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盛鴻史話 |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動因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在對南京大屠殺罪行進行揭露的同時，人們不禁要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動因是什麼？

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1937年12月5日，侵華日軍發動了進攻南京的戰役，并在12月13日占領南京後實施了史所罕見、震驚中外的大屠殺。在連續40多天的時間中，屠殺中國軍民30餘萬人，同時進行瘋狂的搶劫、焚燒、奸淫，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殘酷的戰争暴行之一。

确認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以後，人們往往發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動因是什麼？這是個老問題，也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有些日本學者說，南京暴行是當時日軍部隊中的南韓籍士兵幹的，這顯然不符合史實。進攻南京的日軍主力部隊有第3師團（名古屋師團）、第11師團（善通寺師團）、第9師團（金澤師團）、第13師團（仙台師團）、第16師團（京都師團）、第6師團（熊本師團）、第18師團（久留米師團）、第114師團（宇都宮師團）等，有着鮮明的日本地方特色，至今未有史料說明這些日軍部隊中有成建制的南韓籍士兵。還有些日本學者說，南京暴行是剛加入日軍部隊中的農民士兵幹的，這也站不住腳。日軍南京大屠殺絕不是少數日軍官兵的個别行為，而是有組織、有預謀的集體行動。

筆者認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當局自明治維新以後，在對華侵略擴張中，多年實施的武力征服與戰争恐怖威懾政策的繼續與發展，是這個法西斯政策的最高峰；同時，也是這個政策走向破産與失敗的轉折點。它既具有濃烈的中世紀軍隊屠城的野蠻色彩，又具有鮮明的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特色。

日本希望“甲午”重演

在近代日本對中國多次的侵略戰争中，日本最高當局一直迷信并全力實施以武力征服與戰争恐怖威懾為手段，以迫使中國軍民與中國政府畏懼與屈服，達到以戰迫和、實際是以戰迫降之目的，實作與滿足日本對中國的種種權益要求。

早在1894年，日本便憑借其迅速增強的陸、海軍力量，對中國發動了處心積慮的甲午侵略戰争，迫使清政府屈服，與日本簽訂了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是日本當局對中國推行武力征服與戰争恐怖威懾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得逞。此後，随着日本國力與軍事力量的進一步增強，日本對中國侵略政策也一次接一次地更新。

但日本當局的侵華計劃與侵略行動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與反抗。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中國政府始終拒絕承認僞“滿洲國”，拒絕答允“華北特殊化”等，使得日本當局焦躁不安，占主流地位的日本強硬派主張迅速對華發動戰争，以武力脅迫南京國民政府屈服。

1937年6月9日，擔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向日本最高當局建議：“應首先對南京政府加以一擊……最為上策”。1937年6月4日，日本近衛文麿組織内閣。這是一個對華強硬派占主導地位的内閣。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挑起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當局中的強硬派立即要求借機派遣重兵赴中國，一戰擊敗中國軍隊，迅速迫使中國政府投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狂妄地說：“把中國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毀他們的戰鬥意志。”日參謀本部第三課課長武藤章把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當成武力征服中國的“幸事”與開端，說：“愉快的事情發生了！”“通過一擊結束戰争。”日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在軍部讨論向華北增兵時，說：“船一開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陸，中國就會舉手投降。”

日本最高當局對自己的軍事力量有一種近乎狂妄的迷信，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在這時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民族團結與一緻對外。日本最高當局希望，也十分自信，甲午戰争的場面與結局，在1937年會在中國重演。

日軍美夢化為泡影

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對中國的武力征服與戰争恐怖威懾政策一再遭到挫折與失敗。中國各階層人民掀起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漲的抗日救亡鬥争，使日本當局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國軍民向日本乞降的美夢化為泡影。

首先在華北戰場。日方當局調兵遣将，組成“華北方面軍”，他們認為“闆垣、土肥原、矶谷三位師團長一出馬，不是就能一舉解決事變麼？”可是日軍很快在保定戰役、石家莊戰役與南口戰役中遭到挫折；在平型關、娘子關等地遭到重大損失。日軍既未能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更未能使中國政府屈服求降。

于是，日本最高當局把主要作戰方向逐漸移向上海方面。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役開始。

然而，日方當局從軍事與外交兩個方面雙管齊下，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實施“以戰迫和”“以戰迫降”的殖民政策，迅速遭到了失敗。日軍在上海傷亡慘重，曆時約3個月，付出傷亡6萬多人的代價，于11月12日才占領上海。11月5日，當德國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蔣介石轉達了日本政府提出的關于中國必須接受的投降條件時，蔣介石當即“嚴詞拒絕之”。國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即日遷都重慶。南京作為中國之首都，雖明知敵強我弱，而且南京地形對防守不利，但國民政府仍決定以部分兵力作短期防守。

南京國民政府拒絕乞降、堅持抗戰的強硬态度，使日本最高當局更加惱怒。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為了更快地實作“以戰迫降”，隻攻占北平、天津、上海，還是不行的；必須攻占南京并實施嚴酷的“膺懲”——大屠殺，才能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感到害怕，迅速而完全地屈服。正像美國著名人士白修德所分析的那樣，日本最高當局“覺得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剜掉了中國抗戰的心髒，覺得蔣（介石）會願意講和。”

12月9日，松井石根用戰機向南京城内空投散發數千份《勸降書》。赤裸裸地進行燒殺搶掠的恐怖威懾：“日本軍對負隅頑抗的人将格殺勿論，……貴軍如果繼續抵抗的話，南京将無法免于戰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會毀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經營将也化為烏有。”但南京守軍輕蔑地不予理睬。松井石根于10日“午後命兩軍進攻南京城”。日軍火力猛烈，甚至違背國際公法，施放毒氣。中國守軍以疲憊殘破之師，用血肉之軀“與鋼鐵相争”。南京城内外槍炮聲震耳欲聾，殺聲驚天動地，雙方短兵相接，陣地反複争奪。

12月13日傍晚，日軍完全占領了南京。南京軍民不予理睬《勸降書》，堅決抵抗，使日軍傷亡慘重。日本當局惱羞成怒，乃周密策劃與實施對南京軍民進行“膺懲”的大屠殺。據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記載，在日軍攻入南京的第二天，他曾與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福田會晤。福田告訴他們：“日本軍人為這個城市設想了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出乎日本當局的預料，日軍對南京的武力侵占與瘋狂大屠殺，并沒能使中國軍民與中國政府害怕與屈服。日本曆史學家藤原彰指出：“在占領南京時，日軍掀起了大規模屠殺事件。日軍的這種暴行，更加堅定了中國群眾的抗日鬥志。”

曆史證明，日軍攻占南京與南京大屠殺，既是日本最高當局對華推行武力征服與恐怖威懾政策的最高峰，也是這項政策走向失敗的開始。

經盛鴻（據《團結報》）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