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說嶺南】明清之際嶺南的雄奇詩風是怎樣鑄成的？

吳承學

柳宗元認為“嶺南無人”？

明代以來，嶺南人開始産生一種比較強烈的鄉邦文化意識。明代中期，邱濬在為嶺南先賢餘靖《武溪集》所寫的序中說：“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鐘于物，不鐘于人。”他對此語耿耿于懷，覺得柳宗元認為嶺南的山川神秀之氣，隻聚集在物産，而不及于人，頗有嶺南無人之意。然後他列舉了唐代的張九齡與宋代的餘靖兩位嶺南所出的名人，予以辯駁。

其實，柳宗元并沒有這個意思。他在《送詩人廖有方序》中提到交州出産許多珍寶，物産奇怪，草木也和外地不同。然後感慨說：“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于紛葩瑰麗，而罕鐘乎人。”交州大概在現在越南河内境内，距離嶺南很遠，而柳宗元也沒有說交州的神秀之氣“不鐘于人”，而是說“罕鐘乎人”，用詞極有分寸。從寫作修辭的角度，柳宗元“罕鐘乎人”之意，隻是為了揄揚交州詩人廖有方人才之可貴而已。總之，柳宗元所評論的對象，和嶺南沒有絲毫糾葛，他絕沒有貶低嶺南人才之意。以邱濬之博學，必不會誤解柳宗元的話，他也不過借此話題，以表達對嶺南文化的自信。而這種“自信”的背後，其實是一種認同焦慮，就是擔心嶺南文化受到其它地域文化的遮蔽與輕視。

這也難怪，因為在中國文化版圖中，明代以前嶺南的确比較落後偏遠，尤其五嶺之障，造成與文化中心地域某種程度的疏離甚至隔絕。好在流放于此地的曆代名人，如韓愈、蘇轼等諸多大家，使“潮州”“惠州”“海南”等這些地方廣為海内外所熟知。明代以後，嶺南文化有比較明顯的發展，遺存至今的文獻，也是明代以後才大增。邱濬所表達的，正是當時一種逐漸自覺的嶺南文化意識。

與中原、江南相提并論的雄奇詩風

明清易代之際，嶺南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海内外衆多文人志士向往、聚集和關注之地。十八年間，永曆政權輾轉于嶺南、西南兩地。作為反清複明的重要陣地，嶺南地區集聚了大批的遺民詩人。他們親曆易代的滄桑巨變，其思想在悲怆與反思中淬煉，其情感在苦悶與傷痛中煎熬，其詩歌貫注天地正氣。當時，許多嶺南詩人是抗清鬥争的參與者或目擊者，很多詩人多次出外遊曆，與嶺外詩人建立深厚的聯系，他們以嶺南之雄直，吸收中原之厚重、秦晉之堅韌、江浙之靈動、湘鄂之凜烈，廣取博采，熔鑄出與中原、江南相提并論的雄奇詩風。

深入分析嶺南詩壇繁盛之原因，考察明清之際詩壇新格局的動态變遷，無疑也具有文學史上的學術意義。李婵娟教授的《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一書，全書内容豐富，我略談談我的閱讀體會。

這本書重點研究明清之際三個嶺南詩人叢集，即“南園十二子”“西園詩社”“北田五子”。對詩人叢集的成員組成、活動時間、生平交遊、詩歌創作及地位影響進行考述。其中，對“西園詩社”遺民詩群研究最值得注意。清初順、康年間活動于廣東的“西園詩社”，由嶺南著名詩人屈大均創立，前後存續近五十年。以往對其記載較為簡略瑣碎，且多沖突錯訛，影響了對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認識。這本書以較為可靠的史料記載為基礎，結合詩社成員的生平、作品，就詩社的成立緣起、創立和存續時間、活動開展等情況進行考察，同時對一些此前不确切的說法進行了辨析考訂，還原詩社概貌和成員面目，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撐。作者力圖揭示該詩群在心态上的趨同性：異常熾烈的民族情感與頑強不屈的救國精神，強烈的本土意識與對鄉邦文化的熱愛，避世心态與避禍心态的合一，傳繼天下道統、文化救國的堅定信念。

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的獨特光彩

在詩人研究方面，這本書對陳子升的研究最有新意。陳子升是明末“南園十二子”之一，與王鳴雷、伍瑞隆并稱“粵東三家”；又與陳恭尹、梁佩蘭、程可則、王邦畿、王鳴雷、伍瑞隆并稱為“粵東七子”。他的《中洲草堂遺集》真實地反映了易代之際嶺南的政治變幻、詩壇狀況和漢族遺民文人在鼎革之際的複雜心态，具有豐富的文本意義。此外，他以詩歌作為生命之寄，轉益多師，詩風多變，善于在吸取前人詩歌精華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地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特色。此前，學術界對于陳子升的研究比較薄弱，而這本書比較深入全面地研究了陳子升。

這本書對嶺南學者的鄉邦意識與明末清初嶺南地域詩學觀的建構，也有很好的論述。在所有地域文化中，鄉邦意識具有普遍性。嶺南人的鄉邦意識當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以來更為強烈、更為自覺，這和嶺南的創作和自我認同關系也很密切。嶺南詩人叢集的形成和嶺南詩風的成熟，預示着以地域性為主要特征的詩歌時代的到來。透過明清之際的嶺南詩壇，可以清楚地看到鄉邦意識在地域詩學觀建構中的影響及表現。

總之，《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在明清易代的曆史時空和社會文化大視野下，對嶺南詩壇進行整體的考察，力求真實、深入地呈現這一時期嶺南詩人的心靈史，展示嶺南詩壇崛起、繁興的過程，探讨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的互相聯系與影響，揭示明清之際嶺南詩壇風尚變遷及在詩史演進曆程中的意義。可以說，這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較大地推進和拓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