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说岭南】明清之际岭南的雄奇诗风是怎样铸成的？

吴承学

柳宗元认为“岭南无人”？

明代以来，岭南人开始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乡邦文化意识。明代中期，邱濬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他对此语耿耿于怀，觉得柳宗元认为岭南的山川神秀之气，只聚集在物产，而不及于人，颇有岭南无人之意。然后他列举了唐代的张九龄与宋代的余靖两位岭南所出的名人，予以辩驳。

其实，柳宗元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在《送诗人廖有方序》中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物产奇怪，草木也和外地不同。然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交州大概在现在越南河内境内，距离岭南很远，而柳宗元也没有说交州的神秀之气“不钟于人”，而是说“罕钟乎人”，用词极有分寸。从写作修辞的角度，柳宗元“罕钟乎人”之意，只是为了揄扬交州诗人廖有方人才之可贵而已。总之，柳宗元所评论的对象，和岭南没有丝毫纠葛，他绝没有贬低岭南人才之意。以邱濬之博学，必不会误解柳宗元的话，他也不过借此话题，以表达对岭南文化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认同焦虑，就是担心岭南文化受到其它地域文化的遮蔽与轻视。

这也难怪，因为在中国文化版图中，明代以前岭南的确比较落后偏远，尤其五岭之障，造成与文化中心地域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隔绝。好在流放于此地的历代名人，如韩愈、苏轼等诸多大家，使“潮州”“惠州”“海南”等这些地方广为海内外所熟知。明代以后，岭南文化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遗存至今的文献，也是明代以后才大增。邱濬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一种逐渐自觉的岭南文化意识。

与中原、江南相提并论的雄奇诗风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内外众多文人志士向往、聚集和关注之地。十八年间，永历政权辗转于岭南、西南两地。作为反清复明的重要阵地，岭南地区集聚了大批的遗民诗人。他们亲历易代的沧桑巨变，其思想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其情感在苦闷与伤痛中煎熬，其诗歌贯注天地正气。当时，许多岭南诗人是抗清斗争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很多诗人多次出外游历，与岭外诗人建立深厚的联系，他们以岭南之雄直，吸收中原之厚重、秦晋之坚韧、江浙之灵动、湘鄂之凛烈，广取博采，熔铸出与中原、江南相提并论的雄奇诗风。

深入分析岭南诗坛繁盛之原因，考察明清之际诗坛新格局的动态变迁，无疑也具有文学史上的学术意义。李婵娟教授的《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一书，全书内容丰富，我略谈谈我的阅读体会。

这本书重点研究明清之际三个岭南诗人集群，即“南园十二子”“西园诗社”“北田五子”。对诗人集群的成员组成、活动时间、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及地位影响进行考述。其中，对“西园诗社”遗民诗群研究最值得注意。清初顺、康年间活动于广东的“西园诗社”，由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创立，前后存续近五十年。以往对其记载较为简略琐碎，且多矛盾错讹，影响了对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认识。这本书以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诗社成员的生平、作品，就诗社的成立缘起、创立和存续时间、活动开展等情况进行考察，同时对一些此前不确切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考订，还原诗社概貌和成员面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作者力图揭示该诗群在心态上的趋同性：异常炽烈的民族情感与顽强不屈的救国精神，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对乡邦文化的热爱，避世心态与避祸心态的合一，传继天下道统、文化救国的坚定信念。

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的独特光彩

在诗人研究方面，这本书对陈子升的研究最有新意。陈子升是明末“南园十二子”之一，与王鸣雷、伍瑞隆并称“粤东三家”；又与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王鸣雷、伍瑞隆并称为“粤东七子”。他的《中洲草堂遗集》真实地反映了易代之际岭南的政治变幻、诗坛状况和汉族遗民文人在鼎革之际的复杂心态，具有丰富的文本意义。此外，他以诗歌作为生命之寄，转益多师，诗风多变，善于在吸取前人诗歌精华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特色。此前，学术界对于陈子升的研究比较薄弱，而这本书比较深入全面地研究了陈子升。

这本书对岭南学者的乡邦意识与明末清初岭南地域诗学观的建构，也有很好的论述。在所有地域文化中，乡邦意识具有普遍性。岭南人的乡邦意识当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以来更为强烈、更为自觉，这和岭南的创作和自我认同关系也很密切。岭南诗人集群的形成和岭南诗风的成熟，预示着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诗歌时代的到来。透过明清之际的岭南诗坛，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邦意识在地域诗学观建构中的影响及表现。

总之，《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在明清易代的历史时空和社会文化大视野下，对岭南诗坛进行整体的考察，力求真实、深入地呈现这一时期岭南诗人的心灵史，展示岭南诗坛崛起、繁兴的过程，探讨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揭示明清之际岭南诗坛风尚变迁及在诗史演进历程中的意义。可以说，这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大地推进和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