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進行了公審。當審判因為證據不足而陷入僵局的時候，一份相冊的出現，谷壽夫的笑臉瞬間面如白紙，最終低頭認罪。
1938年1月，在寒風的吹拂之下，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更顯悲涼。雖然此時日軍仍在南京城内作惡，但是仍有一間名為華東照相館的影樓在堅持營業。
這時照相館突然進來了一位日軍軍官，這名日本軍官拿出了一卷膠卷交給照相館老闆，交代老闆用最快的速度将照片沖洗出來。老闆送走日軍軍官後，将膠卷遞給了年僅15歲的學徒羅瑾，讓他立刻去沖洗。
羅瑾
羅瑾拿着膠卷走進了暗房，熟練地對膠卷進行沖洗。但是當他看到膠片上的圖像時，他被吓到了，因為這卷膠卷上記錄的是日軍在南京城屠殺老百姓和奸污婦女的暴行。
看着眼前的照片，羅瑾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了他在南京城内親眼所見日軍的暴行，羅瑾立刻意識到這些照片是證明日軍在南京制造大屠殺的最有力證據。于是他又加印了一套，并且偷偷将這些照片藏了起來。
羅瑾用硬紙闆和白紙做了一個簡易的小相冊，将這16張照片全部裝訂進去，并且給這個相冊畫了個封面：封面的左半部分是兩顆紅心在滴血，右上角标着一個“恥”字，下面畫了個問号，問号下面還有一把沾着鮮血的匕首。
幾天之後，照相館裡又來了幾名日軍，他們進店後就将老闆和羅瑾叫到了一起，然後問他們有沒有留存日軍在南京城拍的照片。在得到老闆和羅瑾的否定後，一名日軍又威脅道：“以後不許給任何人沖洗照片，皇軍的也不行，不然就殺了你們！”
羅瑾深知這些照片的重要性，他為了這些照片不被人發現，一直貼身藏于身上。
日軍為了掩蓋他們在南京的暴行，對所有記錄南京城内的圖像和文字進行了封鎖，同時他們還對暴行進行了美化，報道說南京城内的百姓們非常歡迎來幫助他們的日軍，和日軍相處得非常好。
1940年3月，汪精衛僞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僞警備旅，并且開設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從民間招收青年學習無線電技術。
羅瑾為了生存報名參加了無線電訓練班，并來到了毗盧寺教育訓練。由于在訓練班内随身攜帶相冊非常地不安全，是以羅瑾一直想找個地方将相冊藏起來，可是他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過了沒多久，汪精衛要來視察訓練班的教育訓練進度，為了保證汪精衛的安全，日僞當局對訓練班進行了搜查，結果搜出了一顆手榴彈。
這顆手榴彈讓日僞當局非常地緊張，他們對訓練班的所有人進行了突擊搜查，要查明這顆手榴彈的來曆。
突如其來的搜查讓羅瑾非常地不安，他知道這本相冊如果被搜出的話，他肯定會有殺身之禍。于是他便假借上廁所之名将相冊藏進了廁所的牆洞裡，順利地躲過了搜查。
過了幾天，羅瑾趁着廁所沒人，準備去看看相冊是否還在，可是當他找到藏匿的地點後，卻發現相冊已經不翼而飛。
相冊的消失讓羅瑾非常地不安，他害怕相冊會落到日僞當局的手裡，這樣的話這本相冊遲早會查到自己頭上。為了保命，羅瑾趁着天黑逃離了訓練班，連夜離開了南京，一直逃到了福建大田縣的小山村裡，并且隐姓埋名，在這裡住了下來。
時間來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從日本被引渡到南京接受審判。
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對谷壽夫進行了公審。為了驗證，南京軍事法庭不止發動了群衆搜集證據，同時還從萬人坑裡找來了受害者的遺骸。
面對幸存者的指證，谷壽夫仍然拒不認罪，并且狡辯稱他們在胡說，說戰争難免有平民被誤傷，否認他的第六師團在南京制造過大屠殺。
就在審判進入僵局之時，一本相冊被遞交到了軍事法庭，而這本相冊就是當年羅瑾儲存的那本相冊。
原來當年這本相冊并沒有落入日僞當局手中，而是被羅瑾的無線電訓練班同學吳旋給得到。
吳旋在廁所内無意中發現了這本相冊，好奇心驅使他打開了相冊，當他看到相冊的内容後，他被照片上記錄的血淋淋的内容給震驚了。
身為一名中國人，吳旋産生了和羅瑾一樣的想法，他決定儲存好這本相冊，等到日後一定要将日軍的暴行給公開。
這本突如其來的相冊讓谷壽夫大驚失色，他沒想到在當年如此嚴密地封鎖下，竟然還有一批照片被保留了下來。
看着眼前的這本相冊，谷壽夫放棄了狡辯，因為他知道，任何狡辯在這本相冊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這是他無法推翻的鐵證，最終他不得不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谷壽夫被行刑
同年3月10日，軍事法庭宣布了谷壽夫死刑，并于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依法槍決。
如今，羅瑾和吳旋雖已離世，但是這本他們當年冒着生命危險儲存下來的相冊還在。而這本相冊也将一直被儲存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作為控訴日軍暴行的“京字第一号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