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878年拿到倫敦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後便去了内特裡，在那兒進修軍醫必修課程。課程剛結束，我就被派到諾桑伯蘭第五火槍團擔任軍醫助理。那時，第五火槍團駐紮在印度，還沒等到我趕到部隊，第二次阿富汗戰争就爆發了。我從孟買上岸，得知第五火槍團早已深入敵後，無奈之下，我隻好與一群同樣掉了隊的軍官繼續趕路，最後終于在坎大找到了我所屬的部隊，開始工作。可以說，很多人在這次戰争中得到了晉升的榮耀，但我認為它隻是一場災難，因為我在調到巴克州旅參加旺德戰役的時候，被一顆捷澤爾子彈擊中了。子彈打碎了我的肩胛骨，擦傷了鎖骨下發的動脈。好在一個名叫莫瑞的勇敢的務兵救了我，他把我放在馬背上，帶我回到了我方陣地，讓我免于難，否則我将成為噶吉人的求虐。
槍傷未愈，加之長期的颠簸勞累，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整個人變得十分消瘦。我和大批傷員被送到了後方的波舒爾醫院，在那裡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之後，我的身體漸漸得到了恢複，可是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我染上了印度傷寒。一連數月我都昏迷着，僅剩下一口氣。
等我終于清醒逐漸好轉時，卻又因身體虛弱而被遣送回國。我在兵船“埃倫提茲”号上待了一個多月才抵達樸次茅斯，随後就開始了政府給我的為期九個月的調養假期。
在英國，我沒有親人和朋友，無牽無挂，是以自由得很，像空氣，更像一個無業遊民。到倫敦之後，我在倫敦河邊的一個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住了下來，過着百無聊賴的生活。很快，随着身上的錢越來越少，我的日子逐漸窘迫起來。我面臨兩種選擇：要麼住到鄉下去，要麼徹底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最後，我選擇了後者，決定離開這個河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做出這個決定的當日，我在克萊梯利安酒吧門口遇見了斯坦福，他是我在巴次醫院時的一位助手。我非常高興，畢竟在舉目無親的倫敦能碰到一個熟人是非常難得的。雖然當時我們并不是很親近，但我依然很激動，他看起來也興緻盎然，于是我順勢請他到霍爾本餐廳共進午餐。
我們一同上了車，車子在倫敦街市上緩緩前行。斯坦福吃驚地問我：“華生，你這是怎麼了，怎麼瘦得皮包骨頭？”
我簡單地給他講了一下我前陣子的經曆。還沒等我說完，車子就到了霍爾本餐廳。
進了餐廳之後，斯坦福繼續聽完我的講述，他同情地說：“可憐的人！那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答道：“我想找個便宜又舒服的房子住下，就是不知能不能找着。”
他說：“奇了怪了，你是今天第二個跟我說這話的人。”
我吃了一驚，問道：“第一個人是誰？”
“是個在醫院裡做化驗的人。今天早上我還聽他抱怨，說自己找了個好房子，就是租金太高，他一個人付不起，一時半會又沒找到合租的人。”
“那太好了，我可以跟他合租啊！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強。”
斯坦福聽了這話，吃驚地望着我說道：“估計你還沒有聽說過夏洛克·福爾摩斯這個人，不然你是不會想和他住在一起的。”
“什麼意思？莫非他人品很差？”
“倒不是說他人品差，隻是有點古怪罷了，他總是不停地研究這研究那的。事實上，據我所知，他是挺正派的一個人。”
我又問：“他是一個搞研究的醫生嗎？”
“不是，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整天都在研究些什麼。他精通解剖學，還是一個一流的藥劑師，卻從未系統地學習過醫學。他研究的那些東西都怪異得很，而且不成章法，他經常四處搜集和積累一些連他的教授聽了都目瞪口呆的稀奇古怪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