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長治有着較深的文化淵源，她曾兩次到過長治。
第一次到長治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她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跟随八路軍總部轉移，曾在1937年12月底到過長治地區的武鄉、沁縣、沁源一帶。1938年春，丁玲滿含深情地寫下了《馬輝》一文，懷念在沁源認識的一個叫馬輝的同志，後來這篇文章被收錄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到前線去》一書中。
《到前線去》書影
第二次到長治，她和老伴陳明在長治市區東邊老頂山腳下的嶂頭村，度過了四年時光。陳明在《我和丁玲五十年》一書中，對他們在長治這一段時間的生活，專門用一個章節的篇幅進行了回憶。
他在書中提到自己到達嶂頭村的時間是1975年5月22日，丁玲先他一天到達。在嶂頭村，他們被安排居住在一個姓李的社員家裡，“那個房子是嶂頭村品質比較好的，磚房，屋子比較高，還有閣樓，閣樓不住人，是放東西的。一個院子裡面，連我們一共是三家，我們住正屋，坐北朝南，有一個大間，一個小間。……我們在農村的關系，老百姓都看得見，都放在心裡的，是以我們走的時候，他們是熱烈歡送啊。”
《丁玲近作》書影
我藏有一本1980年初版的《丁玲近作》，32開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近作叢書”之一。《丁玲近作》中收錄了《“牛棚”獨幕喜劇》《杜晚香》《我所認識的瞿秋白》等19篇文章，其中有《杜晚香》《我讀〈東方〉》《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等3篇文章創作于其在長治居住期間。
尤其《杜晚香》是丁玲複出時的“亮相”作品。著名作家劉心武在《丁玲複出時首發〈杜晚香〉》一文中詳細介紹了《杜晚香》的發表經過：原本是他先以《十月》雜志編輯的身份約到了丁玲的《杜晚香》，但由于“丁玲複出國際關注”，時任《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的葛洛又從他手中把稿件搶走了。
丁玲的簽名
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嚴文井也來了。原來他也得到通知，中央決定為丁玲平反，他們出版社也要趕編趕印丁玲的書，書裡也要收入《杜晚香》。”由此可見《杜晚香》對于晚年的丁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
比較難得的是，書的扉頁上有丁玲的簽名，扉頁上面寫着：“朱燕蓉、高俊岐同志留念，丁玲，1980．12”。簽贈日期距出版日期不過短短四個月的時間。我曾到嶂頭村尋訪過受贈人的名字，但遇見的村民們都沒聽說過這兩個人。
關于丁玲的簽名書，著名作家、編輯趙家壁在他的著作《編輯憶舊》中有一則記載：
1933 年 5 月 14 日，丁玲、潘梓年被國民黨特務綁架，進而在社會上失蹤。左翼文壇及進步文藝界組成“營救丁潘委員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
為聲援營救丁潘的運動，在魯迅先生的建議下，趙家璧将丁玲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母親》編入“良友文學叢書”予以出版，并在《申報》《時事新報》等大報上刊登廣告，說《母親》問世次日将在良友圖書公司門市部出售編号簽名本一百冊，以此來表示對國民黨政權迫害進步作家的無聲抗議。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丁玲終于免遭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毒手，并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于1936年9 月逃離南京，輾轉到達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那麼，既然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在前，《母親》出版在後，“良友”為何還會出售她的簽名本？當時的特務也想不明白，于是在簽名本發售的當日到“良友”鬧事，結果卻落了個灰頭土臉，掃興而歸。
原來，早在八十多年前，“良友”為擴大銷量，提高聲譽，在與作者簽訂出版合同後，便會提前請作者在空白紙上簽名百張，待書印好後，再把簽有作者姓名的紙張粘貼在書前，做成簽名本。
趙家壁先生的回憶，說明簽名書不隻具有收藏價值和版本意義，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作為與敵鬥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