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下午，豐子恺幼女豐一吟離世的消息在網上傳開了。
曉風書屋掌門人朱钰芳在朋友圈裡寫道，豐一吟老師于12月11日下午13點18分安詳離世，壽享93歲。
豐一吟，畫家、翻譯學家，1929年5月生于浙江省石門鎮（今屬桐鄉市），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市石門鎮）人。生前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豐子恺研究會顧問，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
朱钰芳是下午2點接到豐一吟的女兒崔東明打來的電話的，聽到電話那頭的崔老師泣不成聲，朱钰芳就明白了一切——今年起，豐一吟先生的狀态就非常不好，隻能吃流質的東西，親友們已隐隐有了不祥的預感。
豐一吟先生于12月11日13點18分離世後，崔東明老師就給在浙江和杭州的親友打來電話。她母親在杭州有諸多朋友，當年曾在國立藝專（現中國美術學院）讀書，親戚也有很多。
豐一吟為人所知，一方面是她後來作為豐子恺研究者和豐子恺漫畫的承繼者，另一方面，她幼時也如同大姐“阿寶”、老四“軟軟”一樣，出現在豐子恺作品中，如下圖：
豐子恺在這張畫上題上了陶淵明的詩句：“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父親對女兒的箴言，被豐一吟一直視為自己的座右銘。這幅畫，也被豐一吟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豐一吟在《我與爸爸豐子恺》一書中，記述了她記憶中的爸爸及她自己的部分人生經曆。
“可能外人看到的更多是父親成就的一面，但人總是人，不是神，其實他有很任性的一面。”豐一吟曾說，正是這種任性，讓父親打破正常，用毛筆和宣紙畫漫畫，文風也很不拘一格，而他生活中的任性，也有許多趣事留在女兒的記憶中。
《我與爸爸豐子恺》書中的這個片段讓人印象深刻：
爸爸總是有胡子的
“小阿倌，給我到新房子裡去拾點發火柴來！”李家大媽遞給我一隻小籃子。我欣然應命，接過小籃子，踮着一雙小腳，噔噔噔噔地出後門，穿過梅紗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裡去拾刨花了。——這是我關于緣緣堂最早的記憶。那一年，我虛齡5歲。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謂“新房子”，指的是“緣緣堂”。
1932年末緣緣堂開始施工時，爸爸虛齡35歲。爸爸出生于1898年農曆九月廿六日，公曆11月9日。在造緣緣堂以前，爸爸帶着一大家子東遷西搬，用開明書店送的一支紅色派克鋼筆，寫出了二十多本書。1932年，他總算在養家糊口之餘，攢夠了為自家築一個安樂窩的錢。1933年春，緣緣堂落成。
爸爸的老師和皈依師——李叔同弘一大師，在1926年時就為爸爸的住處取好了“緣緣堂”的名稱，是弘一大師在上海立達學園永義裡豐家宿舍裡釋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兩次阄所得的結果。可那個“緣緣堂”指的是永義裡的宿舍。後來“緣緣堂”這名稱一直随着爸爸的搬遷而轉移。直到六年後，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鄉浙江省石門鎮有了自建的這個緣緣堂。（石門鎮當時屬于崇德縣，現在屬于桐鄉市。）
那時的爸爸，已經長着胡子。不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長長的胡須。他在心情悠閑時，常用手捋捋胡須，好像在自我欣賞。我從未見過沒胡須的爸爸。是以，後來我看到爸爸沒長胡須時的照片，總以為那是我叔叔。其實，我雖然有兩個叔叔，卻都夭折了。
聽說爸爸的胡須是在我祖母去世後開始留的。按當時習慣，服喪期間不可理發。爸爸從此就開始蓄須，那是1930年的事。如果現在我看到一個33歲的人蓄須，一定會感到這人老氣橫秋。可是爸爸留胡須，絲毫沒有留給我這種感覺，反而覺得他潇灑得很。
祖母死後，按當時習慣，在開吊、出喪期間，作為唯一一個“孝子”的爸爸必須穿麻衣，還要在麻冠前面挂兩個棉花球，表示悲傷得要塞住雙眼，什麼都不想看了；兩側挂兩個棉花球，表示悲傷得要塞住雙耳，什麼都不想聽了。實際上這都是形式主義，哪有人真的塞起來的！這種喪服引起爸爸的反感，他堅決不穿。族中的長輩表示一定要穿，才算孝順。爸爸為了徹底反抗，把别人為他準備好的麻冠麻衣裁成了數片。族中人拗不過他，隻得讓他和大家一樣，隻穿一件白衣服了事。
在父親身邊長大的豐一吟，笑稱一直不認為爸爸有多麼偉大，因為“身在此山中”，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父親，才知道他有多麼了不起。
豐一吟曾說過，父親對孩子的教育是放任自流。她入國立藝專即現在的中國美院學畫，但對畫畫興趣不大，倒是很喜歡平劇，還曾參加過演出。後來在父親提議下學俄語，并成為一個翻譯家。
豐一吟通曉俄語和日語，是父親文學翻譯事業最重要的合作者。
父女署名合作翻譯的文藝作品近10種，約100餘萬字，其中豐一吟助譯但未标明、以及合譯後未曾出版的，尚未計算在内。
上世紀80年代，豐一吟開始研究父親的生平，先後撰寫了三本豐子恺的傳記，而她的畫也繼承了豐子恺的風格，成為難得的豐子恺繪畫的傳人。
豐一吟後來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她住所裡的卧室兼書房的大房間裡完成的。在這個大房間裡，滿滿當當都放着書，豐老師的書桌就擱在一個角落，書桌上是書籍報刊和筆墨紙硯，甚至連書桌的抽屜都是半開的。
這間書房裡，隻挂着一幅豐子恺先生的《一葉落知天下秋》，這是豐一吟僅存的一幅父親的真迹。
畫中，年輕的母親帶着兩個孩子，仰頭看着一片樹葉從天而降——傳達的是人類悲憫的情懷。
幾十年來，在這幅畫的注視下，豐一吟先生埋頭讀書、寫字、畫畫、編書——這是一位女兒對父親所能表達的、無盡的愛！
豐一吟先生，一路走好。
2013年，
85歲的豐一吟先生曾接受錢江晚報記者的專訪
豐一吟憶父親：他愛喝黃酒愛吃螃蟹愛打呼噜
85歲的豐一吟，是豐子恺目前唯一還健在的孩子。
在上海徐彙區斜土路的一條小弄裡，記者見到了這位一直陪伴在豐子恺身邊直至其去世的女性。
作為豐子恺研究的拓荒者與豐氏漫畫的傳人，豐一吟說她的腦海中時常交疊着兩個父親——
一個是真真切切相伴數十年，“不算溫和，兇起來很兇”的父親；
一個則是外人時時追憶敬仰的藝術大家豐子恺。
記者（以下簡稱為記）：豐先生對杭州感情很深吧？
豐一吟（以下簡稱為豐）：是的，父親很喜歡杭州，喜歡西湖，他畫出來的很多山水，其實都是杭州的。
他差不多每年都去杭州。我在杭州住過皇親巷，在寶極觀國小（位址位于現在的鳳起國小南邊）念書。
後來我們還住過葛嶺，我在美院讀書，那時候美院還在平湖秋月對面，每天上學就走西泠橋。
這段時間，他不教書了，所謂“三不”先生（一不教書，二不演講，三不赴宴）。他就在家裡，要畫畫就畫畫，要寫字就寫字。大概畫畫可以賣錢吧，反正我們都是吃得飽的。馬一浮就住在我們家斜對面，我父親經常去。有時候我還替他送東西過去給馬一浮。
弘一法師和馬一浮先生是爸爸最尊重的。
記：你覺得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
豐：有一句話“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有時候都是人家說起，我才發現原來父親很特别。如果不指出來的話，我就覺得爸爸就是爸爸嘛。
晚年的時候，他習慣早起，每天七點起床。有午休的習慣。一般上午寫字、作文章比較多，上午要動腦筋；下午也會畫畫，還有翻譯，翻譯日文、俄文、英文。在上海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在翻譯，這樣不太容易出問題。他一躺下去就能睡着，還打呼噜，我真是羨慕他。穿的方面，他不大講究，媽媽做什麼他就穿什麼。
記：據說，他最愛喝酒？
豐：他中午、晚上兩餐都要喝酒。他隻喝黃酒，上海就有紹興酒賣，沈永和的牌子，父親過去一直喝這個。現在我們家出了弄堂左邊斜對面就有沈永和酒，每次經過那裡我就想到父親。
父親不吃肉，但吃河鮮。我有時候還說他，你還畫護生畫呢，你自己吃這個吃那個，他說沒辦法。
他喝酒喜歡吃螃蟹，那時候已經裝了假牙齒，把螃蟹腿一個個掰下來，螃蟹中間也可以掰得開，就是螃蟹的鉗咬不開，他問我：“你幫我咬一下好不好？”我害怕得不得了，因為我不吃蟹，就隻好硬着頭皮幫他咬。
記：他畫畫時是什麼樣的？
豐：随便趴在一張小課桌上就畫起來。墨不講究，硯台也不講究，人家送給他一個端硯，他也随手送給别人。
父親的毛筆，隻有狼毫沒有羊毫，好壞也不計較。用完後也不清洗懸挂，而是飽蘸墨汁，再套上銅筆套。畫畫之前他會拿個木炭條勾一下大緻位置。後來有人看見他的畫上有木炭條的痕迹，就說是赝品，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解釋這個事。
記：他的脾氣好嗎？似乎沒什麼架子？
豐：沒覺得他特别偉大。他不溫和，兇的時候蠻兇的。
記：他離開時是怎樣的狀況？
豐：1975年過世之前，他好像有感覺，先去杭州看了他姐姐，然後再去家鄉看了他妹妹。那時候，他其實已經走不動了，胡治均（豐子恺弟子）陪他去的，還有我二姐和二姐的女兒。
他臨走的時候，都已經沒什麼力氣，不會講話了。他睡在床上，我和弟弟一個左一個右，給了他一張紙一支筆，我們說無論如何給我們寫一點畫一點吧，他就這麼畫了個圈。這是他最後寫的，我一直保留在那裡。
記：你對《護生畫集》有什麼特别的印象？
豐：現在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看得懂《護生畫集》，我記得早先我看見黃鳝在鍋裡那張畫，覺得這張有什麼好？我也不知道這跟護生有什麼關系，後來才知道是這條黃鳝懷孕了，在烹鳝時它想保護自己肚子裡的孩子，是以拱起了肚子，這才覺得感動。
我覺得可能很多觀衆看不懂的話，也會有這樣一個認識的過程。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李蔚 陳宇浩
值班編輯：倪王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