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5日，某部門在未事先通知下，就以「清場洗地」之名将深水埗通州街天橋下，40幾位街友的床墊、保暖衣物、身份證等私人物品當作垃圾丢棄，事發後街友們憤而向官方求償，引起社會關注。
當時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前往采訪報導記下此事，他是李駿碩，九年後他将此事改編為《濁水漂流》，該電影風光入圍金馬獎12項大獎，成為入圍最多獎項的大赢家。
街友，亦稱作遊民、露宿者、無家者、流浪者，但無論什麼名稱，似乎都難以洗刷社會對他們既有的印象。肮髒、貧窮、污穢、臭味，這些形容詞對比的是在這座城市裡，仍可以潔淨、光彩、安穩地生活着的人們。
全球每一座城市，幾乎都會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在公園、在天橋下、在車站、在城市每一個角落，靜靜地生活着，多數人隻會匆匆從他們的身旁走過，不會多想他們是誰？怎麼會在這裡？
《濁水漂流》雖改編自真實事件，但模糊化了角色，也虛構了情節。主角成為街友想象的共同體。
這樣的手法與2020年趙婷拍攝《遊牧人生》相同，以一種關懷的角度試圖去還給街友們更立體更多元的生命，卻也是一種遠觀、帶有想像的創作，他們不隻要拍人物，也要拍社會困境，僅僅着重在關懷，而盡量不去批判，無論是批判關懷對象，或是批判制度、官方及資本家。
不過，《濁水漂流》沒有《遊牧人生》中那些荒野的自然風光，他關注的是連房車也沒有的人，在擁擠的城市裡面已幾乎無處容身的人。
電影讓我們看到露宿者生活的樣貌。他們不隻是在城市陰暗角落苟延殘喘，他們也像是候鳥一樣，會撿拾材料自己搭建房屋、尋找家人朋友，他們有愛的需求、有煙有酒的娛樂消遣，他們也努力工作，隻是收入不穩定，是以三餐不繼隻求溫飽，更沒有辦法「上樓」。
在電影裡面，他還虛構了一個年輕的露宿者，拿了一個口琴就到處流連，他與這群人顯得格格不入，他也不能說話，是一個「被禁言」的角色。似乎是一個象征，對街頭上抗争者的隐喻，他們大聲說話、極力呼救，卻始終沒人聽見，而最後我們發現他不必流落街頭，他有溫暖的家庭，但哪個才是他要的人生，無人明白。
其實不隻是香港，其他地方都一直試圖「清理」這些人，避免他們有礙市容或者成為制度外的犯罪隐憂。在從末端去提供食物、住所其實遠遠不夠，因為沒有看到源頭的問題，或是看到了卻無力解決：無力解決失業率過高、收入過低的問題，無力解決房價過高的貧富差距問題，無力解決家庭照護能力不足、教育及托嬰公設缺乏的問題。
我們隻看到他們出現在街頭的問題，卻刻意忽視了背後的原因。好像把人丢進城市裡面，他們理應懂得安穩生存，卻沒意識到制度愈來愈險峻、而人人立足點不同。
老實說《濁水漂流》因為角色的模糊，他想呈現出一個現實社會的衆生相，是以沒有主線故事也沒有主要人物，很可能是一部令人過目即忘的電影，就像在這個時代裡露宿者的縮影，即使他被看見、被聽見，也沒人在乎。社會以為洗地把他們驅逐，而電影讓他們用生命燃起熊熊烈火，去照耀、溫暖這個冷漠無感的社會。
我們是否有意識到，他們與我們并不遙遠，甚至隻有一線之隔，露宿者中也有老師、有廚師、有服務生、有店員、有老闆，隻是因為人生際遇，在某個時候出現了一點裂縫，一個他們自己也無法控制的原因，而離開了社會主流認知的正常軌道。今天被洗劫的是他們，也可能是我們每個人。
是以，電影看似在吸引人們去關注這個流浪群體，同時也在吸引人們去關注導緻他們流浪的根源所在。為什麼有本領、曾經有正當職業的人，如今會走到這個境地？在這樣的狀況下，誰又能幫助他們，誰又該為此負責嗎？
電影以小放大，通過聚焦小群體來展現一個被避而不談的話題。通過還原露宿者生活樣貌，審視《濁水漂流》背後導演所展現的主題。我想，這才是電影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