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长治有着较深的文化渊源，她曾两次到过长治。
第一次到长治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她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跟随八路军总部转移，曾在1937年12月底到过长治地区的武乡、沁县、沁源一带。1938年春，丁玲满含深情地写下了《马辉》一文，怀念在沁源认识的一个叫马辉的同志，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录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到前线去》一书中。
《到前线去》书影
第二次到长治，她和老伴陈明在长治市区东边老顶山脚下的嶂头村，度过了四年时光。陈明在《我和丁玲五十年》一书中，对他们在长治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进行了回忆。
他在书中提到自己到达嶂头村的时间是1975年5月22日，丁玲先他一天到达。在嶂头村，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那个房子是嶂头村质量比较好的，砖房，屋子比较高，还有阁楼，阁楼不住人，是放东西的。一个院子里面，连我们一共是三家，我们住正屋，坐北朝南，有一个大间，一个小间。……我们在农村的关系，老百姓都看得见，都放在心里的，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是热烈欢送啊。”
《丁玲近作》书影
我藏有一本1980年初版的《丁玲近作》，32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近作丛书”之一。《丁玲近作》中收录了《“牛棚”小品》《杜晚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等19篇文章，其中有《杜晚香》《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等3篇文章创作于其在长治居住期间。
尤其《杜晚香》是丁玲复出时的“亮相”作品。著名作家刘心武在《丁玲复出时首发〈杜晚香〉》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杜晚香》的发表经过：原本是他先以《十月》杂志编辑的身份约到了丁玲的《杜晚香》，但由于“丁玲复出国际关注”，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葛洛又从他手中把稿件抢走了。
丁玲的签名
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严文井也来了。原来他也得到通知，中央决定为丁玲平反，他们出版社也要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由此可见《杜晚香》对于晚年的丁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比较难得的是，书的扉页上有丁玲的签名，扉页上面写着：“朱燕蓉、高俊岐同志留念，丁玲，1980．12”。签赠日期距出版日期不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我曾到嶂头村寻访过受赠人的名字，但遇见的村民们都没听说过这两个人。
关于丁玲的签名书，著名作家、编辑赵家壁在他的著作《编辑忆旧》中有一则记载：
1933 年 5 月 14 日，丁玲、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从而在社会上失踪。左翼文坛及进步文艺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为声援营救丁潘的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赵家璧将丁玲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母亲》编入“良友文学丛书”予以出版，并在《申报》《时事新报》等大报上刊登广告，说《母亲》问世次日将在良友图书公司门市部出售编号签名本一百册，以此来表示对国民党政权迫害进步作家的无声抗议。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丁玲终于免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毒手，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6年9 月逃离南京，辗转到达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那么，既然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前，《母亲》出版在后，“良友”为何还会出售她的签名本？当时的特务也想不明白，于是在签名本发售的当日到“良友”闹事，结果却落了个灰头土脸，扫兴而归。
原来，早在八十多年前，“良友”为扩大销量，提高声誉，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后，便会提前请作者在空白纸上签名百张，待书印好后，再把签有作者姓名的纸张粘贴在书前，做成签名本。
赵家壁先生的回忆，说明签名书不只具有收藏价值和版本意义，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作为与敌斗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