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作為較大單元的地域文化，與齊魯、嶺南、巴蜀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獨特性相當明顯，學術界對此有多種各能自洽的概括，常見的如開放包容、務實創新、崇文重教等。對于江南文化内部的豐富性，學術界也多有研究，但這些論述多是從較小單元地域文化展開，如蘇州文化、浙東文化、徽州文化、上海文化等，而較少從此類較小單元地域文化與整個江南文化的關聯性來展開。
「曆史上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
大規模人口流動刺激經濟發展，帶來文化繁榮，是江南地區崛起路徑、發展機制的相當鮮明的共通性。
西晉以後，明代以前，江南地區有三次大規模人口流動，有力地刺激了這一地區經濟發展，帶來了文化繁榮。
第一次，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東晉及南朝定都建康（南京），導緻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極大地促進了江南的發展。秦漢以前，江南屬欠發達地區，土壤卑濕，地廣人稀，在全國數得出的城市與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兩漢時期，這裡經濟雖有所發展，但依然趕不上北方。發生根本性變化是在東晉以後，南朝時的江南已是“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建康成為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國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京口（鎮江）、毗陵（常州）、吳郡（蘇州）、會稽（紹興）、餘杭、東陽（金華）等城市，也都發展起來了。
第二次，唐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長達八年之久，黃河中下遊地區慘遭兵燹，大量人口被迫南遷。安史之亂後，繼以藩鎮割據，政局動蕩，北方居民持續南遷。鎮江、揚州、蘇州、常州、杭州均有大量人口遷入。錢塘江以南的越州，因戶口驟增，增設了上虞縣。日後屬于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均因地近江邊，有大量人口遷入。
第三次，北宋末年“靖康之變”發生以後，北宋滅亡，南宋建立，遷都臨安（杭州），再次導緻人口大規模南遷。杭州很快成為人口超過百萬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江南其他衆多城市也有很大發展。
這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極大地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推動了江南的開發與發展。這三次人口南遷，共同背景都是北方戰亂、南方安定。南遷形式類似，但内涵有所不同。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文化總體上高于南方，是以，對于建康、京口、毗陵等地來說，處于文化入超地位。正因如此，南朝政府才會設立僑郡，按移民原籍郡縣地名另設州郡縣地方政府，諸如南徐州（京口）、南琅琊（今屬南京）等，以示籠絡與優待。第二次衣冠南渡時，全國經濟文化重心已經移到南方，揚州、蘇州等城市已與長安、洛陽難分伯仲。第三次衣冠南渡時，杭州在文化上其實已盛于開封，江南地區更是遠勝中原地區。在唐代，“江南”已是繁盛富庶的意象代詞，“憶江南”“望江南”“江南好”已是文學作品的習見主題，甚至成為詞牌名。
三次人口南遷就文化交流而言，都有重要意義，但細加分析，三次意義各不一樣。就移民動力而言，第一次是以北方推力為主，第二、三次則是北方推力與江南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近代江南人口為何移居上海」
江南地區發展史上，還有一次大規模人口移動，即近代江南各地人口向上海城市的移動。
上海在1843年被開辟為通商口岸，其時城市人口為20多萬，在江南地區排在第四位，蘇州、杭州、南京人口均較上海為多。近代以來，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上海人口快速增長，1900年超過100萬，已是全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245萬，同年杭州65萬，蘇州60萬，甯波、紹興各45萬，南京40萬，揚州30萬，鎮江26萬。上海人口幾乎是排在其後的杭州、蘇州、甯波、紹興與南京等五個城市人口的總和。1947年，上海人口430萬，南京103萬，杭州61萬，蘇州39萬，無錫27萬，甯波25萬，鎮江22萬，金華20萬，紹興18萬，常州、揚州各13萬，嘉興、青浦、常熟各10萬。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來是371萬。換句話說，上海以外的上述這些江南城市人口總和，還不到上海人口的90%。
集聚到上海城市的這麼多人口，盡管來自全國各地的都有，但絕大多數是江南人。據統計，1930年，江蘇、浙江兩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華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蘇、浙江與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總人口的88.9%。由此可見，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活躍在上海的著名企業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業家盛宣懷、虞洽卿、朱葆三、葉澄衷、穆藕初、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劉靖基。文化人更不勝枚舉：諸如報人兼學者王韬、馮桂芬、沈毓桂、黃協埙、袁祖志、章太炎、包天笑、狄楚青，出版家張元濟、夏瑞芳、陸費逵、沈知方，作家魯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陳望道、胡敦複、陳鶴琴，畫家任伯年、吳友如、吳昌碩、劉海粟、豐子恺等。
近代江南人集聚到上海的原因，論者以往多歸結為上海城市化的結果，這似乎與曆史上三次大規模人口移居江南大異其趣，屬于江南移民史上的另類。殊不知，仔細分析此中緣由，在近代化的背後，依然是安全因素，與以往三次大規模人口移居江南有高度的同理性。
江南人開始大批移居上海，始于太平軍與清軍在江南的戰争。
1853年3月，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清軍建江南大營（南京城郊）、江北大營（揚州），圍攻太平軍，江南從此陷入令人恐怖的長期戰亂之中。1856年至1860年，太平軍兩破江南、江北大營，并于1860年以後，攻破浙江全省與除上海以外的蘇南所有城市。直到1864年太平天國覆滅，富庶的江南大地一直處于清軍與太平軍的拉鋸戰之中，破壞之慘，史無前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軍在攻克蘇州、杭州等地以後，先後三次進攻上海，但未能攻進上海縣城與租界，最後在清軍與“洋槍隊”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于是，江蘇、浙江、安徽等地人口潮水般湧入上海。
上海在此後七八十年中，每遇戰争，人口便會快速增長，各類人才、财富也會湧入上海。
古代三次大規模人口移居江南，根本原因是北方戰亂，江南比北方更為安全，更易生存。近代江南人移居上海，歸根到底也是因為上海較其他地方更為安全，更易生存。古代與近代江南的四次人口大規模移動，事殊而理一。
「細察江南文化内部的豐富性」
江南曆史上人口流動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是一與多的關系，是辯證的統一。江南城市的功能呈現也是如此。
明清松江以出産棉布著稱，蘇州、湖州以絲綢著稱，蘇州、無錫是重要米業市場，蘇州、杭州、南京、鎮江是重要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蘇州是全國最大的成衣制造地。各地物産呈現不同，背後産生的機理卻高度一緻，都是地盡其利、合理分工的結果。江南地形多樣，有平原、山地、丘陵、湖泊、河流、沼澤，物産也就紛繁。這裡水網發達、交通友善，宋代以後便形成了一個多樣化、專業化、精細化，有着較為充分的市場經濟結構。糧、棉、絲等主要物品之外，茶、苎麻、藍靛、漆、桐、柏、竹、木、漁、鹽等也都有專業化生産。
由于微觀自然禀賦不同、物産不同、分工不同，江南内部的差異性也就顯示出來。比如，唐代以後，蘇、杭就是并提的，宋代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諺。但是，細察蘇杭兩個城市，其品格差異相當明顯。
白居易的《憶江南》凡三首，其中兩首分别寫杭州與蘇州，寫杭州的側重其山水之勝，“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寫蘇州的則突出其人文特點，“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這位出生于河南、在蘇杭兩地都做過官的大詩人，已經注意到這兩個城市的差異性。清代文人劉大觀評論蘇杭城市特點，亦有類似觀點：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轾。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自吳越國和南宋以杭州為都城以後，杭州政治文化、消費文化方面更為突出，而蘇州交通功能、工商功能、休閑功能則稱雄天下，兩城市差異越發明顯。清代有人評論：蘇州為水陸沖要之區，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于此……其各省大賈，自為居停，亦曰會館，極壯麗之觀。近人以蘇杭并稱為繁華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販運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于杭。即如嘉、湖産絲，而綢緞紗绮，于蘇大備。
類似于蘇杭之間的差異，在蘇揚之間也同樣存在。自隋唐以後，蘇州、揚州都是江南重要城市，但兩城市興起路徑有所不同，品格也各具特色。揚州的繁華主要得益于南北大運河帶來的交通之利，得益于富庶的徽商；蘇州的發展不僅得益于大運河，還得益于發達的工商業與科舉文化。
以明清園林為例，兩城市園林都很發達，但風姿各異。揚州富商每每捐有道台之類的虛銜，結交很多官宦，故其營造的園林除了詩情畫意之外，還會标榜豪華、炫耀富有，因而尺度較大，氣象宏偉。蘇州園林主人多為由科舉入仕的失意官宦，他們營造的園林通常尺度較小，格調雅緻，曲徑通幽，不事張揚，隐逸含蓄。誠如陳從周先生所說：“蘇州建築及園林，風格在于柔和，吳語所謂‘糯’，揚州建築與園林風格則多雅健。”
研究江南文化，吳越更是時常并提的兩個地方，吳越文化甚至幾乎成為江南文化的代稱。其實，吳越差異同樣很大。先秦時期，吳的中心在蘇州，越的中心在紹興，吳之崛起早于越，與中原交流也早于越。吳越兩國盡管壤地相接，曾經互被征服，“同俗并土，同氣共俗”，但差異依然明顯。越多山，地狹人衆，生計困難，故越人勇于外出，或經商，後遊幕，亦易于激昂；吳多水，土地平緩，謀生較易，故吳人較平和。在東晉以後北人南遷、北學南漸的過程中，吳地較越地更先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越地較吳地更多地保留蠻荒之地的質樸風格。相對說來，吳人文雅，越人剛勁。
春秋時期，齊桓公已認為越人剛強好戰；隋唐以後，越人依然較吳人強勁勇猛。明初甯海人方孝孺甯願十族被誅，也不願違心地為日後成為明成祖的朱棣篡位登基草诏，導緻873名族人與學生被誅，是以成為剛正不阿的千古楷模。明代戚繼光招募抗倭兵勇，多為紹興、台州等地人，他認為此地人骁勇彪悍。明末抗清英雄張煌言、劉宗周，清末反清革命志士秋瑾、徐錫麟等，均為浙東人。
理論創新是勇猛品格的另一種表現。浙東人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出衆。漢代王充，明代王陽明、黃宗羲，近代孫诒讓、宋恕、魯迅、馬一浮，均領異标新、獨步一時。南宋永嘉學派葉适等人開創的事功之學，鄭至道、陳耆卿等率先闡述“工商皆本”思想，為商人社會地位正名，意義尤為深遠。吳地盡管也有類似人物，但論數量之衆多，氣象之雄峻，終比越地稍遜一籌。但是，若論科舉之能，藝術之工，吳又較越略勝一籌。改革開放初期，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前者重視集體推進，後者注重個體拓展，前者更守規矩，後者更重自主，多少也能折射出這兩個地方的特點。
任何地域文化的建設，都有由自發到自覺、自在到自為的發展過程。理清本地域文化與他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明晰本地域文化的内涵，是地域文化建設由自發走向自覺的第一步。當我們宏觀把握了江南文化不同于齊魯、嶺南、巴蜀等區域文化的自身特質以後，再理清江南文化的演變軌迹，細察江南文化内部的豐富性，感受到蘇杭之别、蘇揚之别與吳越之異，乃至把握各城鎮特質，在推進江南文化建設時，就能各揚所長，相得益彰。
（作者熊月之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館研究館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夏斌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檔編輯：曹立媛
來源：作者：熊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