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漢趙中山王劉曜攻長安，城中饑甚，米每鬥金2兩，人相食。西晉愍帝司馬邺出降。西晉亡。涼州刺史張軌避亂河西，建立前涼政權。當時，前趙劉曜與後趙石勒相争，兵革不息，紛亂不已；而河西則相對而言卻非常安定，許多中原群眾紛紛流寓河西，史載“中州避亂來者日月相繼”，[1] “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号為多士。”[2] 這次流民浪潮給河西地區再次輸入了中原的儒學文明，使涼州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學者，河西儒學呈現出空前的繁盛，并對後來北魏的漢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之《叙論》中說道：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儲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脈。[3]
陳寅恪談涼州文化對隋唐的影響
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
張軌，安定郡烏氏縣（今甯夏固原市）人。
前涼的佛教發展情況以末代國主張天錫時期最為興盛。[4] 從《晉書·張軌傳附子張寔傳》中所載“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于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5]一事透露出，前涼都城姑臧之南的天梯山當時為左道之徒所居，信衆頗多，甚至連前涼國主張寔身邊的親信也信奉之。
張茂時，幾次修築靈鈞台，則反映了張茂的道教意識傾向。到張駿統治時期，前涼政權穩定，開疆拓土，特别是對西域的控制得到了有力的加強，派沙州刺史楊宣西征西域，攻伐龜茲、鄯善，置郡高昌。當是時，“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鄯善王元孟獻女，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貢方物。[6]
《出三藏記集》卷7《首楞嚴後記》記載前涼末期張天錫在位時的佛經翻譯情況，雲：鹹安三年，歲在癸酉（373），[7] 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于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胡本。支博綜衆經，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内正廳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龜茲王世子帛延善晉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潚、會水令馬亦、内侍來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時在坐沙門釋慧常、釋進行。涼州自屬辭，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近俗，質近道，文質兼唯聖有之耳。[8]
前涼末主張天錫在涼州正廳堂湛露軒舉辦了這次譯場，由月支僧支施崙、龜茲王世子帛延等翻譯佛經，趙潚、釋慧常等筆受記錄。《開元釋教錄》卷4對此也有類似的記載，又雲：“從張軌（谥為武王）永甯元年辛酉（301）至天錫秦封骠騎大将軍、涼州牧鹹安六年景子（376），凡經八主、七十六年。外國優婆塞一人譯經，四部合六卷于中一部一卷見在，三部五卷阙本。”[9]
這裡所叙時間雖然從301年張軌為涼州刺史起，至376年張天錫時前涼國亡止，隻談到了外國僧人一人譯經四部，即支施崙所譯《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正是張天錫時所譯出者。是以可以斷定，前涼佛教的興盛主要在張天錫時期。可惜不久前涼滅亡，故《開元釋教錄》的作者智昇感歎道：“前涼之代，應更出經，後進遇之，幸續編附。” [10]
有關前涼佛教還應注意的是前涼國都姑臧東苑所鑄之銅像與莫高窟的建立。《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五》雲：“太和四年，……是歲，姑臧北山（涼州蓮花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11] 前涼時期在祁連山中隻見到儒學學者所居之石窟，以及祆教徒在天梯山的活動，佛教石窟尚未出現，但在姑臧城内已有了鑄造佛像的明證。據武周聖曆元年（689）所立的《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及其抄本文獻記載：莫高窟者，前涼太清四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悟靜，嘗仗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險，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師，從東屆此，又與僔師窟側，更起營造。伽藍之起，濫觞于二僧。[12]
涼州蓮花山
376年，前秦滅前涼。在前秦統治時期，河西的佛教進一步得到發展，特别是武威太守趙政極為崇佛，推動了河西佛教的發展及其與關中地區的交流。《出三藏記集》卷13《昙摩難提傳》雲：“故遠冒流沙，懷寶東遊，以苻堅建元二十年（384）至于長安。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侍臣武威太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共請出經。是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騷動。政于長安城内集義學僧寫出兩經梵本，方始翻譯。竺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曆二年方訖。具二《阿含》，凡一百卷。自經流東夏，迄于苻世，卷數之繁，唯此為廣。”[13] 趙政曾任武威太守，後遷秘書郎。同書同卷《僧伽跋澄傳》又雲：“堅秘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即堅之琳、瑀也。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昙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集僧宣譯。……以僞建元十九年（383）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14] 由此足見前秦末年趙政崇奉佛教，熱心譯經，在他出任武威太守期間，必定對涼州佛教有較大的推動，并促進了河西與關中的佛教文化交流。參與譯經最主要的僧人竺佛念即為涼州人，“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被稱為“譯人之宗”。[15]
苻堅發動淝水之戰時，任命張天錫擔任苻融的征南司馬大将軍。誰料張天錫心中記恨，臨陣倒戈。張天錫的倒戈，竟直接造成苻堅在淝水之戰中被東晉司馬家族所滅。戰後張天錫正式歸順東晉，東晉朝廷下诏任命張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恢複西平郡公的爵位。不久，拜授張天錫為金紫光祿大夫。[16]義熙二年（406年），張天錫去世，享年六十一歲。晉安帝司馬德宗追贈張天錫為金紫光祿大夫，贈谥号為悼，以王禮厚葬。[17]
以張天錫年号命名的 太清豐樂
由于張天錫死後，葬在了建康（今南京）。至今在江蘇省一帶，還有很多太清豐樂遺存。十六國時期：北有姑臧，南有建康。看來是名不虛傳了~
[1]《晉書》卷86《張軌傳》，第7冊，第2225頁。
[2]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23《宋紀五》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條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6月，第8冊，第3877頁。
[3]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叙論》，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5月，第2頁。
[4]《晉書》卷86《張軌傳附子張寔傳》，第7冊，第2230頁。
[5]《晉書》卷86《張軌傳附子張寔傳》，第7冊，第2230頁。
[6] 王素《魏晉南北朝火祆教鈎沉》，《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2期。
[7] 按，東晉簡文帝的鹹安年号隻行用了兩年，鹹安三年即孝武帝甯康元年，亦即公元373年，幹支為癸酉。
[8]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7未詳作者《首楞嚴經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第271頁。
[9] 智昇《開元釋教錄》卷4，《大正藏》第5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2月，第519頁。
[10] 智昇《開元釋教錄》卷4，《大正藏》第55冊，第519頁。
[11] 崔鴻《十六國春秋》卷74《前涼錄五·張天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463冊，第919頁。
[12] 該碑原立于莫高窟第332窟前室南側，現存敦煌研究院。P.2551有其抄本。
[13]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3《昙摩難提傳》，第523-524頁。又卷9釋道安《增一阿含經序》雲：“有外國沙門昙摩難提者，……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鹹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昙嵩筆受。”第339頁。
[14]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3《僧迦跋澄傳》，第522-523頁。又卷10《僧伽羅刹集經後記》雲：“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迦跋澄于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第374頁。
[15] 釋慧皎《高僧傳》卷1《譯經上·晉長安竺佛念傳》，第40頁。
[16]《晉書·卷八十六·列傳第五十六》：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于陣歸國。诏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诏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複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
[17]《晉書·卷八十六·列傳第五十六》：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鸱鸮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複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緻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