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河尋夢——《落紅蕭蕭》再版代後記

松 鷹

長篇小說 《落紅蕭蕭》劉慧心、松鷹著 台海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按：《呼蘭河尋夢》的部分内容，曾在《家庭與生活報》及大型文學雜志《紅岩》1986年第3期刊載。《家庭與生活報》的原編者按稱：“《落紅蕭蕭》是一部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長篇傳記小說，初版印數9萬冊，很快售罄，曾在少男少女讀者中掀起了一股‘蕭紅熱’。該書作者松鷹當年畢業于哈軍工。二十年後，他再次踏上當年蕭紅留下的足迹，通路了還健在的一些著名東北作家；并用流暢、抒情的筆觸撰寫了系列通路記實《呼蘭河尋夢》，讀起來清新隽永，耐人尋味，頗有文學性和認識價值。我們從該期起連載，以飨讀者。”

承蒙著名文化學者、策劃人梁由之先生的厚愛和助力，《落紅蕭蕭》得以再版。特表由衷的謝忱！并誠謝台海出版社、康瑞鋒先生及領讀文化傳媒的精心編輯和隆重推出！在此将《呼蘭河尋夢》全文附後，作為再版代後記。

一、呼蘭河的夢

呼蘭河，這條富有魅力的河流，對我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不僅因為它是蕭紅的故鄉，還因為那裡曾留下我青春的足迹、理想、夢。

當年，我剛跨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那座雄偉的大門時，我們新生隊曾在呼蘭河畔軍事野營。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學剛畢業的少年，滿臉稚氣，穿上軍裝總有點嫌長。夜裡，我背着一支半自動步槍，提心吊膽地在帳篷外站崗。腳下踩着卵石和沙灘，四周被幽深的黑暗包裹着，耳邊傳來呼蘭河汩汩的流水聲，聽起來真象夢呓一般神秘。三個月旋風般的入伍軍訓，在我們心中喚起了一種軍人的強烈的集體精神和英雄主義。急行軍，緊急集合，打“敵空降兵”，還有聲勢浩大的諸兵種聯合作戰演習，這一切都是在呼蘭河旁進行的。那裡有一片荒僻的開闊地，長着灰褐色的茅草和柳條林。呼蘭河靜靜地流着，像一條白練向東南直瀉而去，一直彙入松花江。

當時我還不知道蕭紅的名字，也不知道這條河曾經哺育過一位有才氣的女作家，而這位女作家寫了一本《呼蘭河傳》的小說。我們那幫來自四川的哈軍工第八期新學員，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戴上肩章，當一名年輕的國防軍官。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培養目标是軍事工程師，畢業生通常授予中尉軍銜，高才生破格授予上尉。那會兒我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從這座軍人搖籃畢業後，有一天會中途易轍，搞起文學來。更沒有想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會同蕭紅、同呼蘭河結下不解之緣……

二十年過去了，我一直在懷念這條河流！它像一首古老而悠遠的民歌，在我心田裡長久地萦繞。我曾經好幾回在夢中回到那裡，尋覓逝去的時光和倩影，那裡流水依在，人事卻已全非。

哦，呼蘭河！我默默地思念你，為你祝福。

那年春天，一次期盼已久的機會使我是夢終于實作了。我乘164次列車北上采訪，出秦嶺，經北京，穿過東北平原，回到了闊别二十載的哈爾濱！當我重新呼吸到松花江的氣息，聽見呼蘭河喃喃的細語時，我的心髒竟怦跳不已。

一個月的旅程，蕭紅的名字形影不離地伴随着我。在北京短暫的逗留，我通路了她的友人駱賓基，拜會了蕭軍——與她同跋涉、共患難，相愛而又相離的三郎；在哈爾濱，踏着五十年前兩蕭留下的腳印，我尋到了她的芳蹤：落難的東興順旅店、度蜜月的歐羅巴旅館、《國際協報》舊址、商市街……；在呼蘭縣城，我憑吊了蕭紅出生的故居——從前的那後花園，而今不見了；那園裡的小黃瓜、大倭瓜，也根本沒有了。但是蕭紅的名字，她的名篇《呼蘭河傳》，卻留了下來。

我在呼蘭河畔徘徊了許久。腳下踩着流沙和青草，我不禁想起一句不知哪位哲人說過的話：“生命短促，藝術長存”。

這條神奇的河從我腳邊流過，還是那樣美，那樣靜靜的，那樣唱着永恒的歌……

這次呼蘭河行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還清晰地在眼前浮現。

二、訪駱賓基

東北作家群的“小字輩”

到京後的一個下午，我乘地鐵到前門，拜訪了慕名已久的駱老。

說起來，駱賓基是東北作家群裡的“小字輩”：他比“老大哥”蕭軍小十歲，比羅烽小八歲，比“黑人”舒群也要小四歲；他與蕭紅相識的時間也最短。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東北作家群裡，同蕭紅交情和相知最深的，除了蕭軍，大約就數駱賓基了。駱賓基是蕭紅弟弟的同學，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時，蕭紅病困香港，駱賓基見義勇為地擔起了護理責任，衣不解帶地陪伴了她四十四天。蕭紅在彌留之際，向他傾訴了自己半生的不幸和遭遇、她與蕭軍的悲歡離合、她對文學和未來的憧憬……駱賓基後來是以寫了一本《蕭紅小傳》，他是第一個為蕭紅作傳的人。迄今為止，這本書仍然是所有蕭紅傳記中最重要、最有色彩的一本。

駱老住前門附近的西大街二号樓。這是一幢鐵灰色建築，高十多層，從外面看很有氣派，裡面的品質卻不大相配。樓梯很窄，過道牆上的壁粉也有些脫落了。

在一個簡易的電鈕上按了兩下，門内響起電鈴的蜂鳴聲。不大一會兒，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來開門，行動似有些不便，但神情卻是機敏的。“我找駱老，駱賓基同志。”“唔，我就是。”主人謙和地點點頭。這就是铮铮硬骨的駱賓基呵！穿一件芭茅色毛衣，微胖的臉，短八字眉，小眼睛，一副長者風度。

這套住宅沒有客廳，随主人進到一間卧室兼書房。房間的布置很簡樸：一張雕花老式寫字台、一個大書櫃、一張雙人床、兩個面包式的沙發、一架新染過色的藤椅，除此而外，就沒有什麼了。牆上懸着一幅蘭草圖，桌上堆滿了書，屋角散亂地放着一些墨迹斑斑的土宣紙。

我剛在沙發上坐下，駱老便取出一個小本，叫我寫下姓名和通訊址。我寫畢，恭敬地遞過去。老作家接過一看，“哦”地笑起來：“是《落紅蕭蕭》的作者呀！”我也笑了，與駱老仿佛一見如故。

《落紅蕭蕭》是我和慧心合作的一部以蕭紅為原型的長篇小說，先在大型文學叢刊《紅岩》上發表，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印出後，我曾給駱老寄去一本。小說裡的羅诤，就是當年的駱賓基。

我們的談話，就從這部小說開始。

駱老告訴我，前不久香港《文彙報》登了一篇《落紅蕭蕭》的書評。“這本書在香港反映不錯。文章不算長，但比較有份量。”“是去年的報吧？”我問。“不，是今年的，你們還不知道呀，我以為你們知道。”駱老坐在藤椅上，目光從上朝下投來，透再長輩的慈愛。

《落紅蕭蕭》發表和出版後，很受青年讀者喜愛，曾有不少讀者來信鼓勵。不過傳記體長篇小說，既不同于嚴謹的傳記，又不同于天馬行空的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許它比兩者都難。書出版後，也聽到專家的一些意見。出書前，曾由慧心同志寫信請駱老作序，但他婉謝了。

駱老此刻坦率地說：“我并不大贊成你們那種寫法，要不就是傳，要不就完全是小說。結果看來還是比較受歡迎。當時你們要我寫序，我就是考慮這一點，不大好落筆。”

話題回到蕭紅身上。我問駱老，當年在香港他為什麼會不顧一切地救蕭紅。駱老說，他是偶然發現蕭紅的處境的，他起初并未料到将由自己把她護送到人生的終點。這一段經曆他在《太平洋戰争爆發之後》有詳細記述。當時他年僅二十四歲，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同是東北流亡作家，眼看着病重的蕭紅在戰亂中無人照料，怎麼也不忍心撒手不管。他相信，任何一個流亡孤島的真正的左翼東北作家，當時都會這樣做的，除了一位“T君”例外——在《落紅蕭蕭》裡，他的名字叫司馬少白。

卧室的氣氛此刻是肅穆的。我仿佛看見一個敦厚的青年伫立床側，蕭紅平靜地躺在床上，臉色像玉雕似的光潔、慘白，她的眸子裡還殘留着一絲悲涼的微笑……一顆寂寞而燦爛的星倏然隕落了。然而她劃過夜空留下的軌迹，至今還閃着奇光異彩。駱賓基是這顆彗星隕落的唯一見證人。他同蕭紅的這段友誼一直傳為文壇佳話。為此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因為護理蕭紅來不及回九龍寓所，他在桂林桐油燈下寫成的長篇小說《人與土地》手稿為戰火所吞噬，那是他視着比自己生命還寶貴的東西；他的見義勇為和自我犧牲，還招來一些至今未解的文壇糾葛和流言。

四十年過去了，歲月的锉刀磨掉了多少記憶，卻永遠磨滅不了一顆水晶般的心靈！

兩個小故事

在通路中，駱老還給我講了兩個小故事。至今想起來，仍覺得很受啟發。

第一個故事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畫。駱老說，文革之前，他在一位朋友家裡作客，見牆上挂着一幅國畫。他問：“這是誰的工筆畫呀？畫得這麼笨！”那朋友說：“喔！這可是老舍夫人畫的。”他心裡嘀咕道：老舍夫人呀，還是齊白石的大弟子，畫得不怎麼樣嘛。但礙着朋友的面子，他不好再說什麼。駱老告訴我時，沒有講究竟是一幅什麼畫。

我聽了，忍不住插嘴問：“老舍夫人向齊白石學畫呀？”駱老颔首一笑，接着往下面講。

他說文革以後，他一次又去那位朋友家，發現牆上已換成另一幅國畫，筆墨工整雅逸，潇灑不俗，不禁贊道：“這是誰的手筆呀？”“老舍夫人的。”朋友說。駱老聽罷大感意外。真是十年不見，功夫已大不一樣。後來，駱老遇到了老舍夫人，他也向這位“齊白石的大弟子”求畫，并向她讨教這其間的奧妙。胡絜青平靜地說：“你不知道，文革十年，我沒有間斷過，天天都在練筆。”駱老這才恍然大悟。這件事對他頗有啟示。就是世間的事隻要不斷地練，總會有進步的。“滴水穿石”就是這個道理。駱老說，搞文學，創作，也要有這股韌勁，不能光靠靈感、才氣，要靠功夫，而功夫則靠練。

另一個故事是黃宗英的文章。也是很有意思的。黃宗英在文革前就發表文章，有散文，也有特寫。駱老是那時看過她的文章，心想一個演員，還寫東西，是以産生了興趣。結果找來看了兩篇，很掃興，覺得這個人沒有才氣，也不會剪裁，什麼都堆在一起。一句話，他當時得到的印象是：黃宗英是一個不甘寂寞的演員，但成不了作家。駱老笑道：沒想到，文革之後，黃宗英的報告文學出來了，先是《大雁情》，接着是《小木屋》、《星》……真是令人大吃一驚，一篇賽過一篇。

“這也是練出來的功夫呀！”我望着駱老說。

“是的，”駱老點頭，若有所思地說：“不過除了功力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作者對新生活充滿着激情，她心中始終燃燒着對祖國、對人民的愛。”

其實，駱老自己就是一位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作家。他主張作家要關注現實，不要背向沸騰的、新的生活。他說不少作者總認為自己過去的生活很豐富，足夠寫的了，而忽略了目前的生活，這是很可惜的。我問駱老比較喜歡最近的哪些作品。

他回答的作者有：黃宗英、陳祖芬、劉賓雁——有趣的是，都是寫報告文學的。他還稱贊說：“陳祖芬是我們北京作協的，文筆不錯，作品思想境界也高。”

駱老本人就是報告文學行家。他當年在上海為茅盾主編的《呐喊》叢刊寫報告文學時，陳祖芬還沒有出生哩！六十七歲的老作家興緻勃勃地談到，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也坐不住了，到郊區去蹲了一個星期，回來也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遺憾的是，過了将近一年，這篇報告文學才在一家叢刊上發出來。老作家诙諧地說：“這下把我的興趣也打沒有了！”

這也許是句玩笑話。我感覺到的，是一顆在燃燒的、滾燙的心。

三、鴉兒胡同會三郎

我這不速之客

拜會蕭軍，是在訪駱賓基的翌日。這是一次充滿戲劇性的通路。

在中國文壇上，蕭軍蕭紅這兩個名字就像一副雙璧，閃着引人矚目的光澤。這一對富有傳奇色彩和悲劇韻味的作家，有過風雨同舟的命運，熾熱的愛，也有過離别和各自不幸的遭際；盡管最後他們令人惋惜地分手了，一個在香港早逝，一個在大陸上經曆了漫長的坎坷，但蕭軍、蕭紅這兩個名字，在文學上，在後來人的心裡，是永遠難以分割的！

蕭軍自号“酡顔三郎”。《落紅蕭蕭》出版後，不少青年讀者來信打聽這位“三郎”的下落。一位重慶的大學生在信中寫道：“看罷小說思索之餘，我不禁關心起活着的人了，特别是與蕭紅傾心相愛的三郎，現在是否還健在？姓什麼？在哪裡工作？……”

蕭軍是一個桀骜不馴的硬漢子，經過三十年的風雨，仍然健在。算來他該有七十七歲了。

按着位址，我找到了鴉兒胡同。小巷裡沒有六号，一打聽是在巷子背後。這裡臨着一個狹窄的小湖，圍着欄杆，水很清涼。從衣兜裡掏出北京市地圖，一對照，才知是與北海相連的什刹後海。蕭軍所居的六号就在湖畔。這是一棟城堡式的小灰樓，樓四周一片矮平房，相比之下，這樓大有鶴立雞群之勢。

樓門口有兩個木匠在做木活，向旁邊的一個老太太打聽，知蕭軍住在樓上。我沿在着一條老式木樓樓梯登上二樓，空空的過道寂然無聲，四周隔着木闆，前後幾扇門都閉着。

試着在一扇門上敲了兩下，門打開了。開門的是一位挺精幹的中年婦女，頭發向後梳成一個髻，穿着褪色的藍布衫，很樸素。一問，正是蕭軍的夫人王德芬同志。

我說明來意，女主人熱情地把我讓進屋裡。臨門是一架古色古香的屏風。我在一張紅色人革沙發上落座。當我在女主人遞來的本子上寫下姓名、機關後，她“呵”了一聲，“你是《落紅蕭蕭》的作者吧！”“是的。”

不料我這一應聲，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她用銳利的目光迅速打量了我一眼，像是仔細瞧瞧的意味。

“蕭老在家嗎？”“在，你等着。”女主人進裡屋通報去了。我坐在沙發上，打量了一下外屋。房間很大，呈六角形，有三扇排成弧形的大窗戶。窗前是長椅、方桌。室内的擺設和裝飾豐富多彩：窗台上擺着古瓷器、盆景，牆上挂着琳琅滿目的字畫——有魯迅肖像、名人字帖，還有一幅西洋風景畫，空中則懸着幾盆青茸茸的吊蘭。大約幾分鐘光景，一個矮胖敦笃的老人出來了，頭發已斑白，但很壯實，身穿淺栗色條紋毛線衫，臉上沒帶笑容，威風凜凜，像一尊戰神。這就是曾經被人遺忘的蕭軍！我忽然覺得，朝我走來的是一位退了伍的元帥，老了，但雄風依在。握罷手，我在方桌一側就坐，主人坐在臨窗的長椅上，女主人蕭夫人坐在後面的紅沙發上。

談話開始，像是談判。從老人端坐的姿式和眼神中，我發現自己給這間屋子帶來了火藥味。這使我很意外。

《落紅蕭蕭》一席談

我到鴉兒胡同，本來是作一次禮節性的拜訪，順便了解一下哈爾濱兩蕭舊址遺迹，沒想到竟走到“談判桌”上來了！原來主人對《落紅蕭蕭》有保留意見。于是，一方是小說裡的“三郎”，一方是小說作者之一，年齡上相差四十歲，空間上相距隻一尺之遙，我們隔着方桌對起話來。

傳記作品的一大難處，就是涉及活人，容易引起麻煩。電視連續劇《霍元甲》播出後，萬人空巷，但霍元甲的後代卻提出了抗議。理由是趙倩男純系編造，有辱霍門名聲，霍氏子孫也無叫霍東覺的。圍繞着傳記小說《張玉良傳》，好像也有過争議。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作者的粗疏，也可能有當事人的誤會或苛求。對于我們的這部長篇小說，從談話看當事人主要不滿意大約是兩點：一是三郎與學生姐姐的關系“移花接木”了，“那個學生和她姐姐都還在，這不是成了‘黑幕小說’嗎？讓人去索隐。”另一是在上海大張旗鼓地賣“奴隸叢書”，那也不符合實際，當時是偷偷印的，不可能那樣嘛，我們老人一看就知道……”

他的表情有點愠怒，又像是一個受了傷害的小孩，喃喃地說：“我反正保留寫點什麼的權利！”

我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釋，并簡單地介紹了書出版後的反應，青年讀者們對三郎的仰慕，還有駱老所說香港的書評等等，但老“三郎”仍未消氣。

此刻，我從心裡感覺到，畫家不一定完全按模特兒的意思去畫，但無論如何，對方的這種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落紅蕭蕭》是傳記長篇小說的一種嘗試，難免有不成熟之處。書再版時，相關地方可以考慮作點修改。而且像上海售“奴隸叢書”的場面，改并不難。關于傳記、傳記文學、傳記小說，我已婉轉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另外的某些分歧，有的是誤解，有的是看法不一，我平心靜氣地作了說明。

我不敢說自己的意見都對，但卻是富有誠意的。于是，空氣緩和了些。

在交談過程中，蕭夫人也移坐桌旁，不時問上一句：這個資料你看過嗎，那個資料看過嗎，那上面都有……如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聶绀弩的《在西安》、美國學者葛浩文的《蕭紅評傳》等。女主人每問一句，我都點頭：“看過。”而且答得很有把握，這确是不假。有關蕭紅的作品和資料，凡是能接觸到的，我們都進行過一番消化，包括蕭紅胞弟的回憶、台灣作家寫蕭紅的長篇小說等。

大約因為我心平氣和的态度感動了主人，又溝通了情況，室内的氣氛變得親切自然，冰雪開始融化。

我問蕭老，哈爾濱的那幾個舊址還在不？“在呀，你是……”老作家注視着我。“我明天就去哈爾濱，想看看那些地方。”“哦，你是想寫傳嘛，還是改小說？”蕭老臉上第一次露出笑容。“因為寫了小說，總想回去再看看。”我說。“都還在！”老三郎“酡顔”大悅，“你到黑龍江大學找陳隄同志，讓他帶你去。”

這時他的神态真像一位慈藹的元帥，而我呢，成了他麾下的一名光榮的小兵。為了我此行之便，他還特意囑夫人給我開了一張“路條”。

五十年滄桑

蕭夫人開的“路條”，是一封用原子筆寫的短簡，信中托陳隄教授抽暇帶我去兩蕭故居看看。到哈爾濱後，我才發現這張小紙條的價值。

有趣的是，不知什麼時候“談判”變成了友好會晤。蕭老同我越談越投機。坦白，豪爽，健談，這才是三郎的本色。整個通路進行了兩個多時辰，談話内容很豐富，大多集中在兩蕭的生涯上，諸如營救蕭紅、商市街的生活等。懇談間，蕭軍隔着方桌示意夫人：“把那個影印材料，給他一份吧。”王德芬點頭，從書櫃裡取出幾張北京作協上月慶祝蕭軍創作五十周年的影印件送我。上面有蕭老銜着煙鬥的近影，還印着蕭軍履歷、主要作品目錄，以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作序的手稿影印。老頭還親自去裡屋拿出原件來給我看，有點像舞台介紹的折疊柬，印得很精緻。蕭夫人告訴我：“實際上這一次‘五十周年’活動，才真正給蕭軍公開恢複名譽。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上發了消息。原來隻是單獨通知我們平了反。”

蕭軍從1947年以後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理，被埋沒了整整三十年，粉碎“四人幫”後

才重返文壇。他曾戲稱自己是“出土文物”，短短一語，酸辣苦甜皆有！（中國文壇有兩位“出土文物”，另一位是沈從文）五十年滄桑，三十年沉浮，蕭軍依然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他從未離開過自己所熱愛的文學事業，對祖國對人民始終懷着一顆赤子之心。我展開北京日報所發消息的影印件，上面有上司同志代表作協的一段話：“蕭軍同志擁護中國共産黨，擁護社會主義，不愧是一位具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是我黨剛直不阿的好朋友。”應該說曆史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五十年坎坷不平的文學生涯，蕭軍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各個領域辛勤耕耘，共創作出版了四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集（包括與蕭紅合著的《跋涉》）、八本散文書信集和其他諸多文字，在東北作家群裡，論成就和影響隻有蕭紅可以與他齊名。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八月的鄉村》問世時他隻有二十八歲，這部長篇小說在當時中國文壇曾引起轟動，經過幾十年時間的淘洗，其生命力至今不衰。最近見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精裝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長篇小說》卷，收入1927-1937十年間的五部長篇佳作，其中就有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與其并列的的另外四部作品是：葉聖陶的《倪煥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李劼人的《死水微瀾》。五座山嶽，并肩而立，蕭軍的成就足矣！

主人談興很濃，我們都忘記了時間。席間給我的印象，王德芬是一位很賢惠的妻子和母親，對蕭軍很體貼，衛護，又是一位得力的助手。而且她也頗有文才。如談起“T君”為什麼追求蕭紅得逞，她說：“當時蕭紅也太寂寞，孤獨，聶绀弩隻能給她友情，不能給她愛情。”又及，對兩蕭的訣别感慨道：“按理說蕭紅是他的妻子，他堅決要北上打遊擊，她就應該跟着去……”。我暗想，如果她是蕭紅，當時一定會跟着去打遊擊的。蕭軍受苦受難的這三十年間，她不是一直忠實地追随着他嗎！胡風在《悼蕭紅》中曾寫到，1940年在重慶蕭紅一次去家裡看他，無意中見到蕭軍寄來的新婚照片。“她看後好半天沒有作聲，看出這在她的感情上是個不小的打擊。”照片裡的新娘就是王德芬，幾乎是同蕭軍私奔的，什麼都不要了。這段姻緣，王德芬寫過一篇很生動的散文，登在《飛天》雜志上。兩蕭在臨汾離異時，蕭軍是孑然一身，他後來得到另一個姑娘的愛，也許是命運的安排。蕭紅的結局卻并不美滿。她輕易地委身于“T君”後，不久即受到冷落。據說在香港時，T熱衷于追求一位有錢的小姐，蕭紅更加孤獨和寂寞。聶绀弩所謂的大鵬金翅鳥，終于“從天空，一個筋鬥，栽到‘奴隸的死所’上了！”

兩蕭分手，“钗分鏡破終天恨”。但是蕭紅後來在香港的寂寞中，寫出了傳世之作《呼蘭河傳》，卻是她的造化和不朽的豐碑。

“一本換六本”

蕭老還向我叙述了當時救蕭紅的情景，令人驚訝的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記得還那樣清楚。我想，人的記憶，有的是終生難于磨滅的。

談到後來我們仿佛成了知己。于是，蕭軍層層加碼，一會兒對夫人說：“把那本書送松鷹一本吧。”王德芬點頭，從裡屋取出一本新書；隔一會兒，他又說：“還有那一本，也送他吧！”……意外的禮物真讓我喜出望外。到後來，我面前已擺上六本新書。其中一本是吉林大學出的《蕭軍創作研究文集》，其餘五本，厚薄不一，都是蕭軍新近再版的作品，有傳記《我的童年》、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散文集《綠葉的故事》、《十月十五日》、中篇小說《涓涓》。

我準備起身告辭時，蕭老特地把這六本書拿進裡屋，大約五、六分鐘，老人出來，将書一并送我。其中五本他的新版書，都在扉頁上用毛筆題了字，字迹遒勁，還鈴了朱紅方印，印墨未幹，特地隔了一張小紙片。接過這些贈書，我感動了。

“怎麼樣！你送我一本（指上次寄贈的《落紅蕭蕭》），我送你六本！”老作家笑盈盈地瞅着我。

我也笑了：“下次我再送你一本，傳記的，世界電子名人傳。”

“好呀！”

蕭夫人在一旁也趣道：“這次豐收了吧！”

真算是豐收。可以說是滿載而歸，因為書有一小摞，我的提包裝得鼓囊囊的。臨了，蕭軍又問到《落紅蕭蕭》，我說：“發行九萬冊，有可能再版。”老頭聽說“九萬”，歎了一聲，有些吃驚和羨慕地說：“我的書印數都隻有一兩萬。”那種神态很像一個孩子。

走下樓時，總忘不了蕭老第一面那種略帶愠色的表情和孩子般的情緒，也忘不了贈書的濃情和厚意——我覺得，書中人的這種感情，書作者是應該盡可能尊重的。

下樓之前，蕭軍還邀請我進他的裡屋，看了看他的寫作台。這是一張擺設琳琅滿目的大寫字台，朝着壁爐式的牆，桌子上方懸着一柄鑲金的小彎刀，很别緻，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玻闆下面壓着近幾次舉行蕭軍學術研究會的照片，他一一指給我看。内室一大間，再進去是

一個寬大陽台改造的小屋，光線很充足，也擺着一張寫字台。蕭老說有時他就在這裡寫作。小屋一側，有個門通到外面的過廳，就是我上樓時左右顧望的那個過道。

蕭老和蕭夫人一直送我到樓梯口。走下樓梯是拐彎處，我回過頭來，皓首酡顔的老作家還親切地瞅着我揮手。

走出灰樓，沿着什刹後海，再繞過鴉兒胡同，在幾個方向上，都可以望見那幢古堡式的小樓。鐵灰色的磚壁、窗戶、屋頂，古老而凝重。雖然飽經了風雨，仍然铮铮兀立，巍然不動。我心中想，下次再來，一定給這幢建築拍張照片。

第二天，我就搭上了去哈爾濱的特快。

四、在十七次特快列車上

在列車上，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留學生，他不知道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卻知道蕭紅的名字，這使我很意外。

這是一個戴金屬框眼鏡、舉止文雅的青年，穿着淺色便裝，二十七歲，是日本一家大公司的職員，來中國進修漢語已一年多。這家公司在北京設有辦事處，這位青年結業後，将是常駐辦事處的代表，收入頗豐。同卧鋪的人知道他是日本留學生後，态度很都客氣，他也樂意和大家交談，并不顯得拘謹。他的國語相當标準，但不太流利，談吐彬彬有禮。我們面對面坐在過道臨窗的小皮椅上，我問起他高倉健、三浦友和這兩位影星的事，還有著名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他知道不少他們的轶聞。後來，我又問他日本得諾貝爾獎的江崎，他愣了一下，搖頭說不知道這個人，表情有些窘。我說：“他是江崎二極管的發明者。你們日本還有一個人叫湯川秀樹，也得了諾貝爾獎。我們中國也有兩位，楊振甯和李政道，都是實體學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驚奇地問我：“你是學實體的吧？”他原先大約把我當成搞藝術的了。

列車穿入了夜幕。我躺在中鋪上，怎麼也睡不着。于是掏出随身帶的一本《呼蘭河傳》，借着頂燈的微光浏覽。他躺在對面的中鋪上，問我看什麼書。我說：“《呼蘭河傳》。”他突然揚起臉來，好奇地問：“是蕭紅寫的吧？”這一回輪到我驚奇了。“你怎麼知道的？”“我讀過她的《小傳》日譯本，她到過東京，死在香港吧，日本有好幾個人研究她……”他還說《呼蘭河傳》也有日譯本，可惜他沒有讀過。

車廂裡燈熄了，我們還小聲擺談了好一陣。留學生告訴我，在東京的書店裡可以買到蕭紅的作品，日本青年喜歡讀冰心和蕭紅的散文。據我所知，蕭紅的散文譯成日語的還不多，可能他把《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和《手》都當作散文了。這也難怪。蕭紅的小說本來就帶有散文化風格，富有詩情畫意。茅盾在為《呼蘭河傳》所作的序裡，就曾稱道：“它是一篇叙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那天夜裡我睡得很遲。仰卧在輕輕搖晃的卧鋪上，沉入默默的遐想。兩個不同國籍的年輕人，素不相識，萍水相逢，但是蕭紅的名字把我們的感情溝通了。這真是奇迹，又不是奇迹。我領悟到：文學是沒有國界的，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屬于全世界。

一覺醒來，十七次特快已奔馳在松遼大平原上。

窗外是一望無際的黑土，廣袤的、微微起伏的大地沐浴着晨光。這就是黑龍江的沃土！我的心跳起來。大約春天的腳步還沒有趕到，一行行裸露的樹枝，淡青色的、赤褐色的，從眼前一掠而過。兩排紫黑色的灌木叢，在鐵道左右連綿不斷，一直向前方伸去。田野上不時閃過圍頭巾，穿著鮮豔的婦女、姑娘，還有粗犷的男人，手中揮着馬鞭……

望着在眼前旋轉的大地，我的耳畔仿佛升起了蕭紅的聲音——

家鄉多好呀，土地是寬闊的，糧食是充足的，有頂黃的金子，有頂亮的煤，鴿子在門樓上飛，雞在柳樹下啼着，馬群越着原野而來，黃豆像潮水似的在鐵道上翻湧……

我心裡感覺到一陣親切的共鳴。哈爾濱，我的第二故鄉！闊别了整整二十年，我終于回來了。

然而蕭紅的芳骨，卻永遠留在了天涯——先是寂寞地埋在香港淺水灣，傾聽着海水嗚咽，任行人踐踏；後來遷葬到廣州銀河公墓的一塊綠蔭下。自1934年她同蕭軍一道逃亡南下以後，她再也沒有回來過。

列車抵達終點，望着漸漸靠近的月台，我禁不住渾身激動，悲喜交集。

五、久違了，哈爾濱！

哈爾濱——它是一座美麗的城、藝術的城、音樂的城、英雄的城、熱情好客的城，也是和我有着骨肉相關的城！無論我住在什麼地方，無論我離開它多麼遙遠，離開它多麼長久，……我一直懷念着它，憧憬着它！

這是蕭軍1979年重返哈爾濱時的一段抒懷。不知為什麼，走下月台時，我忽然産生了同樣的感覺，我的心和蕭軍是相通的。

也許因為離别的時間太長，走出哈爾濱車站，刹那間，我幾乎不認識了。廣場對面的建築，還有那些五顔六色的招牌，無論如何也喚不起記憶了。将近二十個春秋，這當中經曆了多大的變化啊！隻有聳立在廣場中心的棱柱形紀念碑形，還依稀記得，碑上镌刻着俄文字母，但色調比從前暗淡了。

旅社的面包車向左前方疾駛而去，我拉開窗玻璃，把頭探出視窗，貪婪地打量着四周。車開出一程，才發覺哈爾濱的街道是有起伏的，并不是平地，有一種緩慢的坡度，這也沒有印象了。

窗外依次掠過商店、醫院、尖頂的教堂……我的記憶複活了！

一幢幢熟悉而别緻的建築跳入眼簾，米黃色、乳白色、赭紅色，有哥特式，也有俄羅斯式、巴洛克式，别有一番風情。記得當年我們初到哈爾濱，乘着軍綠色大客車，也是走的這條道。在晚霞的映照下，所有建築都呈現出金黃動人的色彩。一座座富有異國情調的樓房，在大夥兒眼皮底下旋轉着，閃過去，令人目不暇接。我們這群毛頭小夥子仿佛突然闖進了東方的莫斯科，帶尖的紅頂大教堂，就像《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的宮殿，那鮮花點綴的草坪，黃燦燦、綠茵茵的。真想躺上去打個滾——那時我們才十七、八歲，最大的也不到二十，一批雄赳赳的哈軍工第八期新學員！

此時此刻，凝視着窗外，我不禁輕聲念道：“久違了，哈爾濱！”

汽車駛進哈軍工舊址（如今叫船舶工程學院）時，淚水禁不住順着臉頰流下來！這就是那座輝煌的軍事學府，我的母校，這就是多少年來魂牽夢繞的地方。那凝重的大門、黃樓依然臨街而立，但軍綠色的闆牆卻早已不存在了。

入夜，我在三棵樹旅社窄小的房間裡，久久不能入睡。望着窗玻璃外隐隐約約的燈光，我總覺得剛才來的方向，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在默默地向我召喚。哈軍工那沉浸在暮霭中的大樓頂，那兀立的雄姿，那個曾經度過我最寶貴的年華的大院，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第二天，我提着旅行袋，進住了哈軍工大院。這座曾經為許多熱血青年神往的軍人搖籃，房舍依在，面目卻已全非。我沒有急着去尋覓兩蕭的舊居，先上街浏覽了一下市容。無論是叮當而來的有軌電車，繁華的“秋林”、鋪着石條的中央大街，“似乎仍然和昨天一樣啊”！然而喇嘛台的悠悠的鐘聲，卻永遠聽不到了。聽說這座恢宏的古典建築在文革中毀于一旦。十年浩劫的痕迹，再過兩個十年，恐怕有不能完全消除。

明天我去太陽島。

六、松花江畔

哈爾濱是一座雕塑的城市。在這座城市漫步，到處可感覺的“凝固的音樂” 的白色旋律。而美麗的松花江畔，則是一條藝術的長廊。沿着斯大林公園的長堤，在柳樹的掩映中，豎立着一座又一座造型精美的雕像，令人流連忘返。

記得當年我在哈軍工海軍系當學員時，每年的春天，多半是五一節，我們同班的幾個小夥子，準要到松花江畔來攝影留念。大家一身海軍軍官服，漂亮的肩章、大沿帽，英俊潇灑。有好些女孩子從遠處投來顧盼的目光。

我常愛站在第一号塑像前留影。這是一尊憨态可掬的熊，仰着腦袋，瞧着松花江，造型樸拙可愛。雕塑的基座是石砌的，有一人高。

如今，時隔二十年，我又回到松花江畔。恰好這一天是五月一日，仿佛我是特意趕着這個日子來似的。長堤上散發着楊樹嫩葉的香氣，腳下沐浴着融融的春光。松花江的流水，同昨天一樣，沿着哈爾濱的脊背，自西向東悠悠地流過。下遊不遠處，就是呼蘭河的入口。

我尋到第一号塑像的位置，那尊“熊”已經不在了。原先的石基座上，換成了一個懷抱琵琶的女孩雕塑。楊樹下坐着一個賣冰激淩的姑娘，我問她這裡原先的那個“熊”呢？他搖要頭說不知道。文革開始時，她恐怕還沒有出生吧。我很納悶，這熊雕為什麼要換呢？也許是忌諱“北極熊”還是什麼的。我立在從前站的地方，支起三角架自拍了幾張照片。同樣的方位，同樣的姿态，不同的是身上的軍裝變成了記者的風衣。我的母校，那英名赫赫的哈軍工，也從地球上消失了！

乘遊艇過江，在對岸的太陽島遊了遊。那裡曾留下我們年輕的腳印，假日裡我們常常結伴而往，遊泳、劃船、野營，十分惬意。

太陽島的黃金季節是夏天，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島西角的一大片旅遊建築空蕩蕩的，一些古色古香的木結構房子都已破舊，顔色敗褪，門窗不全。名字很吸引人的太陽島餐廳也隻剩一座軀殼。我産生了一個奇怪的感覺，仿佛走進了好萊塢廢棄不用的攝影場。

隻有沿着江堤的一排雕塑，像是新造的，清新悅目，很美，有“鹿”、“孩童”、“踏浪女”。堤上有不少遊人，江邊還有撒網捕魚的。

乘着遊艇傳回時，我蓦然看見江心的一片沙丘上，幾個光腚的男孩在競相跳水。旁邊的江水波光粼粼，蘆葦在微風中搖曳。望着這幾個勇敢的小家夥，我禁不住露出會心的微笑。

蕭軍和蕭紅當年也在江心的沙洲上遊過泳，一對得意的青年作家，因為沒有帶遊泳衣，也是一身全裸，融着水光和天光。蕭紅曾在散文《小冊子》裡描寫當時的情景。

那是他們剛從五畫印刷社出來，看見自己的小說集馬上就要出版，高興得就像兩個大孩子。為了慶祝，兩人飽餐了一頓外國包子，又破例喝了兩杯“伏特克”酒。走到江邊時，三郎口袋裡隻剩兩角錢。劃船一小時租金一角五，他們劃到江心沙洲上，盡情地在水中嬉戲，曬日光浴。這時，從北面劃來一條小船，蕭紅慌張起來，穿衣裳已來不及，急忙躲到水裡去。船走過，又爬上來。他們玩得很快活，到了該回家時，三郎才發覺白襯衣被水沖走了。結果他隻好赤着膀子凱旋而歸，還帶着戰利品——在江裡撿的一條死魚。他們慶祝出版的那本小冊子，就是兩人珠聯璧合的《跋涉》。那是他們的第一本書，蕭軍時年二十六歲，蕭紅年僅二十二歲。舒群在極不容易的情況下，為這本書的自費出版籌款，幫了兩位朋友的大忙。

《跋涉》的出版，給當時寂寞的哈爾濱文壇投小了一團火，也給兩位青年作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在白色恐怖的威逼下，他們終于告别哈爾濱，踏上了流亡的坎坷之途。對蕭紅來說，這是她同生她養她的故鄉的永别……

從松花江畔趕回南崗，已是下午三點鐘。回來時，在“秋林”百貨公司（現在叫松花江百貨大樓）三樓，買了一隻橙紅色外殼的小指南針。準備畫哈軍工大院平面圖确定方位用（我要為它寫支“挽歌”），去呼蘭河大約也用得着。

七、啊，呼蘭河！

尋蕭紅故居

我終于要走近呼蘭河了！

清晨八點半鐘，在承德廣場乘上去呼蘭縣的長途汽車。天氣很好，晴空萬裡。汽車經過下遊的松花江大橋時，偶一回頭，在遙遠的地平線處，甚至可以看見哈軍工系大樓的屋頂！在晨光裡，五座巍峨的大樓，閃着凝重的青灰色，清清楚楚，兀立天邊。汽車駛上哈呼公路後，加快了速度。沿途柳樹，都已吐翠。田野坦蕩無垠。黑土，草甸子，藍天，白雲。

呼蘭縣在哈爾濱以北五十公裡左右，位于呼蘭河北岸。清乾隆年間，這裡還是一個不到五千人的小鎮，追溯到更早些時間，則隻是一個防戍所需的軍事據點。到了本世紀初，呼蘭縣才發展成一個商肆興盛的縣城，明國二年（1913）正式設立為縣。蕭紅在《呼蘭河傳》裡描述的縣城，大約就是這個年代。

汽車行了約一個小時，于九點四十五分到達呼蘭縣。進入縣城前，汽車先駛過一座白色的長橋。橋下就是呼蘭河。

蕭紅故居在縣城南面，據鐵峰《蕭紅傳略》所記，位址是鎮南河沿龍王廟前長壽胡同。縣城不大，給人印象平淡無奇。十字街上，可看見馬車、塵土。滿街的叫賣聲。打聽到龍王廟的去處。在一條街巷的拐彎處，問一個賣冰棍的女孩，蕭紅的故居地怎麼走。女孩指了指前面：“就在大紅門鬥那兒。”我朝前尋去，走完了一條街，又倒轉回來，都沒有找到。沒有任何标記，連“蕭紅故居”的字樣都沒有。一連問了幾個人，才問到，所謂“大紅門鬥”，是用紅磚新砌的一個普通大門，很不起眼。推開側門進去，裡面是一個小院。院子大約有籃球場大，四周是新圍的磚牆，右側有一大一小兩間舊平房。院壩中間還堆着一大攤磚頭，似乎剛施工到一半停了下來。記得年前《光明日報》曾登過一幀蕭紅故居破舊待修的照片，呼籲有關方面重視。當時我看到照片，十分震驚。好多國家都很重視作家、藝術家的故居，因為這是民族的驕傲，也是一國文化水準的标志。像蕭紅這樣可數的女作家，為什麼竟無人過問呢？……現在牆是圍起來了，房子顯然還是原樣，房檐上的瓦殘缺不全，窗棂也很破舊，屋檐下懸着一根繩子，上面晾着兩件舊棉衣。沒有看見人影，但大平屋的門開着縫，看得出有人住。院子一角有一間快用坍塌的矮屋，幾隻母雞正安閑地在地上覓食。

這就是蕭紅度過童年的故居？

這就是《呼蘭河傳》裡娓娓描寫的那個大院子麼？

我望着這塊寸草未長、滿地爛磚的不毛之地，不勝惆怅之感。

完全應了蕭紅四十年前說的話：

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園子裡的蝴蝶，蚱螞，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依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着，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

那些五顔六色的蝴蝶、金色的蜻蜓、綠色的蚱螞，那些爬上房的黃瓜、倭瓜，那些毛嘟嘟的狗尾草，統統都沒有了！院子中央隻剩下一柱Y字形的斷臂老榆樹。我的耳畔仿佛響起喃喃的、清脆悅耳的童音：“小時候，隻覺得園子裡邊就有一棵大榆樹。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來了風，這榆樹先嘯，來了雨，大榆樹先就冒煙了。太陽一出來，大榆樹的葉子就發光了，它們閃爍得和沙灘上的蚌殼一樣了。”大約這就是蕭紅說過的那棵大榆樹吧，樹已經死了，隻剩下光秃秃的一個軀幹，樹身足有酒桶粗，上面布滿着溝壑和瘡痍。

我取出海鷗205型相機，在牆角立好三角架，選好角度，拍了幾張照。這時，從門外進來一位穿高領衫的年輕人，面色黝黑，長得很帥。我問：“你是這裡住家的吧？”“不是，我和他們（指住家）挺熟，我也是來拍照的。”這才發現他手立提着120型機子。青年很熱情地自我介紹，他是呼蘭師專中文系學生，他們一班同學都是蕭紅的崇拜者。他聽說我是慕名來此拜谒蕭紅故居時，臉上露出親切的神情，仿佛遇到老朋友一樣。我們談得很投機。據他介紹，蕭紅舊居實際要寬得多，現在牆内圈的隻是一小塊遺址，大平房是蕭紅祖父、祖母住的。

我問起為何故居搞得這麼簡陋，幾乎辨認不出來。青年不無遺憾地說：縣上對蕭紅故居不怎麼重視，沒有錢修，也沒有人管。像現在這樣用磚牆重新圍過，已經算不容易了。聽見這話，我不禁默然：一個縣的财力也許有限，然而呼蘭縣幾百年隻出了一個蕭紅啊！

在故居裡待了近一個小時，我們一道走出院子。在“大紅門鬥”門楣上，貼着一長條已經褪色的紅紙，上面的墨迹尚可辨認，寫的是：“文豪萃荟，浩氣長存，文學前輩”，後面似乎掉了四字，文理有些不通。名牌号是新的，街名也改過了：“文化路29号”。

街對面，是一排黑森森的榆樹，枝幹蒼黑峥嵘，頗有氣勢。榆樹林的盡頭，是一個丁字路口，隔街是一所土牆合圍的國小校。師專青年告訴我那就是龍王廟國小，蕭紅兒時在裡面讀過書，現在已改名為蕭紅國小。他主動當向導，帶我到學校裡參觀了一下。國小生們正在上課，操場上靜悄悄的。龍王廟據說就在國小的院内，青年引我去拍了照，其實不過是一間普通的大瓦房，沒有什麼特殊的。操場旁扔着一塊拱形鐵架，像是原來立在校門上的。上面嵌着“蕭紅國小”幾個大字。這是我在呼蘭縣唯一所見有“蕭紅”名字的标記，可惜竟落在塵埃在中！

流水淙淙

呼蘭河就在我的腳下。

我站在呼蘭橋上，向下鳥瞰。這是一座乳白色的長橋，橋面很寬，橋下有五個弧形橋孔。橋的造型精巧别緻，橋墩結合部的小拱，很有點趙州橋的風格。那個在蕭紅故居邂逅的呼蘭師專學生，一直陪着我到呼蘭河畔，待到把相機裡的膠卷拍光，我們才在橋頭分手。

我獨自在橋上漫步。呼蘭河水在腳下緩緩地流過，從橋欄上望去，波光粼粼，一瀉千裡。這就是養育了蕭紅，也因為蕭紅才名揚天下的呼蘭河！現在看起來，它也是一條普普通通的河流喲。河水是淺黃色的，并不清澈，水勢平緩。河心有兩人在劃船，河岸上有幾個纖夫在拉纖。

呼蘭河發源于小興安嶺，蜿蜒西流，再折而向南，沿途彙集了諸多細流，河水進入呼蘭地域後，從呼蘭縣西南角繞過，向東南流去，最後經呼蘭口子彙入松花江。由于河面寬闊，水流平緩，平時伐木勞工木排放漂，非常便利。到十月後河面結冰，有将近半年的冰凍期。由于河道寬，凍冰堅實，每到冬季呼蘭河就成了車輛要道。附近諸縣的農産品都是通過這裡運往哈爾濱。正是這個原因使呼蘭縣一度發展成一座繁華的小城。

到蕭紅《呼蘭河傳》裡的年代，小縣已經敗落下來。但呼蘭河仍然是呼蘭縣的命脈。我總覺得，這條靜靜流動的河流，平凡之中蘊含着某種神奇的東西，令人懷想。

呼蘭河畔是細軟的沙土，長着很多柳條叢。我在河南岸的草地上，獨自坐了将近一個小時，傾聽這淙淙的流水，冥想了許多。當年軍事野營的地方在哪裡？哈軍工海軍系試驗新型快艇的水域在哪裡？都找不到蹤迹了。是什麼力量吸引我，吸引那樣多的文學愛好者、學者、研究家們，千裡迢迢地來到這個貧瘠而沒有什麼特産的地方來呢？

也許這就是文學的魅力，是蕭紅，是那本一個世紀以後還有人讀的《呼蘭河傳》……

一個問題長久地在我心頭萦繞。文學史上常有這種情況，有的作品問世時曾經轟動一時，但過不了多久就被人遺忘了。為什麼那些東西生命如此短促，而蕭紅的作品卻經久不衰，而且擁有愈來愈多的讀者和知音呢？

以軍旅小說《啊，索侖河谷的槍聲》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劉兆林曾告訴我，他在中學時，就對蕭紅的名字十分景仰。他的家鄉巴彥距呼蘭縣不到一百公裡，中間隔着一條少陵河。河那邊竟出過這樣一位女傑，這對少年的心是多大的沖擊呵。正是蕭紅的名字和作品，後來把他引上了文學的道路。（松鷹注：一度沉寂的劉兆林，前不久新推出長篇小說《第三次執刑》、《不悔錄》）深深喜愛蕭紅作品的作家，不僅有穿軍裝的劉兆林，還有秀外慧中的王安憶，深沉的古華，我們四川的周克芹。

蕭紅作品的魅力究竟在哪裡呢？這确是一個耐人尋味、值得探索的問題。

老作家孫犁曾說：“蕭紅的可愛之處，在于寫作态度赤誠，不作自欺欺人之談。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說止于此了。”這位素以獨特風格稱著于世的文學前輩，還評價道：“她對時代是有濃烈的情感的；她對周圍現實的觀察是深刻的，體貼入微的。她對國家民族，是有強烈的責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在制造虛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寫的，都是她鄉土的故事……”

這些意見，非常精辟。對于蕭紅研究，無疑是很有價值的。蕭紅作品的魅力。也許就在“赤誠”二字，在于她的一顆赤子之心，在于那隻屬于她的獨特動人的文筆。

“五四”之後相繼立身文壇，并倍受青年追慕的中國女作家有三位：冰心、丁玲、蕭紅。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三位女性作者，代表三種風格，三條不同的創作道路。其中年紀最輕、身世最不幸的是蕭紅；生命最短促而傳世之作最多的，大約也是蕭紅。冰心生于1900年，丁玲生于1904年，兩人還健在，都是老太太了。蕭紅生于1911年，病殁于1942年，她永遠三十一歲！

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女性作家是很稀少的（松鷹注：還有一個張愛玲，現在重新引起人們關注），如今文壇上的才女卻是車載鬥量，燦若螢火。她們得天獨厚，身手不凡，亮閃閃映紅了幾乎半個中國文壇。這裡随便可以舉出一打名字來：谌容、張潔、戴厚英、張抗抗、葉文玲、王安憶、航鷹、鐵凝、王小鷹、程乃珊、張欣辛、喬雪竹……

呼蘭河在我腳邊默默地流着。

時間的流水淘盡了多少千古風流，隻有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留了下來。蕭紅的作品早已越過了國界。日本、美國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場》、《呼蘭河傳》，聯邦德國、蘇聯也有研究蕭紅的專著問世。她在地球是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

蕭紅是不朽的，她是呼蘭河的驕傲！她不僅屬于整個中華民族，也屬于全世界。

小城遺風

有位台灣學者，曾在一本關于《呼蘭河傳》的專著中提到，一次他把《呼蘭河傳》介紹給一個哈爾濱的友人讀，那朋友讀罷之後，皺着眉頭說：“這不是呼蘭河的傳呀！”

這話很有意思。事實上，《呼蘭河傳》中有好幾段描寫呼蘭河的地方，而且寫得十分精彩。例如，第二章第二段，寫七月十五日盂蘭會，呼蘭河上放河燈的盛況，以及河燈走後的那種冷落寂寞，堪稱一幅絕妙的風俗畫。第三節寫秋天在呼蘭河邊看野台子戲，那種鄉情野趣，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魯迅先生《社戲》裡的情景。

不過，蕭紅在《呼蘭河傳》裡，主要寫的是呼蘭縣城，是鄉土，是她的家和她的童年。書名裡的“呼蘭河”，實際是縣城的名字。小說第一章開篇不久就寫到：“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并不怎樣繁華……”類似的提法書中多次出現，如：

“呼蘭河這城裡，就有許多這一類的人。”

“呼蘭河城裡，除了東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是些小胡同了。”

“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住着我的祖父。”

等等。

是以說，《呼蘭河傳》，主要寫的不是河，而是呼蘭縣小城。小說以樸素細膩的筆觸，逼真地勾勒出中國北方邊地小城的風情世态和芸芸衆生相。初看像是纖纖素描，細瞧才知是大家手筆！整部作品散發着濃郁的鄉土氣息。

古樸，閉塞，落後，單純。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呼蘭河傳》裡的那些曆史陳迹，還能明顯地感覺到。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并不怎麼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呼蘭河傳》第3頁）

如今，還是那幾條大街，街道也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隻不過街名有些改了。灰秃秃的路，低矮的平房，整個縣城給人印象平淡無奇。看上去這個縣城比較窮，街上行着馬車，塵土飛揚。

“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一個提籃子賣燒餅的，從胡同的東頭喊，胡同向西頭的都聽到了。雖然不買，若走誰家門口，誰家的人都是把頭探出來看看……”（《呼蘭河傳》第25頁）

現在，賣燒餅、賣涼粉的叫賣聲已經聽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賣冰棍的。“冰棍，冰棍，三分五分，冰棍——”尾音先升後降，拖得很長，唱歌似的。滿街都是這種叫賣聲，聽起來仍有一種北方鄉村的特有韻味。

“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裡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呼蘭河傳》第3頁）

那拔牙的洋醫生大約早入土了，但希奇古怪的廣告卻并沒有絕迹。我在街口看見兩家專拍奇裝異服照的小像館，門前挂着花花綠綠的彩照，顔色是用筆塗上去的，很不協調。相片上的人多是扭捏作态的大姑娘。進去拍照的人卻寥寥無幾。

“比方就是東二道街南頭，那賣豆芽菜的王寡婦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個很高的杆子，杆子頭上挑這一個破筐。因為那杆子後高，差不多和龍王廟的鐵馬鈴子一般高了。”（《呼蘭河傳》第15頁）

那種杆子是北方鄉村小店的一種标志，俗稱“望杆”。 望杆插着，表示正在賣東西，一望即知。如今那些挑着破筐、草把的杆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屋脊上伸着一根根電視天線，遠遠望去像一片不整齊的桅杆，天線的指向都朝着哈爾濱方向。時代畢竟在前進，落後的小城也進入了現代文明！

那個在《呼蘭河傳》裡繪聲繪色描寫的“大泥坑子”，也早填平了。據給我當向導的師專學生介紹，東二道街一家機關門前的那段街，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大泥坑”。街很平整，幾乎看不出任何痕迹。如果沒有看過《呼蘭河傳》，很難想象這裡從前是一個經常淹死豬、狗、小孩的大泥塘，那個呼蘭縣城舊生活保守落後的象征！

據說團圓媳婦的丈夫現在還健在，是一位很豁達的老漢。可惜因時間倉促，沒能去會會這位名不見《呼蘭河傳》的人物。

下午兩點半我乘汽車返哈。上車前，在縣文化宮小廣場一家青年飯館吃了頓水餃。價錢比哈爾濱貴，餃子皮厚餡小，咬開一口，餡滾出來，隻有龍眼大。

在汽車站，看見一群當地的年輕人，在戲弄一個穿花衣衫的女瘋子，其中有一人好像還是車站檢票人員。他們圍住她大聲嬉笑，嘲弄，逗引，以此為樂。周圍的人若無其事地瞧着。目睹這場面，禁不住想起《呼蘭河傳》裡的那種早應成為過去的“鄉風”，心頭有一種悲哀的感覺。曆史的陳迹，時代的緩慢腳伐，訴諸于誰呢？愚昧和落後是孿生兄弟。一個民族的公德心和物質文明是緊密相連的。隻有兩者都騰飛了，國家才有希望。

八、教授父子

從呼蘭河回來第二天，我持着蕭夫人的短簡，去黑龍江大學拜會陳隄教授。陳隄是國内研究蕭紅的專家，著述頗豐。我在《文藝百家》雜志上曾拜讀過他的《從青島到上海》（《蕭紅評傳》選載），還有《我所認識的蕭軍》（載《春風》叢刊80年第一期）等文。這次能同作者晤面，感到很高興。

黑龍江大學在哈爾濱市最南端的學府路，離哈爾濱醫科大學不遠。這是一座綜合性的學府，校園不算大，但環境不錯，教學樓前後點綴着桃花。我去的時候，正遇課間休息，在大樓裡未見到陳隄教授。一位老師告訴了他家的樓号，教授規格的紅樓，很容易就找到了。但不巧陳隄教授不在家。他的兒子接待了我。

這是一個瘦削的年輕人，人很精幹，正在家裡粉刷房間，臉頰上、鼻尖上沾着黑灰，模樣像一個青工。但一接談，才發現小夥子文學修養很高，對蕭紅的身世和作品了若指掌。詢問之下，方知他是省電大中文系的教師。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過父子兩代的學術見解卻并不盡同。小夥子把我讓進書房，端出一盒包着金箔的酒糖款待。“您不要客氣，我們家的人都很實在。”他自我介紹今年二十七歲，正準備新房結婚。那酒糖顯然是喜糖羅。我把蕭夫人的信給他看了。信是根據蕭軍的意思寫的，囑陳隄同志帶我去看看商市街等兩蕭當年的遺址。據陳的兒子講，老頭已七十歲，平日很忙。他自告奮勇道：“若我父親最近兩天抽不出時間，就由我陪您去！”我當即表示這樣很好：“就你陪我去就行了。”但小夥子想得很周到，說：“他若能陪你當然最好，可以一邊看一邊給你講。”對面前的年輕人我不禁産生了好感。

他樸實、熱情，而且十分坦率。我們剛認識，他即當面指出《落紅蕭蕭》（他讀過）的得失。他顯然不大贊同父輩們（包括駱老在内）對“T君”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蕭軍的至交，其中難免有偏頗之處。他表示他本人很佩服“T君”的文才，他認為“T”的才氣絕不正蕭軍之下。“你們的《落紅蕭蕭》對‘T君’頗有微詞，也過頭了。”他不客氣地說，大約把我也算作蕭軍一黨的了。我從言談中感覺到，對方思想活躍，不受老一輩觀念的限制，這種精神正展現了新的一代的思考和探索，是難能可貴的。他對徐敬亞“崛起的詩群”很欣賞，還認為蕭紅《跋涉》裡的小說“像國小作文一樣幼稚”。真有意思！我們豪無拘束地擺談了約一個小時，最後我留下蕭夫人的短簡，請他轉交陳隄教授，并約好第二天小夥子八點鐘來哈軍工大院通知我時間。

翌日，清晨七時許。在哈軍工大院招待所。我洗漱完畢，推開房門，在鋪着绛紅色地毯的走廊上，遇到一位戴藍華達呢帽的老同志，手裡拿着一張紙條問：“同志，請問顧松鷹同志住這裡吧？”“我就是。”“我是陳隄。”“哦，請進……”我又驚又喜。

“你姓顧吧？”他和藹地問。“我不姓顧。”我笑了。在沙發上坐定後，他給我看紙條，是我昨天留給其子的房間位址，原來“104屋松鷹”的“屋”字寫得太草，他看成“顧”字了。沒想到老人家親自來了。

沏了茶，請陳隄教授在宿舍小坐。急忙去餐廳吃完早餐，寒暄了幾句，即一同走出招待所。教授戴着眼鏡，頗有學者風度，但又平易近人。看不出他年已七旬，帽檐下露出粗黑的頭發，看上去最多隻有五十六、七。“你能不能走？”出哈軍工大院時，他問。“能走！”我沒好意思說去呼蘭河時把左腳掌打起了泡。他健步朗朗，簡直像壯年人。我得加快腳步，才跟得上。一直步行到太平橋站，從那兒搭上到道外公園的19路公共汽車。

陳隄老師陪着我在道外、道裡，尋訪了兩蕭當年的幾乎全部有意義的遺址：東興順旅館、商市街、歐羅巴旅館、《國際協報》舊址、裴馨園住處等。他一路指點，一面興緻勃勃地講起蕭軍蕭紅的一些轶聞趣事。這時我才知道，陳隄同蕭軍的友情很深厚。1948年蕭軍在哈爾濱受到錯誤批判時，他在《文化報》上發表文章為蕭軍鳴不平，因而遭禍，被人扣上“蕭軍打手”的帽子。“在我的房間起火時，我認識了朋友。”蕭軍曾說他們的友情是鐵和血的友情。誠為肺腑之語！

九、蕭紅落難之地

東興順旅館

蕭紅當年落難的旅館，叫東興順旅館，位于道外十六道街。現在的位址是道外南十六道街241号，育紅大院。這名字倒有點意味深長。

旅館遺址還在，是一棟淺黃色兩層樓房，臨街而立。樓很長，一直延伸到街口，成反“L形”。街口的那一段，現在成了派出所。蕭紅困居的屋子在中段的二樓上。陳隄老師告訴我，“東興順旅館”的橫匾，從前就挂在派出所的門楣上。黑底紅字，魏碑體。

一位民警同志陪同我們走進院子，沿着一個舷梯式的木樓梯登上二樓的走廊。走廊也是木結構的，很長，外檐上裝飾有别緻的花紋。我們沿走廊向右走，過了幾個房間，再向左拐，就是蕭紅當年住的房間。房間現在的住戶姓郭，是個挺健談的白發老頭。郭老先生很好客，他說常有人從遠道來此瞻仰這間屋子，前幾天還來過一個日本留學生。我不禁想起火車上邂逅的那位日本青年來。老頭在談話中流露出一種“蕭紅住過這裡”的榮耀。的确這裡成了流芳之地。

蕭軍與蕭紅的第一次見面，也就是在這裡喲！那一刹間，改變了兩個人一生的命運……

“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變了，季節在變了，人在變了，當時我認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變了……出現在我面前的是我認識過的女性中最美麗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她初步給與我那一切形象全不見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隻剩有一顆晶明的、美麗的、可愛的、閃光的靈魂！……

我馬上暗暗決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拯救她！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這是我的業務。……”（《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

這間屋子并不算小，約有十四、五平方，朝街的牆上有兩扇窄條長窗。從視窗外望，街對面是一幢米黃色高樓。陳隄教授說，那樓原來也是一座旅館，叫新世界旅館，現在成了一所治療消化病的中心醫院。我們同房主人聊了許多關于兩蕭的往事，郭老頭談興頗高，滔滔不絕。

東興順旅館比我想像的要闊氣一些。一是建築很長，樓梯也寬，二是建築的外觀雅而不俗，窗台、屋檐都有藝術圖案。我連說了兩遍：“這旅館相當不錯嘛！”陳教授說：“在當時隻能算中等旅館。”陪同我們的民警介紹，這旅館旁邊不遠處就是“圈兒樓”（妓院），屬于三級、四級的。蕭紅當年差點被賣到那裡。幸虧蕭軍把她救出了虎口！

在座的對此都很感歎。五十年前，這個房間困過一個孤立無援的弱女子；也是從這個房間裡，走出了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女作家！

我暗想：沒有蕭軍，就不會有後來的蕭紅；沒有蕭紅，也可能不會有現在的蕭軍……

關于蕭紅被救的經過，頗有點傳奇色彩，至今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究竟是誰第一個去旅館看望的蕭紅？蕭紅後來又是怎樣從旅館逃出來的？衆說不一。

肖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說，最先得到蕭紅落難消息的是舒群，舒群買了饅頭、香煙第一個去旅館探望，當時正逢松花江發大水，水面已漫過旅館一樓。蕭軍是後來聞訊才去的，“趁着旅館内外一片混亂的當兒，帶着蕭紅不辭而别了。”

駱賓基的《蕭紅小傳》卻提到，是舒群和三郎（蕭軍）一起去旅館看望蕭紅的，“據說，他們是趁着旅館忙于戒備泛濫市區的水患，偷偷逃出來的。”

美國學者葛浩文在《蕭紅評傳》裡，引證資料說，收到蕭紅呼籲信的是當時任《國際協報》副刊編輯的裴馨園（筆名老裴），裴接信後親自去旅館看望，蕭紅當時欠款400多元，裴以半數結清欠賬，“随後裴就将她接回家住。”

評傳沒有提及蕭軍、舒群是否前往東興順旅館。

這裡至少就有三種不同的解釋了！更有意思的是，蕭軍的現身說法又不一樣。這位在此事件中扮演主角的三郎，曾親筆叙述他去東興順旅館探視蕭紅的情景。是他受裴馨園之托，帶着幾本書去的。現場的實況，包括兩人的對話，都記得栩栩如生（見蕭軍《蕭紅書簡輯存

注釋錄》）。這在蕭軍的短篇小說《燭心》（收入《跋涉》）裡，也可以找到印證：“我到你那裡去，是受了馨君的托。為你借幾本書去；籍代慰問你的寂寞！”當時蕭紅已經懷孕在身，穿一件褪色的單長衫，開襟一直裂到膝蓋以上。待蕭軍看到她的畫和她的《青杏》詩時，突然覺得整個世界都變了，決心要拯救她。

蕭軍的“現身說法”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沒有提到舒群。現在的回憶錄也好，當時的紀實小說也好，他都是獨來獨往的。這頗符合“三郎”的性格。第二，他去旅館探望蕭紅時，旅館還沒有被水淹。是以舒群不可能在這之前去看蕭紅。如果肖鳳《蕭紅傳》中所雲舒群“遊着泳，到了蕭紅栖身的旅館”是真的，那也隻可能在蕭軍去過之後了。

在《落紅蕭蕭》裡，我們采取了蕭軍一說。不過，三郎和舒群為了救蕭紅去報館索讨稿費的情節，是作的藝術虛構。在小說初版裡，舒群的名字用的是“江濤”。

裴馨園與《國際協報》

一樁真實的史事，由于年代久遠，資料不詳，再加上當事者們不同的記憶，傳奇式的渲染，難免會演出許多故事來。但有一點可以确信不疑，當時落難的蕭紅受到了以《國際協報》為代表的哈爾濱整個進步文藝界的關注和幫助，蕭軍肩起了援救她的主要擔子。

根據現在看到的各種資料分析，估計可能性最大的是：裴馨園接到蕭紅的呼籲信後，最先去旅館看望了蕭紅；裴回來後，事情傳開，由蕭軍或蕭軍與舒群一道受老裴的委托去旅館慰問蕭紅。蕭軍在《燭心》裡所寫：“你第一次給馨君寫的信，馨君由你那裡歸來”是可信的。鐵峰在《蕭紅傳略》裡甚至提供了準确的日期：7月9日蕭紅向《國際協報》投書，7 月10日蕭紅又兩次電話給裴，裴才去蕭紅住處采訪她，裴回來事情傳開，7 月12日蕭軍、舒群代表大家去旅館看望蕭紅。不過關于蕭紅如何脫離險境的，《傳略》言為“老闆允許旅客各自逃生”，又異了。據陳隄教授回憶，當時還有一位姓方的，發大水時，先劃了一隻船來，蕭紅說我不能跟你走，你把三郎叫來。方去找三郎，三郎趕來時，蕭紅已經離開旅館了。原來有一隻裝柴的船經過窗下（陳說當時一樓已經淹了，是以水面距二樓視窗很近），蕭紅呼救，被柴船救出。她根據三郎留下的位址，找到裴馨園的住處，三郎當時住在裴家，随後趕了回來。一個落難女子，就這樣脫離了樊籠，走進了哈爾濱進步文藝的圈子，從此步上文學之路！

裴馨園當年住在道裡四道街一個小院裡，現在的門牌是西四道街37号。陳隄教授特意陪我去看了這個住處。老裴已經不在人世。屋子易主，面目已大變。一扇不起眼的舊門，門内黑洞洞的。窗戶外面斜搭着木闆棚，棚上抛着幾個竹籮筐。我們在屋前留了影。

在北京鴉兒胡同時，據蕭老回憶說，蕭紅從東興順旅館逃出後，先就住在裴家。老裴對蕭軍一向很好，食宿都免費，招待熱忱。是以蕭軍把蕭紅安置在裴家，當時他們隻有這個落腳之地。開始兩人沒有同居，蕭軍住在小廳裡，蕭紅住他原來住的小屋。後來蕭紅出院後，兩人人心心相印，就在小屋同居了。但此事不為裴妻所容。裴妻推開門，叫蕭紅出去。蕭軍不能忍受，不讓推門。于是雙方發生沖突，推擋之中，蕭軍的手被劃破了。警察聞聲趕來，要幹涉。蕭軍在門前一擋說：“這是家裡的事，與你們無幹。”警察才退去。

老裴回來，從其妻處聽到此事，也未進蕭軍的小屋，隻在自己房中提筆寫了一封信，信封裡裝了五元錢，叫他的孩子（大約是女兒）給蕭軍送過來。蕭軍是個硬漢子，一看信，心想：“好，下逐客令了！你們這樣不容我，我馬上就走！”随即帶着虛弱的蕭紅搬出了裴家。他同老裴的交情，也就此破裂。是以也可以看出他當時對蕭紅的一片真情。為了蕭紅，他不惜連最敬重的朋友都得罪了。

想來老裴當時也确有為難之處。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據蕭軍後來在《哈爾濱之歌三部曲》所記，老裴對他是有知遇之恩的。蕭軍一次給《國際協報》投稿，聲明自己很貧困，希望能付一些稿費（當時許多報紙是沒有稿酬的）。不久，稿子登出來了，編輯派人送來一封信和五元錢。“信是約我到報社去見見面；錢是他個人的一點敬意，是談不上給稿費的。”這大約是蕭軍平生第一次得“稿費”。

文中記道：“我到報社去了，和編輯見了面，這是一位身材瘦小，臉色蒼白，帶眼鏡的，操着江浙口音，态度很熱情而謙遜的人，他就是裴馨園（筆名老裴），《國際協報》的副刊部主編，從此我們就成了朋友。”于是蕭軍搬到裴家，食宿在那裡，一面撰稿，一面協助老裴編副刊，正式從事文學事業。

如今被逐出裴家，老裴仍未絕情，信封裡裝着五元錢，數目恰恰等同他第一次贈給蕭軍的“稿費”！

蕭軍和蕭紅從裴家搬出，像兩隻孤雛，無家可歸，隻好住進一家白俄開的旅館——歐羅巴旅館。

十、歐羅巴旅館

歐羅巴旅館是兩蕭度蜜月的地方。這裡是他們愛情的見證，也是他們苦難生活的開端。

蕭軍、蕭紅搬出四道街時，全部家當隻有一個柳條箱，内裝被子雜物。蕭軍雇來一輛馬車，他們坐上車，漫無目的地沿着尚志大街徜徉，後來在一家臨街的旅館三樓上找到一個栖身之處。這家旅館就是歐羅巴旅館。付去五角車費，這時他們囊中隻剩下四元五角錢。

蕭紅在《歐羅巴旅館》中，曾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他們走進房間時，都怔住了。這是一間潔白的小室，桌上鋪着潔白的桌布，床上鋪着潔白的床單，擱着軟枕。他們仿佛突然闖進一個童話裡的銀色世界。滿屋白得令人閃眼。蕭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動，用發顫的手指在床單上撫來撫去。他們将在這裡度過幸福的蜜月喲！可是，幾分鐘後，她那銀色的夢被打碎了。因為繳不起房租，一個白俄女茶房進來，把床單、桌布統統扯下來，連同床上的軟枕，夾在腋下，風捲殘雲似地帶走了。“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随地花色的標頭巾一同消失去。”接着的第二幕，是房租之戰。一個俄國管事進來，咄咄逼人地向他們索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六十元。這房間原來包租每月是三十元，因松花江漲水房錢也跟着漲了。這一對無産者自然拿不出那麼多錢來。蕭軍給了他當日的房錢，那白俄手中拿着兩元的票子，瞪着眼叫他們明天就搬走，蕭軍一怒之下，從床下取出劍來（在京時據蕭老回憶，是從牆頭抽出的劍），指着那管事喝道：“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白俄管事吓跑了，不一會，叫來了警察，說蕭軍帶着槍。警察是中國人，還算向着他們，為避免日本憲兵找麻煩，把寶劍帶走暫存起來，讓蕭軍次日去取。警察并且給那個管事說好，每月包租20元，讓他們把房間租了下來。

就這樣，他們憑着一把寶劍的威風住進了歐羅巴旅館。三郎的蠻勇由此也可見一斑。

這段富有戲劇性的小插曲，給歐羅巴旅館增添了一種近于浪漫的色彩。我一直懷着濃厚的興趣，想看看這家旅館是什麼樣子。五十年的風雨，樓還在嗎？陳隄教授說：“還在！”他帶着我，沿着尚志大街一直朝北尋去。

這條街是熱鬧的商業區，街道很寬，車如流水，市音喧鬧。我們走了一程，遠遠看見前面有幢五層樓房臨街聳立，旁邊是一家低矮的化工商店。陳隄老師指着樓房說：“那就是歐羅巴旅館！”我凝眸細看，這樓挺有點氣派，牆外立滿腳手架，大約正在進行粉刷。令人驚訝的是，大樓側面露出的整壁紅磚牆上，還隐約可以辨認出“歐羅巴旅館”的字迹。陳隄教授站在遠處指給我瞧時，起初我還未看出來。凝神細看才發現，五個很大的繁體字，從右端向左排列，周圍加框，長度幾乎橫貫整個牆壁。由于年代久遠，字迹已經很淡。當時光線很好，我抓住時機，從遠處給樓房照了幾張難得的相片。

歐羅巴旅館的位址，在幾種蕭紅傳記中均未提及。據鐵铮《蕭紅傳略》所記，在道裡十一道街。來到旅館樓下，才确認旅館大門在道裡十道街，問樓前幾位裝灰漿的建築勞工，都說大門一直是朝這面的，應為道裡十道街6号。樓房正在進行大修，地上堆着建築材料，亂糟糟的。我怕陳隄老師登樓不便，請他在下面小憩。獨自一人踩着跳闆到樓上瞧了瞧。在三樓，找到唯一的一間小屋，大約就是兩蕭住的那間“閣樓式的小屋”（其餘都是大間）。樓的内部已維修得差不多，一律水磨石地闆，房間也全部粉刷一新，牆壁下方刷成淡雅的淺綠色。小屋的房門鎖着的，我踮起腳尖，從窗玻璃上向裡窺望了一會兒。房間呈長方形，光線有些暗。五十三年前，一對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就是在這間小屋裡同結丹心，相濡以沫的啊！那一段短暫而不尋常的生活，蕭紅在清新隽永的散文集《商市街》前七篇裡，有真切的記錄。可以說那是饑餓和青春的寫照，饑餓的痛苦伴着青春的歡樂。蕭軍象一頭受凍受餓的犬，為

了尋找謀生的職業成天在外奔走，蕭紅則寂寞地待在小屋裡，數着窗玻璃上的雪花，聽着嘈雜的街音和過道裡單調的腳步聲。蕭軍登了一個家庭教師的求職廣告，結果找上門來的五花八門：治病的，學念莊子的，“還有人要練‘飛檐走壁’，問先生會不會‘飛檐走壁’。”他們的生活是窘迫的，精神卻是豐富的。有時，他們也下館子去解解饞。半角錢的豬頭肉，八分錢的丸子湯，已經算是奢侈。吃完出來，像兩個頑皮的大孩子，一人吮着一塊紙包糖，回到小屋裡，雙雙伸出舌頭，互相比着，看誰的染成綠色，誰的染成紅色……

那時他們真年輕啊！

我沿着走廊另一端的樓梯下來時，看見幾扇尚未拆修的舊門闆，黑黢黢的，滿是裂紋，由此可見這樓内培修之前已很破舊。這一端的樓梯也是舊的，又窄又陡。難怪蕭紅當年往上攀登時會覺得“樓梯是那樣長，好像讓我順着一條小道爬上天頂。”大門處一個胖胖的建築勞工說：“你要一年前來看，這可破了，可不像作家住的地方。”（我告訴他這裡曾住過一對作家夫婦），他還饒有興趣地打聽：“他們（指蕭軍、蕭紅）現在在哪裡？”我問他：“這樓現在準備作何用途？”回答使我頗感意外：“自動化研究所。”我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為什麼不能用原名，開一家八十年代的“歐羅巴旅館”呢？那一定會吸引許許多多國内外遊客來此的。

蕭軍、蕭紅在歐羅巴旅館住了一個多月。對兩人說來，的确是一段名副其實的“蜜月”，盡管他們經常吃的是清水、白鹽、黑面包。十一月間，蕭軍找到家庭教師的職業，他們離開歐羅巴旅館，搬到商市街25号，寄住在學生家裡，開始了新的生活。

十一、商市街

商市街是蕭軍蕭紅苦戀曆程的第二站。在這裡，他們總算有了一個自己的家。

“象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夫妻終于也築成了一個家！無論這個家是建築在什麼人的樑檐下，它的壽命能安享幾時，這在我們是沒有顧到的，也不想顧到的。我的任務，隻是飛啊飛……尋找着可吃的食物，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隻康強起來！”（蕭軍《為了愛的緣故》）

蕭軍每天早晚教房東的小孩國術和國文，每月有二十元學費收入。這時蕭軍複為《國際協報》撰稿，有了比較固定的稿酬，生活比前有所轉機。後來老斐轉到《哈爾濱公報》，《國際協報》文藝副刊由女作家白朗接手。陳隄那時還是一名國中學生，曾和一位朋友慕名去商市街拜望蕭軍。陳隄教授說，那天不巧蕭軍不在家，由蕭紅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面條。兩蕭在商市街共住了一年多，他們的住房是一間半地下的小屋，生活還是比較清苦的。據蕭老在京時介紹，大約有一年時間他們都裝不起電燈（因為裝燈要交什麼費），隻好點蠟燭，把眼睛都用壞了，到後來，收入多了些，才裝上電燈。

如果說歐羅巴旅館是兩蕭的愛情避風港，那麼，商市街，則是這一對青年作家文學的起飛和發祥之地。就是在這間半地下的小屋裡，蕭紅開始了她的創作生涯。她的短篇處女作《王阿嫂之死》翌年（1933）6月發表在《國際協報》副刊上，同年10月她和蕭軍聯名出版了短篇小說合集《跋涉》。集中收入蕭紅的六篇作品：《春曲》（小詩）、《王阿嫂之死》、《小黑狗》、《看風筝》、《夜風》、《廣告副手》；蕭軍也是六篇：《桃色的線》、《燭心》、《孤雛》、《這是常有的事》、《瘋人》、《下等人》。商市街這段生活，還使蕭紅的創作結出一個碩果——那就是她後來在上海寫的，以這條街道命名的自傳體散文集《商市街》（該書于1936年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書》之一出版）。這本集子以優美細膩的之筆，樸素而極為真切地描繪了商市街的生活，筆者周圍的人、物、事，以及内心的哀樂，涉筆成趣，娓娓動人，在散文寫作上獨樹一幟，自創了“蕭紅文體”，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商市街就在我的眼前！

街道依舊，街名現在改成了“紅霞街”。

附近以“紅”字起頭的街巷還有不少，諸如“紅專街”、“紅旗街”、“紅星街”……等等，一看便知是“文革”中改的。嗚呼！

陳隄老師陪着我，沿中央大街向北走了一程，再向西，拐進一條長而寬的街道，我擡頭看見屋檐下的銘牌：“紅霞街”。

“這就是商業街！”教授告訴我，臉上露出興奮之色。

找到了“紅霞街25号”。這是一個拱形的大門洞，壁上的紅磚已經有些剝蝕。進去是一個小院，住着幾戶人家，院子裡橫着繩子，上面晾着衣服雜物，牆角有幾個臉盆。這院子比我想象的小多了，蕭紅在《商市街》裡曾寫道：“通過很長的院子，在盡那頭，”就是他們的小巢。實際上院子并不很長，左右靠牆處伸出許多偏棚。三郎就在院子中教國術麼？陳隄老師說：“确實。”他解釋道：“這些偏棚都是後來的住戶搭的，原來沒這些還是挺寬的。”

我們穿過院子，走到裡邊盡頭。可惜戶主上班去了，兩蕭當年住的小屋上了鎖，屋外圍着齊肩高的木栅欄。隻能探頭向裡張望，屋子很簡陋，院子裡一個小孩熱情地搬來一個凳子，陳隄老師掏出一張紙墊在凳子上，我站上去拍了一張照，然後又教小孩如何操作，我同陳隄老師在栅欄前留了一張合影。

教授對這裡非常熟悉，睹物生情，撫今追昔，他興緻勃勃地指點給我看, 兩蕭這間小屋的對面，就是房東王家的住房。我側頭望去，那房子牆很高，窗楣的磚上還留着裝修花紋，雖然已陳舊，當年的氣勢可見。據陳說王當時是鐵路局的财務處長，很有錢，院門口還有站崗的，以防有人綁票。

教授指指院子對角的一個門說：“蕭軍當時就是站在這邊，聽王三小姐在那裡叫她的。”蕭老在北京對我說，王三小姐和她弟弟如今都還在。看來，肖鳳的《蕭紅傳》把房東誤作姓汪了，大約因為蕭紅在《商市街》裡寫作“汪”的緣故。實際上蕭紅用的是諧音。在大門口，陳隄老師指了指那塊“25号”的門牌，特意叫我留了一張紀念照。老頭沒使用過海鷗205型機子，我把光圈焦距調好，簡單講了一下要領，把機子遞給他，然後站在門洞前，精神抖擻地瞅着鏡頭，咔嚓一聲，攝影完成。不料次日照片沖出來時，畫面是模糊的，人臉和門牌号都看不清楚，補拍已來不及了，真可惜。

陳隄老師說，對着商市街25号大門的街對面，原來有一家米黃色的小食品店。蕭軍、蕭紅當時回家時，怕有人盯梢，常常先進這家小店，買點花生米等小吃，吃了東西，見沒有注意了，才進25号大門。

《跋涉》出版後，風聲更緊。書很快被查封，他們處境危險，随時都可能被逮捕。迫于這種白色恐怖的威脅，蕭軍蕭紅終于于1934年6月離開商市街，乘火車逃出哈爾濱，開始了流亡生活。蕭紅在《商市街》的最後一頁，懷着依戀和辛酸寫道：

我沒有回轉一次頭走出大門，别了家屋！街車，行人，小店鋪，行人道旁的楊樹。

轉角了！

别了，“商市街”！

小包袱在手上跨着。我們順了中央大街離去。

從“商業街”出來，陳隄教授順便帶我去看了看《國際協報》舊址。地點在與中央大街平行的尚志大街117号。這是一幢門面不大的三層樓房，現在成了一家飯莊，門上懸着“新華樓”橫匾，黑底綠字，門兩側挂着“包子、米飯、水餃”、“冷凍啤酒拼盤”的招牌。樓前有兩株老柳樹，枝條已經垂綠。陳指着二樓左邊的一扇窗戶說，那就是當年的編輯部！望着那個視窗，我不禁倍生敬意。這就是當年哈爾濱進步文藝的搖籃啊！據陳隄《我所認識的蕭軍》所記推測，兩蕭搬到商市街後，蕭軍同老斐仍有交往。老斐對蕭軍的态度如歸，他曾對年輕的陳隄說：“别看三郎人窮，可常常顧不得填飽自己的肚子，就把稿費撒給了沿路乞讨的花子了。”可見知三郎者，老斐也！

還有當時文人常在那裡聚會的“一毛錢飯店”，陳教授也領我去看過。

末了，陳還講起一件蕭軍當年的轶事。我在此如實寫出，也許對蕭老有些不恭，但卻活脫出“三郎”的性格來。有一次，陳隄和三郎正在屋裡談論文學，那時三郎已是名氣不小的青年作家，正在此時，來了三個漂亮的女學生，是慕名來拜望三郎的。姑娘們進來時有些羞答答的，不一會兩男三女就愉快地交談起來，房間裡洋溢着青春氣息。在這種微妙而莊重的場合，兩個男子漢中的一個（自然是不拘小節的三郎），突然連放三個響屁，這響聲聽起來如雷貫耳，三個女學生臉募地紅了。陳隄感到很尴尬，偷觑了一眼三郎，隻見他卻正襟危坐，若無其事。

“這就是三郎！”陳隄教授笑着，用這句話作了總結。

參觀完畢，蒙陳隄教授盛情，要請我吃一頓西餐。因時間尚早，最大的一家戲場餐廳還未開門，我婉謝了，老頭一直把我送到《小說林》編輯部門口，老人家百忙之中抽出大半天陪我，而且如此厚意，使我很感動，分手時，我向這位七十歲的蕭紅研究家深表謝意。他說：“王德芬（蕭夫人）就像我大嫂一樣，她來信囑托我的事，我是盡力辦的。”

在哈爾濱市文聯（這裡原是丹麥使館）門口。與陳隄教授揮手告别。望着老頭壯碩的背影走遠，最後消失在街口，我才轉身離去。

别了，難以忘懷的呼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