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878年拿到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后便去了内特里，在那儿进修军医必修课程。课程刚结束，我就被派到诺桑伯兰第五火枪团担任军医助理。那时，第五火枪团驻扎在印度，还没等到我赶到部队，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爆发了。我从孟买上岸，得知第五火枪团早已深入敌后，无奈之下，我只好与一群同样掉了队的军官继续赶路，最后终于在坎大找到了我所属的部队，开始工作。可以说，很多人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晋升的荣耀，但我认为它只是一场灾难，因为我在调到巴克州旅参加旺德战役的时候，被一颗捷泽尔子弹击中了。子弹打碎了我的肩胛骨，擦伤了锁骨下发的动脉。好在一个名叫莫瑞的勇敢的务兵救了我，他把我放在马背上，带我回到了我方阵地，让我免于难，否则我将成为噶吉人的求虐。
枪伤未愈，加之长期的颠簸劳累，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整个人变得十分消瘦。我和大批伤员被送到了后方的波舒尔医院，在那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我的身体渐渐得到了恢复，可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我染上了印度伤寒。一连数月我都昏迷着，仅剩下一口气。
等我终于清醒逐渐好转时，却又因身体虚弱而被遣送回国。我在兵船“埃伦提兹”号上待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朴次茅斯，随后就开始了政府给我的为期九个月的调养假期。
在英国，我没有亲人和朋友，无牵无挂，所以自由得很，像空气，更像一个无业游民。到伦敦之后，我在伦敦河边的一个公寓里住了下来，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很快，随着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我的日子逐渐窘迫起来。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住到乡下去，要么彻底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最后，我选择了后者，决定离开这个河边公寓。
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日，我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门口遇见了斯坦福，他是我在巴次医院时的一位助手。我非常高兴，毕竟在举目无亲的伦敦能碰到一个熟人是非常难得的。虽然当时我们并不是很亲近，但我依然很激动，他看起来也兴致盎然，于是我顺势请他到霍尔本餐厅共进午餐。
我们一同上了车，车子在伦敦街市上缓缓前行。斯坦福吃惊地问我：“华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瘦得皮包骨头？”
我简单地给他讲了一下我前阵子的经历。还没等我说完，车子就到了霍尔本餐厅。
进了餐厅之后，斯坦福继续听完我的讲述，他同情地说：“可怜的人！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答道：“我想找个便宜又舒服的房子住下，就是不知能不能找着。”
他说：“奇了怪了，你是今天第二个跟我说这话的人。”
我吃了一惊，问道：“第一个人是谁？”
“是个在医院里做化验的人。今天早上我还听他抱怨，说自己找了个好房子，就是租金太高，他一个人付不起，一时半会又没找到合租的人。”
“那太好了，我可以跟他合租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斯坦福听了这话，吃惊地望着我说道：“估计你还没有听说过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不然你是不会想和他住在一起的。”
“什么意思？莫非他人品很差？”
“倒不是说他人品差，只是有点古怪罢了，他总是不停地研究这研究那的。事实上，据我所知，他是挺正派的一个人。”
我又问：“他是一个搞研究的医生吗？”
“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整天都在研究些什么。他精通解剖学，还是一个一流的药剂师，却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医学。他研究的那些东西都怪异得很，而且不成章法，他经常四处搜集和积累一些连他的教授听了都目瞪口呆的稀奇古怪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