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殷商起，輿馬文化經曆代變遷，演繹了曆史興衰的烽煙歲月。秦統一後，閱三代之禮，在先秦車制基礎上創造性建立了帝王銮駕乘輿的鹵簿制度。伴随着秦始皇帝陵園出土的兩乘彩繪銅馬車（立車與安車），再次以實證形式展現出殷周以來由實用馬車到明器化模型的變革。秦陵銅馬車結構繁複，不僅展現在視覺形式和結構表現手法上，更在車制文化内涵和裝飾手法的美學追求上達到了同一的審美表現。
通過對秦陵銅馬車裝飾藝術的研究分析，即是對禮用合一、結構造型、裝飾材料、審美表現的探讨，由此形成強烈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審美，就是秦人對馬車之“美”的了解。如銅馬車結構上車轐與輿底連接配接通過縱桄捆紮而避開輿底車轸，就是工匠結合馬車輿箱四面精美的屏蔽裝飾而在結構設計上做出的适應性改良。
銅馬車通體以彩繪裝飾，顔色與紋樣憑借實用輿馬的造型樣态、材質進行恰如其分的摹繪。在此情形之下，秦代工匠将銅馬車的摹寫手法大抵可分為以下幾類：一則比附原物本色，或以純色摹寫器物的材質結構；二則比附麻織物與絲錦表面紋理及織造花紋；三則模拟木構髹漆表面的彩繪圖案；四則展示革帶和皮條上面的裝飾紋樣。至此，銅馬車常用敷色有朱紅、粉紅、綠、粉綠、深藍、天藍、土黃、白、黑、赭等，其中以藍、綠、白三色用量較多。車輿主體結構皆以白色為主基調，相較之二号安車輿體敷彩，一号立車白色特征不甚明顯，但從轼及轼下掩闆、左右欄闆内側及傘蓋内的裝飾紋樣中，依然可見白色基調。
言及二号安車，其彩繪裝飾藝術遵循繪事後素的審美表現原則，在白色基底上塗繪多樣色彩。引證相關文獻，源于秦始皇一統六國，閱三代之禮，将東方諸國車輿制度融彙貫通而形成秦制，在車輿出行序列中，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共計十乘。而文獻中關涉“五色”之說，多為學者按照陰陽五行之說，以五種顔色賦予不同的空間地域，即北為黑，南為紅，中為黃，西為白，東為青。五行五色間相生相勝，循環往複終始不絕。長期以來，此種觀念賦予車輿制度，由此開啟了以不同色彩裝飾為依據的車輿屬性的判斷。因秦陵兩乘馬車皆為白色基調，故表征西方方位，暗合于秦人族屬之地，遵循了秦人觀念中的象征意義，秦陵銅馬車的彩繪裝飾即依此展開秦人對“美”的了解。
質言之，在兩乘銅馬車鑄紋，抑或彩繪等諸多裝飾紋樣的選擇中，皆再現“幾何紋樣”這一裝飾主題，即菱形與方格紋為裝飾母體組成多元化的二方連續，抑或四方連續的圖案。類比而言，在秦代造物藝術發展史上關涉幾何紋的裝飾屢見不鮮。譬如春秋時期秦宮殿青銅建築構件的表面裝飾；秦鹹陽宮遺址出土文物的紋樣；秦始皇帝陵園中出土的各類紋樣方磚等。不可否認，以上多樣的秦文化遺存皆以幾何紋樣為裝飾母題，多在其内填以車輪紋、玉璧紋、米字紋等。同樣，在秦俑一号坑出土木戰車的漆皮彩繪、軍吏俑服飾邊緣彩繪等處亦可見大量幾何紋出現。
換言之，以文化交融的視角觀察銅馬車裝飾藝術的審美表現，幾何紋樣作為秦文化的裝飾母題之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春秋戰國以降，諸國經濟文化交流日甚，彼此依附。秦楚兩地時而通婚，時而攻伐。無論戰争抑或和平，秦楚的互相往來與文化交流已呈現出多元的融合态勢。同樣，幾何紋樣的蹤迹亦存在于楚文化的裝飾藝術中，尤其是菱形紋在楚文化中自始至終的發展脈絡，如河南信陽長台關楚墓中兩件複合菱紋绮和馬山楚墓中大幾何紋錦中的“C”型等。以此類推，銅馬車上的幾何形裝飾紋樣，在構圖上對稱均衡，主體花紋内常間套各類适合紋樣。兩組花紋間皆以适當紋樣填補，這些構圖法則皆為楚文化裝飾藝術中的審美表現。而這些裝飾紋樣亦與江陵馬山一号楚墓中“D”型大菱形紋錦上的紋樣，以及長沙馬王堆一号漢墓中出土織錦的紋樣相類。也就是說，銅馬車幾何紋飾構圖在原楚國地區亦多為常見。它們透露出秦楚文化的交流融合，意寓秦代造物藝術的審美表現與造物工匠的流派淵源，以及統一的集權制國家在經濟文化上的多元融合。
除此，在上述幾何紋這種裝飾母題之上，銅馬車又突出一種由夔龍、夔鳳演變而來的變相夔紋。在二号安車主輿内外，以及車蓋之上皆裝飾有大朵藍色、綠色、黃色的似雲似夔的裝飾紋樣。在白色基調襯托下，其上下翻騰，如行雲流水。在黑色線條的外輪廓内，填繪白、黑、朱等色鱗甲，色彩對比協調，極富立體感。乘輿者置身于繁複的裝飾藝術中，如入境缥缈雲霧，頓生暢快灑脫之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秦始皇帝陵青銅馬車圖像資料整理及設計解讀”（20FYSB045）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洛陽師範學院美術與藝術設計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宗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