，即使他願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後，中國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擴張主義者們曾經自鳴得意地預期的那樣瓦解。相反，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到了重慶，同時蔣介石宣布“焦土”政策，從武漢指揮抗戰。
于是日本人以武漢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标。然而他們首先竭力奪取連接配接華北和華中的主要鐵路的控制權，以聯結他們分散的部隊。這一點他們最終成功了，雖然像在上海一樣，他們偶爾遇到英勇的指揮得極好的抵抗部隊。例如 1938 年 4 月初，日本軍隊集結在江蘇北部交通樞紐徐州時，李宗仁将軍的部隊把進攻者誘入四周有城牆的台兒莊包圍圈。李的軍隊使日軍遭受慘重傷亡——中國人宣稱有三萬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軍殘部撤退。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如同過去屢屢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不去追擊被打敗了的敵人，因而他們的勝利是短暫的。徐州于 5 月 19 日陷落。華北和南京地區的日本指揮官們，現在可以在即将來臨的武漢戰役中協同他們的行動了。
日本人 1938年 6月初在開封遭到另一次顯著的挫折。當他們沿隴海鐵路西進時，中國人突然炸開了黃河的提壩。沖出河道的黃河漫過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繼而穿越河南平原，進入安徽省，從那裡在山東半島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這項戰略卓越地發揮了作用。侵略者暫時被遏止住了，武漢戰役被延長了大約三個月。但是，改變黃河河道的決定曾遭到嚴厲的批評。确實，國民黨人多年否認他們曾有意決堤。因為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損害。大約四五千個村莊和 11 個大城鎮盡成澤國。據說有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甚至七年以後，在一些村莊裡所能看到的，隻是從幾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來的廟宇弧形屋頂，和光秃秃樹木頂端的枝桠。
然而，在上海、在台兒莊和在黃河上表現出來的決心，在戰争初期國民黨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許多中國指揮官猶豫而膽怯。2他們多數享有地方自主權已經很長久了，不會僅僅為了服從蔣介石的指令而去冒生命和權力的風險。例如，省主席韓複榘可恥地把山東省丢棄給日本人，雖然他與大多數人不同，因違抗蔣的指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他于 1938 年 1 月被處決。
雖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漢的曠日持久的戰役中蒙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在大炮、坦克和飛機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終于能在 1938 年 10 月 25 日奪取這座城市。僅僅四天以前，他們實際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廣州。日本戰略家們确實認為，中國人現在要投降了。
國民黨政府某些成員确實對戰争可怕的破壞感到嫌惡。例如，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導緻的 1938 年 11 月的長沙大火等災禍，就是明證。此外，在英國和法國為了與希特勒和平相處，于慕尼黑獻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靠外國幹涉反對日本的希望也于 1938 年 9 月受挫。隻有蘇俄向中國提供援助。有人認為，它之是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延長戰争，進而削弱國民政府。是以，有人争辯說，戰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産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政府中對抗日政策抱有疑慮的人的首要發言人是汪精衛。作為國民黨的副總裁，他名義上是國民運動的第二号領袖人物。汪雖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國民黨内有相當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蔣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權力是很小的。是以，也許是受過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對不能改變那強加于中國人民的抵抗戰略的絕望這雙重動機的驅使，他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從重慶逃跑了。後來，在日本人的實際支配下，他于 1940 年 3 月在南京建立了維新國民政府來和重慶政府對抗。
在蔣介石方面，他并不顯得垂頭喪氣。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标志着我們的鬥争從防禦到進攻的轉折點”。盡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于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到有利于日本軍隊前進的現代交通幹線之外的崎岖山區。日本進階指揮部預料勝利的時間已經不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了。
——本文選自《中國劍橋史·中華民國史》（費正清、崔瑞德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