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爾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 譯/碳烤肥羊
2021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誕辰201周年。本文是黎巴嫩左翼思想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發展研究系教授吉爾伯特·阿卡寫于2002年的一篇紀念文章。
“看來我們要把研究行動的偉大著作歸功于緻力于行動的人。由于命運的羁絆，他們無緣于榮耀加身。這些傑出人物不僅善于行動，也善于抽離于行動之外。是以，他們不僅能夠認識到士兵或政客們所受的束縛與限制，也能夠客觀地（冷靜地，而非漠不關心地）觀察吊詭的命運，俯瞰無人可掌控的社會力量之間那不可預見的博弈。”
上述文字選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獻給克勞塞維茨及其後繼者們的著作[1]。我們可以一字不差地用這些話來形容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弗裡德裡希·恩格斯
“将軍”
事實上，卡爾·馬克思的這位密友在年輕的時候，曾在軍事領域有着短暫而果敢的實幹經曆。1841—1842年，他曾經在柏林炮兵部隊服役。當時，他利用當列兵時的閑暇，去旁聽謝林的哲學課程，同時開展他那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這次服役經曆使炮兵軍士（下士）恩格斯有信心投身到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首先是在他的家鄉愛北斐特（1849年5月）。但是，恩格斯很快就被驅逐出去，因為人們擔心像他這樣的“紅色分子”會擾亂當地的公共安全。1849年6-7月，恩格斯加入巴登及普法爾茨的起義軍。後來在普魯士軍隊的攻勢下，恩格斯與殘餘部隊流亡到瑞士。
在行動中，恩格斯對起義者的命運不抱任何幻想。他亦無意于謀取起義隊伍的上司權，認為這樣做是對革命的諷刺。不管如何，恩格斯表現出了行動者的勇氣，不希望看到共産主義者被指控是一群懦夫（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那時已經是共産主義者的勇敢模範）：“無産階級的黨在巴登－普法爾茨軍隊裡的力量相當強大，特别是在志願軍團裡，例如在我們這一隊，在流亡者軍團等等。這個黨敢于對一切其他黨派這樣說：誰也無法對無産階級的黨的任何成員提出絲毫的責難。最堅定的共産主義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2]
在參戰中，恩格斯也希望增進自己對軍事問題的了解，他在《新萊茵報》編輯部裡已被認為是軍事問題上的專家。作為從事軍事評論的革命者，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發表的文章集中在1848-1849年“人民之春”時期（譯注：指1848-1849年歐洲革命）。 威廉·李蔔克内西提到恩格斯讨論匈牙利的文章被認為是“出于匈牙利軍隊某進階指揮官之手”。[3]無獨有偶，十年後，當恩格斯所寫的小冊子《波河與萊茵河》（1859年）與《薩瓦、尼斯與萊茵》（1860年）在柏林匿名出版時，這些著作被認為是出自一些不想被曝光的普魯士軍官之手。[4]
恩格斯對軍事問題的關注并非僅僅出于個人的愛好。他之是以深入研究軍事問題的各個方面，是因為他受到了某種動機的鼓舞，即決心服務他們自認歸屬的勞工階級。正是這種動機激勵了馬克思極盡所能地研究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準備了批判的武器[5]，而恩格斯則緻力于對武器的批判。
1850年末，恩格斯開始定居在曼徹斯特。此後他埋頭于系統性的閱讀，進而對軍事戰略與軍事史都有了比較精深的了解。在做學術上的準備工作時，恩格斯始終堅持鍛煉自己的體格，以便在合适的時機到來時能夠重返戰場。在恩格斯64歲那年，即馬克思去世一年半後，他在信中向一位擔心他身體近況的通信人說明自己能夠還可以騎馬與服兵役。[6]在恩格斯去世後，威廉·李蔔克内西宣稱：“如果在恩格斯在世時，又再次遇到一場新的革命，他将會是我們的卡諾，是引領我們走向勝利的軍隊組織者，是我們的軍事頭腦。”[7]恩格斯曾經向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上司層稱呼自己是“黨的總司令部的代表”。[8]
但恩格斯無緣于實作這一“榮耀加身的成就”。他從未有機會實踐他設想的軍事計劃：包括他在1849年作為新手時制訂的計劃，以及當22年後他成為公認的軍事專家後，據說是為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量身打造的、用于抗擊普魯士軍隊入侵巴黎的軍事方案。他将自己精深的軍事學問用于分析自己親曆的半世紀裡頭的大多數戰争。恩格斯在倫敦報紙《派爾·麥爾新聞》（Pall Mall Gazette）上發表的關于1870-1871年普法戰争的評論文章，引起了公衆與軍事專家們的強烈興趣（盡管他未能在戰場上親自檢驗自己的觀點）——他也是以被馬克思一家熱情地稱為“将軍”。在他生命的最後四分之一歲月裡，恩格斯在自己的圈子裡始終被保留着“将軍”的稱号。
軍事理論家
20世紀中葉以來，尤其是在對戰争技藝與戰争史感興趣的圈子裡，弗裡德裡希·恩格斯作為軍事理論家的聲譽得到了堅定的認可。然而，這種聲譽所依據的理由并非總是合理的。例如一些人看到了蘇聯軍事教條經常表白一些用來粉飾自身的信念，便想證明恩格斯的思想是蘇聯軍事教條的先聲。話說回來，要想嚴肅地研究戰略的發展，就無法繞開恩格斯。從愛德華·米德·厄爾（Edward Mead Earle）的經典著作[9]（其中由西格蒙德·諾伊曼[Sigmund Neumann]負責的一章專門研究馬恩，尤其是恩格斯）[10]到新近出版的傑哈德·沙利安（Gérard Chalian）的長篇文集[11]，再到以色列上校與教授傑胡達·沃拉克（Jehuda Wallach）的著作[12]，恩格斯的思想貢獻獲得了認可。
傑胡達·沃拉克将恩格斯的革命戰争理論與風格更為傳統的軍事論著區分開來。作為這兩方面的專家，沃拉克言簡意赅地評價了恩格斯的軍事論著：
“恩格斯重要的軍事著述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完整的研究，這些著述涉及到戰争科學的方方面面。恩格斯探讨了組織與武器、工業革命時期戰争技藝的發展、國際政治的軍事觀點、戰略與政策、将軍的指揮與素質等問題。他同樣地對戰争的未來發展作過一些預言（并且在‘一戰’經受住了應驗）。在許多問題上，恩格斯比老兵們的見識還要精明。”
“恩格斯在讨論西歐與西南歐軍事形勢的匿名文章中，起草了一個軍事計劃。這個計劃可謂是四十五年後的德國‘施裡芬計劃’的藍本。恩格斯證明了為何一旦德國在與法國的戰争中采取這樣一種計劃，必然會遭遇失敗。他精準地預測了即将到來的世界大戰的持續時間、損失規模與結束條件。”[13]
對于熟悉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裡頭的軍事研究的人而言，恩格斯是19世紀無可争議的傑出戰争理論家之一。在研究恩格斯生活年代的軍事史時，無法不參考他的軍事研究成果。然而，在目前這個時代，在制訂戰略時，無論是對于一般的戰争學說還是專門的革命戰争學說，恩格斯的軍事研究成果是否仍有參考意義呢？人們尚未能非常肯定。恩格斯與他崇敬的克勞塞維茨一樣，并不是要建立一種完備的、無所不包的戰争學說，僅是要評論戰争與實際形勢在具體條件下的發展。[14]
既然恩格斯經常強調軍事技術的狂飙式發展（一些武器“在投入使用前就已經過時了”）[15]，他又怎麼可能會想着建立任何系統化的軍事學說呢？
在思考戰争時，恩格斯主要關注的不是他提出的有針對性的軍事建議（哪怕是關于“革命戰争”），而是他對勞工運動關鍵問題的探讨。這些關鍵問題包括：對非革命戰争的态度、戰争與革命的聯系、不通過戰争來赢得革命的戰略可行性。用雷蒙·阿隆的話來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強國之間的直接戰争是“不可能發生的”，而且也不怎麼受歡迎。是以，作為戰争理論家與社會主義革命戰略家的恩格斯提出的觀點，在我們這個時代仍未過時。正如下文将要簡短地表明的：恩格斯關于戰争與革命的觀點，不僅預示了人們在20世紀要處理的問題，還有可能關乎到我們今後的時代。
對戰争的态度
馬克思與恩格斯生活在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現代工業社會正在成型，工業文明擴充到整個歐洲大陸，甚至輻射到大規模移民到達的海外土地。這個時代給地球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乃至仍然影響着我們當下。在恰逢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成熟時期的那一代人中，有些人并不真正知曉這一體系是在幾時最終成型的。由此看來，恩格斯是在這一曆史性轉型的關鍵階段離世的。
是以，作為無産階級革命理論家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意識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歐洲資産階級社會轉型的收尾階段，此時的歐洲大陸尚未完全告别那漫長的封建時期與農業主導的時代。兩人經曆的戰争是這一社會轉型的表現。誠然，這些戰争或多或少也是征服性戰争，并且是“一戰”這場巅峰級别的強盜戰争的預演。1870年的普法戰争非常明顯地展現出曆史性轉型年代的複雜性。對于德意志人而言，這不僅是一場防禦性的戰争，是增進德意志人内部團結的機會（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德意志的統一是進步的偉業，即使讓他們遺憾的是這一偉業是在普魯士君主制的庇護下執行的），也是一場征服性戰争，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區落入了德意志人手中。是以，馬克思與恩格斯從客觀曆史意義的角度，修正了對他們所處年代的戰争的态度。即便決定戰争程序的政治并未發生變化，他們仍然區分出普法戰争的主要參與者的兩面性：對于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即使不積極地支援，也應予以消極的支援；對于具有壓迫性的一面，人們應轉而支援反抗的一方。
事實上，這種思考方式反映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同見解。他們并不在意克勞塞維茨的著名觀點，即不在意某場戰争是何種政治的延續（列甯比任何其他人都要關注這一觀點）。相反，兩人關注的是戰争展現出怎樣的根本性的曆史程序。對于這兩位指出了意識形态虛假性的曆史唯物主義創始人而言，不應根據戰争發動者的政治觀念來評價一場戰争。從研究社會經濟結構的立場出發，馬克思與恩格斯把自己的判斷立足于戰争對生産力解放的客觀影響上（消滅生産力發展的阻礙因素）。[16]由于當時的勞工運動（尤其是在德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将戰争對勞工運動（最終的解放手段）的影響，作為評價戰争的首要标準。從這一标準來看，德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吞并，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歐洲腹地的戰争與革命之關聯的評估。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吞并，激發了德法兩國的沙文主義思潮，進而加深了兩國勞工階級之間的敵對情緒。這場吞并孕育了一場新戰争的可能性。而這場戰争将會把歐洲其餘地區都卷入其中，各地的勞工将會自相殘殺。
這就是所謂 “上帝已數算你王國的餘日，要你的王國就此完結”（Mene Tekel Upharsin）。在1870年7月與9月，由馬克思與恩格斯起草的國際勞工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争的兩篇宣言也提出了類似的警告：“如果德國勞工階級容許目前這場戰争失去純粹防禦性質而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戰争，那末無論勝利或失敗，都同樣要産生災難深重的後果。”[17]宣言繼續指出：“……經過短暫的喘息之後（德國将不得不）重新開始準備進行另一次‘防禦’戰争，但不是進行那種新發明的‘局部’戰争，而是進行種族戰争，即反對斯拉夫種族和羅曼語種族聯合勢力的戰争。”[18]
此外，隻要歐洲列強之間的戰争并未達到這樣的技術階段，即尚未“走向極端”，并且尚未确如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那樣會“徹底地使敵人滅絕”，那麼它仍可被視作推動社會發展的“暴力催化劑”。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出的觀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予以采納。1870年普法戰争引發了瘋狂的軍備競賽，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破壞力上看，歐洲列強蓄積的戰争工具都是驚人的。是以，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的歐洲爆發的全面戰争，日益成為毀滅性災難的溫床，而非革命的導火索。換言之，即便從長遠來看這樣一場戰争終将引發革命，那也會是引發革命的最糟糕的方式。它的代價将會是令人發指的大屠殺以及社會生産力的嚴重破壞。
世界大戰的預言者
恩格斯并非當時唯一注意到以上變化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我認為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能像他那樣全面地估計到我們所稱的“全面戰争”的到來。這個術語出自一位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好感的反戰主義者之口。[19]正如沃拉克所言，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恩格斯“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基本面貌。說真的，對于下面這一段由恩格斯寫于1887年底的文字，我們隻能用“先知的預言”來形容了：
“最後，對于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争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戰争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争。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幹幹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争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裡重演出來并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衆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于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态，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産；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緻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将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鬥争的勝利者；隻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勞工階級的最後勝利造成條件。”[20]
這段話講得很全面了，就連勞工階級革命的爆發條件都考慮到了。勞工階級革命在俄國、德國和匈牙利爆發，并且在德、匈兩國以失敗告終。恩格斯預料到軍隊的潰敗将會在戰敗國為勞工階級革命的爆發創造條件。恩格斯之是以不希望戰争爆發，一方面是因為他不希望革命在最糟糕的形勢下發生，另一方面（也是更為緊要的考慮）是他認為戰争的爆發将是社會主義政黨失敗的鐵證，并且意味着它們的處境将不甚樂觀。
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本該是堅決地反對戰争，讓政府不敢發動戰争。如果政府還是執意宣戰，那是因為政府相信這樣做能夠得到國民的一緻支援。是以，恩格斯在寫給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來的焦慮而悲觀的情緒，與他在公開發表的著述中仍然展現出來的革命樂觀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差別。
“總之，将出現一種混亂局面，肯定無疑的結果隻有一個：規模空前的大屠殺，整個歐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後是整個舊制度的崩潰……隻有法國爆發革命，才能給我們帶來直接的成功……德國在戰敗的影響下所發生的急劇變化，隻有導緻同法國媾和才有好處。最有利的結局将是俄國革命，但是它隻有在俄國軍隊遭到十分慘重的失敗之後才能發生……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戰争最初将在全歐洲範圍内迫使我們的運動後退，在許多國家中甚至将把它徹底摧毀，并煽起沙文主義和民族仇恨；在戰争可能引起的許多不能确定的後果中，對我們來說可以肯定的是，戰後我們将不得不再從頭幹起，然而是在一個甚至比今天還要無比有利的基地上從頭幹起。”[21]
到了1889年，恩格斯對世界大戰後果的預期甚至變得更為悲觀，是以他的預言也更為準确：
“至于戰争，我認為這是一種最可怕的可能性。否則我會完全不理睬法國這位太太的任性。但是這場戰争将卷入一千萬至一千五百萬士兵，僅僅為了供養這些士兵就會造成空前的破壞。這場戰争将使我們的運動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鎮壓，使所有國家的沙文主義加劇起來，歸根到底使衰竭現象比1815年之後的反動時期還要厲害十倍，而反動時期是建立在傷盡元氣的所有各國人民極度貧乏的基礎上的。與所有這一切對比，這場殘酷的戰争導緻革命的希望卻極小，——這使我感到可怕。對我們德國的運動來說尤其可怕，這個運動會被暴力破壞、鎮壓、扼殺，而和平卻能使我們取得幾乎是肯定的勝利。”[22]
這些标準與預測決定了恩格斯晚年的立場。恩格斯的動機并不是德國的愛國主義或對巴爾幹群眾的偏見，而是因為預料到任何确實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戰争對歐洲勞工運動走向的确切影響。他懷着近乎難以釋懷的憂慮，希望避免日益迫近的災難。這解釋了為何在1871年以後，恩格斯對于戰争與革命的關系的看法發生了轉折。正如馬丁·伯格（Martin Berger）所言：“是以，恩格斯曾經鼓吹戰争是革命的催化劑，如今卻主張以革命來防止戰争的爆發。”[23]
恩格斯與馬克思
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
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為革命做好準備。這逐漸成為恩格斯的名言：
“我們應當為争取西歐無産階級的解放而共同奮鬥，應當使其他的一切都服從這個目的。不管巴爾幹的斯拉夫人等等多麼令人感興趣，隻要他們的解放願望同無産階級的利益相抵觸，那我就同他們毫不相幹。亞爾薩斯人也受壓迫，将來我們再次丢開他們的時候，我會感到高興。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們想要挑起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戰争，再次煽動這兩國人民去互相殘殺，進而把革命推遲下去的話，那我就要說：‘且慢！歐洲無産階級可以忍耐多久，你們也可以忍耐多久。當他們得到解放的時候，你們自然也會得到自由，而到那個時候以前，我們不許你們阻擋正在進行鬥争的無産階級的去路。’對斯拉夫人來說也是這樣。無産階級的勝利必然會給他們帶來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夠給他們的那種虛假的和暫時的解放。是以，到現在為止不僅沒有為歐洲和它的發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這種發展的障礙的斯拉夫人，應該具有哪怕是同我們的無産者同樣的耐性。為了幾個黑塞哥維那人而發動一場世界大戰，奪去比黑塞哥維那的全部人口還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無産階級的政策不應當是這樣的政策。”[24]
恩格斯在1891年的著名文章《德國的社會主義》當中也表達了上述觀點。[25]他擔心法俄聯手向德國宣戰的可能性，而在他動筆時，這種可能性看起來是非常大的。作為德國社會主義的精神領袖，恩格斯提醒他的法國同志們要反對任何形式的支援法國政府與沙皇聯手對德複仇的做法。這篇文章展現了恩格斯不偏不倚的立場：一方面，他譴責了德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吞并，表示比起德意志帝國，他更偏向于法國資産階級共和國；另一方面，他依然認為法俄聯手對付德國的戰争，隻會具有反動的性質。一旦俄軍獲勝，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将可能為此付出代價，被“來自德國外部的敵人”或是“來自德國内部的敵人”消滅。[26]
在如此有針對性的假設下（即法俄聯手對德作戰，并取得勝利），恩格斯主張德國社會主義者實行“防禦主義”，但必須隻是“革命的防禦主義”（‘revolutionary defensism’）。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與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展現的正是“革命的防禦主義”。接着，他提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不論他屬于哪個民族，都不會希望現在的德國政府取得軍事勝利，也不會希望法國資産階級共和國取得勝利，尤其不會希望沙皇取得勝利……是以，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擁護和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8頁）
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僞稱在恩格斯的這篇《德國的社會主義》中，找到了“愛國防禦主義”（‘patriotic defensism’）的正當理由。這些人不得不嚴重地歪曲恩格斯的觀點以及他思考問題的方式。[27]事實上，我們可以在恩格斯的私人信件中看到他在寫《德國的社會主義》一文時的猶豫。雖然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警醒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不受對德複仇主義的蠱惑，但我們不該忘記恩格斯的這篇法國文章也是寫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看的！[28]
為革命做好準備，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即便這句話言之有理，但僅僅是在腦海裡構想如何用革命來制止戰争的爆發（“渺茫的希望”），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立即為革命做準備，認真地阻止世界大戰的爆發，找到将分析成果落實在行動上的方式。為此，軍事與政治專家恩格斯試圖尋找達成戰略目的的合适途徑。
恩格斯認為斐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提出的美妙計劃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紐文胡斯提議以總罷工與不服從來回應戰争的爆發。這一設想的美妙程度比得上1912年第二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該決議威脅要把戰争變為革命，但我們都知道最終的結果了。不過這些“振聾發聩的提議”并未得到社會主義者的采納。當時，這些社會主義者正忙着從綱領中删去相比之下沒那麼激進的目标，因為他們擔心這些内容會招來統治者的鎮壓。面對不可避免的戰争動員，這些社會主義者也沒有發揮積極的鬥争作用。為此，恩格斯提出了他的建議，以求兼顧現實情形與革命目标。在1893年為《前進報》撰寫的幾篇文章（其後收錄在标題為《歐洲能否裁軍？》的小冊子）當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恩格斯提議“通過國際協定漸進地縮短（軍隊的）服役期限”[29]，目的是最終将常備軍轉變為“以普遍武裝人民為基礎的民兵”。
恩格斯是這樣解釋他的思路的：
“我打算證明，這種改組，在現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國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就已經是可能的。是以，我從這種情況出發，暫且隻提出那種每一個現政府都能接受而無損于其國家安全的措施。我隻打算說明，從純軍事觀點來看，逐漸廢除常備軍，是絕對沒有任何障礙的，而如果這些軍隊儲存下來，那末這并不是出于軍事上的考慮，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一句話，軍隊的使命與其說是防禦國外的敵人，不如說是防禦國内的敵人。” [30]
為此，恩格斯運用他豐富的軍事知識與自信，證明了：如果人們認真考慮各國政府宣稱的純粹防禦的意圖，那麼他的上述提議将會滿足國家安全的要求（他的提議被送出至德國國會）。恩格斯出于實際的考慮，意識到在他所處的時代單邊裁軍将不可能得到落實，是以他主張通過國際協定開始動态的裁軍。他指出德國若要比他的對手們更加主張和平，是具備心理優勢與道義優勢的。這也讓恩格斯關于戰争的理論又有了一層實際意義。如果恩格斯的這一提議被各國政府接納，要麼可以制止軍備競賽，要麼可以在歐洲開啟裁軍程序。不過，如果這一提議被拒絕（這當然更有可能），也能夠揭露軍隊的真實角色，進而有利于讓群眾提升反軍國主義與反沙文主義的意識。當然，這離不開社會主義政黨利用這一提議開展鼓動工作——事實上，它們并沒有這麼做。[31]
很久以來，恩格斯就主張普遍服兵役（隻針對男性），以及“漸進地”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制度。[32]他首要考慮的是革命的準備工作與防範反革命。1865年，他首次以勞工政黨的名義介入到關于普魯士軍隊的讨論中：“學會使用武器的勞工越多越好。普遍義務兵役制是對普選權的必要的和自然的補充；它使選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來實作自己反對任何政變企圖的決定。”[33]如今，恩格斯認為選民也有義務制止大戰的爆發。是以，恩格斯對革命準備工作與防範反革命的考慮，都圍繞着對軍隊的分析，而這是恩格斯提出的革命戰略的主要支柱。
革命戰略和軍隊
自從1848年6月卡芬雅克殘酷鎮壓了巴黎勞工後，恩格斯敏銳地意識到革命史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852年，他寫道：“大城市裡的人民起義是不可戰勝的這種說法第一次被證明是一種幻想……軍隊又成為這個國家中的決定力量……”。[34]晚年的恩格斯在他著名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導言》（1895年）[35]裡重申了這一曆史教訓。這篇導言在他生前遭到删節，在他身後又經常被誤讀。
自1848年起，恩格斯逐漸确信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将會取決于它使資産階級軍隊保持中立的本事。直至1871年，受到1793年發生的事情的啟發，他仍然樂觀地設想一種事态：在對外戰争中，軍隊即便不被擊敗，也将可能被削弱；這樣，革命者可以帶頭關注“陷入危機的祖國”。鑒于上文讨論過的原因，普法戰争以及對1871年公社的血腥鎮壓，讓恩格斯擔憂“戰争—革命”模式将會有不可預見的重大後果，是以他更青睐于從内部摧毀資産階級軍隊的戰略：
“軍國主義統治着并且吞噬着歐洲。但是這種軍國主義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毀滅的萌芽。各國之間的互相競争，使它們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陸軍、海軍、火炮等方面花費更多的金錢，進而越來越加速财政的崩潰；另一方面不得不越來越嚴格地采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結果使全體人民學會使用武器；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長官而實作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衆——農村勞工、城市勞工和農民——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樣的時機就要到來。那時，君主的軍隊将轉變為人民的軍隊，機器将拒絕效勞，軍國主義将由于自身發展的辯證法而滅亡……而這就意味着從内部炸毀軍國主義并随之炸毀一切常備軍。”[36]
是以，“粉碎”資産階級軍隊不僅是勞工階級革命的一項必要任務（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揭示的）。根據恩格斯闡述的戰略觀念，它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否則，革命将會被大屠殺葬送。此外，當服兵役制度的普遍推廣使得軍隊與群眾的互相融合不斷加強時，由于無産階級可以進行公開的政治行動與合法組織，是以可以運用政治手段來執行這一必要任務。這就使得社會主義者在軍隊中的影響力有着非常關鍵的意義。随着軍隊的規模日益擴大，了解恩格斯始終強調的這一革命觀點（由列甯與共産國際繼承），便更為必要了。[37]
我們應當記住恩格斯革命戰略思想的這一關鍵觀點，否則我們會混淆他在晚年公開發表的文章的含義。在這些文章中，恩格斯不得不受限制地、時常要隐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是因為他擔心德國勞工運動的驚人發展會遭到反革命政變的破壞，或是遇到新的反社會主義黨人法，[38]尤其是因為社會主義者還未準備好應對決戰，還未在軍隊取得足夠的影響力。也因為要想發表這些文章，恩格斯不得不考慮到社會主義者對鎮壓的恐懼與對合法性的膜拜——在1895年恩格斯所寫的《導言》受到删節時，恩格斯仍然辛辣地批評了這些心态（盡管表達上有所克制）。[39]
此外，作為一名軍事史愛好者（當然他本身就是曆史愛好者），如果說恩格斯喜歡引述法國人在1745年豐特努瓦戰役的話：“英國紳士們，請你們先開火吧。”，代之以“資産階級先生們，請你們先動手吧。”那是因為他認為時機與合法性有利于社會主義者，他也是以意識到，或早或晚，資産階級将會侵犯自己親手制定的法律。“毫無疑問，他們會先開槍。”[40]那時他們将會收獲自己當初播種的收成，即一場革命。“資産階級曾經多少次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放棄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裡……遺憾的是，我們不能給資産者老爺們幫這個忙，雖然的确，現在并不是我們處在‘合法性害死我們’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為我們效勞，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來破壞合法性，那我們就是傻瓜。”[41]
恩格斯可能會說：随着時機的成熟，勞工階級必須采取戰争的立場。他在1895年使用的說法似乎涉及到軍事隐喻（被葛蘭西等後輩吸收了）。[42]他寫道無産階級有必要“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争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這是有可能實作的，因為“在資産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勞工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争的” ：[43]
“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衆實作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衆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麼進行鬥争，他們為什麼流血犧牲……但是，為了使群衆明白應該做什麼，還必須進行長期而堅忍的工作……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範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儲存到決戰的那一天。”（譯注：作者認為把Gewalthaufen譯為“突擊力量”，要比譯為“突擊隊”更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詳見注釋。）[44]
在如同1871年巴黎流血事變那樣的情況下，“我們臨到危急關頭時也許就會沒有突擊隊，決定性的搏戰就會延遲、拖遠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犧牲。”（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9頁。）
是以對恩格斯來說，“戰争的立場”是指為了形成更加有利的力量對比，去作漫長而耐心的準備。因為在關鍵性時刻，“調兵遣将本事的比拼”（war of manoeuvre）對于關鍵性的鬥争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
起義的技藝
“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将來就不會再起什麼作用了呢？決不是。這隻是說，自從1848年起，各種條件對于民間戰士已變得不利得多，而對于軍隊則已變得有利得多了。這樣，将來的巷戰，隻有當這種不利的對比關系有其他的因素來抵銷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是以，巷戰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繼續發展程序中發生得較少，并且必須要用更大的力量來進行。”（譯注：這一段在最初發表時完全被删掉。）[45]
顯然在恩格斯看來，能夠彌補平民在巷戰中的劣勢的“其它因素”是指社會主義者在軍隊中的影響力，而這來自于他們之前開展的政治工作。1891年在法國，恩格斯提到了德國由于擁有比以前更為開放的言論自由，德國同志們在選舉結果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但緊接着他便補充道“德國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決不在于選民的人數”。他認為德國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是由士兵構成的，因為事實上“德國軍隊将愈來愈傳染上社會主義”。[46]
這是否表明恩格斯希望争取拖延時間，直到社會主義者把軍隊完全争取過來呢？在這一方面，他的革命戰略是否有明顯的缺陷呢？這似乎是馬丁·伯傑的觀點，他準确地把握住了在恩格斯的戰略中軍隊所具有的意義，他将恩格斯的戰略稱為“軍隊消融理論”（‘Theory of the Vanishing Army’），形容這“簡直是一種消極的教條”。[47]伯傑認為：恩格斯主張等待時機 ，經過一種“自然而然的”程序，軍隊中将會有“足夠數量的社會主義者”，那時軍隊就會自願地“消亡”。[48]
按照伯傑的說法，列甯主張的争取軍隊的鬥争，和“恩格斯的觀點是不相幹的”。但事實上，倒不如說伯傑誤解了恩格斯的觀點。1906年，列甯在一篇關于莫斯科起義教訓的文章中（伯傑引用了這篇文章）強調了一個傳統的觀點：當一切工作都準備後，起義者的武力手段與決心可以将動搖中的軍隊争取過來。[49]恩格斯在1895年導言中也持相同觀點：
“我們在這一點上不應抱什麼幻想，因為在巷戰中起義者方面對軍隊的真正勝利，像兩支軍隊交戰中那樣的勝利，是極其罕見的。而且，起義者指望獲得這樣的勝利，也是同樣罕見的。起義者方面的全部問題，在于用在兩個交戰國軍隊之間不發生任何作用、或無論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義影響，來動搖軍隊的士氣……如果這一點做不成功，那末軍隊方面即使人數較少，也會顯出武裝和訓練較好、指揮統一、戰鬥力量有計劃運用和遵守紀律等優點的作用。起義在純粹戰術意義上所能達到的，至多也隻是正确地建造和防衛個别街壘……是以，這裡主要的鬥争方式是消極的防禦；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進攻，那隻是例外，隻是為了進行偶然的出擊和翼側攻擊；通常進攻隻限于占領退卻軍隊所放棄的陣地……”
“這樣，即使在巷戰的典型時代，街壘也與其說是在物質上，不如說是在道義上起作用。街壘是一種動搖軍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堅持到這個目的實作的時候，鬥争就獲得勝利；如果堅持不到，鬥争就遭受失敗。這就是在考察将來可能發生的巷戰的勝利機會時也應該注意的一個主要點（這句話在發表時被《新時代》編輯部與單行本的出版方删減掉了）。”[50]
不過在将來，當革命力量争先取得了大部分士兵的同情，進而彌補他們的軍事劣勢時，到那時當他們不得不投入到巷戰中去，無論是在革命的開端還是在革命展開之時，他們應當是“會甯願采取公開進攻，而不采取消極的街壘戰術的（這句話在發表時被《新時代》編輯部與單行本的出版方删減掉了）。”[51]
晚年的恩格斯依舊堅持他在四十三年前寫下的關于起義技藝的著名文段。這些文段已經精準地把握住革命新時期的軍事方面。這些文段是列甯戰略的靈感與依據，也是列甯喜歡引用的。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證明革命戰略思想的驚人連續性呢——兩位胡子佬在其身前身後都在影響着整個世界：
“第一，不要玩弄起義，除非你有充分的準備應付你所玩弄的把戲的後果。起義是一種用若幹極不确定的數進行的演算，這些不确定的數的值每天都可能變化。敵人的戰鬥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據優勢；如果你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你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第二，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并采取進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它将使起義在和敵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毀滅。必須在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令是不大的勝利；必須保持起義的最初勝利給你造成的精神上的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尾随強者而且總是站在較安全的一邊的動搖分子争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卻；用迄今為止人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革命政策家丹東的來說，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52]（丹東原話是恩格斯加的粗體，其餘粗體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
原載于《國際社會主義》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2年冬）
注釋：
[1] R.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London 1983), quote from p. 12.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頁。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4] 出于與馬克思同樣的革命志向，在馬克思的衷心支援下，恩格斯決心嘗試通過從軍事—政治的角度、從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角度來駁斥“自然邊界”的原則，去影響奧地利與普魯士的軍隊。他證明了德國沒必要通過侵犯意大利的領土，以便聯合德意兩國的國家統一運動，來保衛自身。恩格斯也證明了拿破侖三世擴張意圖的反動性與侵略性，并且提出了關于普法戰争爆發可能性的一些軍事見解。這種預判在20世紀成功地經受住兩次檢驗。
[5] 《資本論》的副标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6] 恩格斯：“緻約翰·菲利浦·貝克爾的信”（1884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頁。
[7]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8] 恩格斯：“緻奧古斯特·倍倍爾”（1884年12月11-12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頁。
[9] E. Meade 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43).
[10] S. Neumann, “Engels and Marx: Military Concepts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ies”, in E. Meade Earle, op. cit., pp. 155–171.
[11] G. Chaliand, Anthologie mondiale de la stratégie (Paris 1990). 不過，他的文集在介紹恩格斯時至少有三處錯誤的表述 (p. 937)：将恩格斯形容為“德意志猶太人”（恩格斯生前就曾經遇到這種情況，詳見“論反猶太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60頁），以為恩格斯在1870年後不在倫敦居住，以為恩格斯在“馬克思死後”成為了第一國際的上司人。在這本文集的英譯本中（G Chaliand, The Art of War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c1994)），保留了認為恩格斯是猶太人的文字，但修正了其它兩處錯誤的表述。
[12] J. Wallach, Kriegstheorien: Ihre 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1972). 他曾寫過一本專門研究恩格斯的軍事學說的著作: Die Kriegslehre von Friedrich Engels (Frankfurt 1968).
[13] J. Wallach, op. cit., pp. 253–254. 作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這一評價有所深入。而在Kriegstheorien一書中，他僅僅關注恩格斯的“革命戰争的觀點”。
[14] 這是克勞塞維茨奉行的準則：“……是以在實際生活的園地裡，也不能讓理論的枝葉和花朵長得太高，而要使它們接近經驗，即接近它們固有的土壤。” 克勞塞維茨：《戰争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7頁。
[15] 《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三章“暴力論（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182頁。原文是“裝甲防護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間的競賽，還遠遠沒有結束，以緻軍艦現在幾乎總是不再能滿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經過時了。”、“……國家現在建造一艘軍艦要花費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艦隊那樣多的金錢，而且它還不能不眼睜睜地看到，這種貴重的軍艦甚至還沒有下水就已經過時，因而貶值了……”。
[16] 這并不表明1914年後列甯的分析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标準。相反，列甯的分析立足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的曆史意義與曆史地位的評價。為了支援自己的“革命失敗主義”立場，列甯并未花費太多精力去研究敵對國執政黨的外交（在克勞塞維茨的上述著名觀點中，外交是政治的首要内容。關于這一點，詳見雷蒙·阿隆的Ludendorff –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pp. 265–267），而是主要研究參戰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列甯證明了無論發動戰争的人最初抱着怎樣的意圖，“一戰”依然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必然發生的戰争。
[17] “國際勞工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争的第一篇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頁。
[18] “國際勞工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争的第二篇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90頁。
[19] W.B. Gallie, Philosophers of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1978), p. 92. 不過，這位作者并未隐藏他對恩格斯個人的好感。他認為恩格斯往年讨論戰争的著作“将在日後由未來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者恢複名譽。”
[20] 恩格斯：《波克罕‘紀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1-402頁。“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曾經講過：‘資産階級社會面臨着兩難的處境：要麼邁向社會主義，要麼倒退回野蠻的狀态’……大家一直在不加深思地複述這句話，卻沒有領會到它的可怕含義。此刻（1915年）隻要環顧四周的環境，我們就能了解什麼是資産階級社會恢複它的野蠻狀态了……正如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時間以前所預見的，當下的我們面臨着非常棘手的任務。”引自R Luxemburg, The Crisis 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1919), p. 18.
[21] 恩格斯：“緻奧古斯特·倍倍爾（1886年9月13-1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4-515頁。 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強調了這些看法。幾年前即1882年，他以更為确信無疑的口吻，表達了對德國社會主義者在戰争面前所持态度的悲觀看法：“我們的黨在德國會立即被沙文主義洪流淹沒和沖垮，在法國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恩格斯緻奧古斯特·倍倍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5頁)
[22] 恩格斯：“緻保爾·拉法格（1889年3月2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2-163頁。
[23]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Hamden 1977), p. 129. 要想了解恩格斯對戰争與革命之關系的看法，莫過于閱讀馬丁·伯傑的這本著作。不過，這本書的缺點并不是沒有完全地把握恩格斯的觀點，不是沒有總結出恩格斯的方法的理論一緻性，也不是沒有總結随着世界形勢的演變恩格斯的觀點的變化。是以，當伯傑說在19世紀50年代恩格斯為了革命的目的而期待爆發一場“可怕的”戰争，甚至是一場“大屠殺”時(p.99)，伯傑陷進了過時的觀念，緻使他很難了解恩格斯在他最後二十四年生命中的執念。
[24] “恩格斯緻愛·伯恩斯坦（1882年2月22-2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2頁。
[25] 恩格斯：《德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7-303頁。
[26] 恩格斯明顯想到了在德國占領軍的密切關注下，凡爾賽軍隊鎮壓1871年巴黎公社的曆史。
[27] 1914年，革命國際主義者譴責了“社會愛國主義”人士對恩格斯這篇文章的歪曲。例如，羅莎·盧森堡在著名的《“尤利烏斯”小冊子：德國社會民主黨内的危機》（1915年，見《盧森堡文選（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5-457頁），格裡戈裡·季諾維也夫在他的《第二國際與戰争的問題》(republished in V. Lenin and G. Zinoviev, Contre le courant (Paris 1970), pp. 197–200)澄清了恩格斯的真實觀點，同時強調了由于恩格斯去世以後的帝國主義轉型，任何試圖将他在1891年提出的觀點應用到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爆發的世界大戰上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28] 恩格斯希望由法國人來解釋為何要反對與沙俄聯手發動對德國的戰争（“緻奧古斯特·倍倍爾（1891年9月29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158頁）。當數月後《德國的社會主義》在德國發表時，恩格斯十分仔細地補充說明由于沙皇俄國的不走運，俄國對德國不再構成重大的威脅，是以再也沒有必要主張“革命防禦主義”。1892年10月，恩格斯向法國社會主義者沙爾·博尼埃解釋說一旦德法之間爆發新的征服性戰争，兩國社會主義者的角色都跟以前不同了（“緻沙爾·博尼埃（1892年10月中旬）”，同上，第498-499頁）。1893年6月，恩格斯指責保爾·拉法格的愛國主義：“關于愛國主義者一詞的使用，關于你們自稱為唯一‘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這些我不想談了。這個詞的涵義片面——或者說詞義含糊，依情況而定——是以我從來不敢把這一稱号加于自己。我對非德國人講話時是一個德國人，正象我對德國人講話時又純粹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樣。”（“緻保·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頁。）
[29] 恩格斯提議最高兩年的服役期限，并且補充說“在未來幾年，可能可以繼續縮短服役期限”。他主張除了必要的、合理的軍事訓練外，不應進行非必要的儀式與其它“弱智行為”，比如他嘲弄的正步操。
[30] “歐洲是否裁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5頁。
[31] 在歐洲社會主義的知名上司人中，隻有讓·饒勒斯從行動上落實恩格斯對改造軍隊的看法。饒勒斯的激進和平主義立場，使得他遭受了法國國家主義者的謀殺。
[32] “恩格斯緻馬克思（1868年1月16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頁。
[33] “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勞工政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頁。
[34]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199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1頁。
[3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95-3-6.htm
[36]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第三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201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9頁。
[37] 加入共産國際的二十一條準則中的第四條明确規定：“傳播共産主義思想的義務包括在軍隊中積極開展系統性宣傳” in J.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vol. 1 (London 1971), p. 169.
[38] “我寫了導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時代》上登出。由于我們的柏林朋友在我看來是過分的要求，這篇導言受到了一些損害，他們希望凡是被帝國國會作為通過防止政變法草案的借口的話都不要講。在目前條件下我隻好讓步。”（恩格斯：“緻勞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30頁）
[39] “然而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對那些已被編制者違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恩格斯：“緻理查·費舍（1895年3月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01頁）
[40] 恩格斯：《德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2頁。
[41] 同上，第292頁。1895年《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遭到了删改，其中最引起恩格斯的憤慨的莫過于對以下文段的删減：“是以，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末社會民主黨也就會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限制，而能随便對付你們了。但是它那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1頁 ）。從這裡開始，我會用斜體或粗體的形式标明被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删減的恩格斯所寫的文段。
[42] P.安德森對葛蘭西在《獄中劄記》的觀點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對恩格斯身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戰略的辯論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詳見：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1: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5–78. 不過，無論是葛蘭西還是安德森，都沒有将這些辯論追溯到恩格斯本人，盡管事實上，恩格斯是以這種角度來思考問題的第一人。
[43]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8、603頁。恩格斯在本文讨論議會道路的鬥争方式時，是明确反對他與馬克思一直嚴厲批判的“議會癡呆病”的。這和列甯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觀點更為一緻。這表明早在1914年以前，恩格斯等人就與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萌生裂痕。而且，當恩格斯滿意地描述社會主義者在其它國家的議會中取得的成就時，他緊接着又補充道：“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是以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曆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同上，第608頁）
恩格斯沒有修正自己年輕時候作出的革命承諾，而是忠于他所寫的第一篇原則性宣言（1847年）：“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答：但願如此，共産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但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産階級的發展都受到強力的壓制，共産主義者的敵人這樣做無異是想盡辦法引起革命。”（恩格斯：《共産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6頁。）
[44]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7、609頁。我在這把Gewalthaufen從原來的“突擊隊”改為“突擊力量”。這是因為“突擊隊”會讓人聯想到人數較少的突擊隊員，而恩格斯指的要在德國培養有相當數量規模的社會主義支援者，即“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是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是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來——負有一個特殊的任務。由它派去參加投票的200萬選民，以及雖非選民而卻擁護他們的那些青年和婦女，共同構成為一個最廣大最密集的人群，構成為國際無産階級大軍的決定性的‘突擊隊’。”（同上，第608-609頁。中譯本在這裡譯為“突擊隊”）
恩格斯的這篇文章被後來的一些評論者誤解為是他的“政治遺囑”。但他在發表這篇文章後不久，就強調過文章内容的相對性：“李蔔克内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政策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政策。但我談的這個政策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政策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緻保爾·拉法格（1895年4月3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頁。）
後來，愛德華·伯恩斯坦用恩格斯這篇被誤解的文獻來為自己的“修正主義”觀點辯護，進而讓大家以為恩格斯在晚年突然改變了自己的立場。緊接着，從卡爾·考茨基到盧西奧·科萊蒂（Lucio Colletti）的一些人認為為了反駁恩格斯，有必要“坐實”對這篇文獻的誤解。總之，自從1930年梁贊諾夫發表了恩格斯這篇《導言》的完整版本後，許多評論者不得不正視恩格斯這篇文獻的真實含義，用恩格斯的信件為自己辯護。
[45]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6頁。
[46] 恩格斯：《德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1頁。粗體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如果我們能把東普魯士六個省的農村地區争取過來（那裡是大地産和大莊園占優勢），德國軍隊就将是我們的了。”（恩格斯：“緻保爾·拉法格（1891年8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頁）
Ernst Wangermann(London 1968)曾經給恩格斯的《暴力在曆史上的作用》（英文第一版）寫過一篇簡短而精彩的導論，他認為恩格斯“的政策主張是要削弱普魯士士兵的絕對服從精神，當時普魯士的新兵仍然主要從受壓迫的農村勞動力中招募而來。”在這裡沒辦法詳細地解釋恩格斯提出的卻被德國社會主義者拒絕的土地綱領，是如何與他的革命戰略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或許可以證明恩格斯在土地問題與軍隊問題上采取的綱領方法，是後來被列甯上司下的共産國際采納的“過渡要求”的先聲。
恩格斯針對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零散但嚴厲的批評，表明他是第一位對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未來發展有着不祥預感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是羅莎·盧森堡，而列甯要在1914年社會民主黨人背叛革命後才開始驚醒過來）。
[47]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op. cit., p. 169.
[48] 英國社會主義者埃内斯特·貝爾福特·巴克斯對恩格斯的評價，與伯傑的這種解讀是很不一緻的：“盡管會因應不同的形勢來考慮實際的迫切需要，作為馬克思老鐵的恩格斯始終認為社會革命必須以暴力起義的方式發動，至少在德國需要這樣做。我曾經多次聽他講到隻要德國軍隊中有三分之一的力量值得黨上司層的信賴，那麼就可以發起革命行動。”（E. Belfort Bax, Reminiscences and Reflexions of a Mid and Late Victorian (London 1918), pp. 48–49.）
[49] “我們已經着手在思想上‘影響’軍隊，而且今後還要更加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們忘記在起義的時刻還需要進行實際具體的鬥争來争取軍隊，那我們就會成為可憐的書呆子。”（《莫斯科起義的教訓》，《列甯全集》（第二版增訂版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8頁）
[50]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3-605頁。
[51] 同上，第606頁。
[52]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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