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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迎勝:中國古代圖籍中的亞洲海域

作者:古籍

中古時代,地處東亞大陸的中國與跨南地中海、西亞與中亞的伊斯蘭世界,是當時海洋地理最為發達地區,其領先地位直至文藝複興以後,葡萄牙人發展的“大航海”事業才被打破。

本文希望通過梳理鴉片戰争之前中國舊籍中記錄的亞洲海域名稱和古代中國人對世界海洋地理的認識。中國所在的東亞大陸并非直接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而是夾在西太平洋島弧與東亞大陸之間的西太平洋的幾個邊緣海,自北向南分别為日本海、黃海、東海與南海。本考述内容的脈絡安排,始自今之東亞海域,由北而南;續以東南亞、北印度洋,循從東向西為序。

一、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

在進入讨論之前,須先理清“海”與“洋”這兩個概念。在現代漢語中“洋”主要指大洋(如太平洋、印度洋),對應于英文之ocean;而“海”則主要指大洋靠近陸地的水域,相當于英文的sea,也就是“洋”包括“海”,大于“海”。但在西洋世界地理東傳之前,“海”在漢文舊籍中中指大面積的水域;“洋”則指某個具體的海洋水域,其含義範圍要遠小于“海”。

南宋時,因北方國土為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所占,傳統對外交往的西域與草原道路被阻,且因朝廷意欲借市舶之利增加财政收入,以維持龐大的開支,海洋交通與海外貿易因而得到極大的發展,國人對海洋地理的認識也上升到新的高度,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對産生了“大洋海”的概念,指浩瀚無際的大海。黃震《黃氏日鈔》記:“占城隔一水為眞臘,又一水曰登樓眉,此數國之西有大海名細蘭,為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臨國。”這裡出現的“大洋海”,應當是現代漢語中“大洋”一詞之源,這一點極為重要,不可不知。宋人還按“大洋”相對于中國的地理位置,合理地劃分為兩“大洋”,相當于今之太平洋與印度洋。

(一)“大航海”時代之前“大地球形”說的入華

“大地球形”說為古希臘科學家所創。亞裡士多德對大地球形說作了有力的論證。他認為球形是對稱的、完美的,由于壓力大地的組成塊體将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大地壓成球形。他指出在月食時,地球的陰影是圓形的。此外當觀察點向南或向北移動相當距離後,會發現北極星出地高度有所變化。這些都證明大地是球形的。

希臘學者厄拉多塞内斯(Eratosthenes,前3世紀上半葉至前2世紀初)發現在夏至這一天正午時分,太陽恰好直射進塞恩(即今埃及阿斯旺)的一口井底,而在其之北的亞曆山大城(Alexandria),這一天正午時分測得太陽在天頂的仰角為圓周的l/50,即7度20分;塞恩與阿斯旺兩城的緯度差也恰為7度20分。厄拉多塞内斯據此計算後斷言,地球的周長相當于塞恩與亞曆山大之間距離(5千希臘裡)的50倍,即25萬希臘裡,相當于今39600公裡。對比今所知地球大圓周長,2千多年前厄拉多塞内斯的依據實測所計算的地球周長,确實令人驚歎。

1.伊斯蘭地理學中的“地圓說”

大食人建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後,許多學者努力學習并繼承了古希臘、羅馬的科學。古希臘的大地球形說也為阿拉伯、波斯學者所接受,成為穆斯林科學的一部分。

在阿巴斯朝(cAbbasid)馬蒙(al-Ma’mūn, 813-33)哈裡發時代,當希臘、叙利亞與印度的天文學與地理學著作譯成阿拉伯文時,已經發現在希臘哩(stadia,希臘長度機關,為希臘語“站”(stadium)的複數,其長度約為今185-192米——譯者注)或印度測量機關的印度哩(jojana,古印度長度機關,意為”一段”,大體上相當于一頭牛加轅後所能拉車的距離,相當于今8-10英哩——譯者注)中給出的地球度數值。

比魯尼在其《麻素地法典》(al-Qānūn al-Mascūdī)中探究了馬蒙的天文學家決定數值時的變化的原因。他評論道:

關于地球的尺寸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議,因為它是那種必須以長距離的實測和觀測報告為基礎的問題之一。所有的民族都記錄過以其本國使用的尺度為據的觀測,如希臘的“羅馬哩”(stadium)與印度的“印度哩”(jawzhan,即yojana)。是以當他們的著作譯成阿拉伯文時,其機關的實際值是未知的,于是哈裡發……指令重新開始一次調查,以此為目的,那時的許多學者,諸如哈裡的·麻瓦魯的(Khālid Mawarrūdhī)、幾何學家不·不黑秃裡·阿裡·賓·不黑秃裡(Abu ’l-Buhturī cAlī b. al-Buhturī)及兀速都兒剌不(astrolabe,此為《元史·天文志·西域儀象》中的譯音,其文還釋曰:晝夜時刻之器——譯者注)的制造者阿裡·賓·愛薛(cAlī b. cĪsā),受命去森劄兒(Sinjār)沙漠,親自負責這一勘察。他們發現地球上一大圓一度的數值是56⅔哩,将此乘以360,得出地球的周長達20 400哩。每哩是“法剌桑”(parasang)的⅓或400黑腕尺(black cubit)。在伊拉克貿易腕尺(trade cubit)是非常有名的,并且在報達用于勘測土地;其尺度為24指寬(isbac)。我已經在印度用另一種方法作過了勘察,并沒有發現與上述指寬不一緻的情況。

關于陸地的形成,比魯尼指出:

地球是球狀的,詳細地說因為有高山與凹陷,其表面是高低不平的,但與其巨大的體積相比,這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影響其球體的形狀。如果地球的表面不是這麼起伏的話,它将擋不住各個方向洶湧而來的水,并無疑要被淹沒其下,那麼(陸地)就再也無法看見。然而水像土一樣有一定的重量,并且在空中盡可能落向低處,且水比土輕,是以泥在水中以河底沉積物的形式沉降下來。

因為地球表面各種突出的不規則物,水趨向于集中在最低處進而生成溪流。陸地與水形成一個球體,其四面八方被空氣包圍着。

2. 回回“地圓說”入華

13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上司的西征将蒙古國的疆域推至西亞,大批回回知識分子以一技之長成為蒙古貴族的僚屬,随軍來到漢地。元代最著名的回回科學家是不花剌(Bukhārā,今烏茲别克斯坦布哈拉)人劄馬剌丁(Jamāl al-Dīn),他除了在漢地進行星曆科學研究以外,還倡導并參與了編繪包括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以及元政府直轄地在内的整個元帝國地圖的工作,其的生平在漢籍中零星地儲存在《元史·天文志·西域儀象》、《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監》、《元秘書監志》和許有壬《至正集》中。

蒙古人對歐亞草原、東歐和東部伊斯蘭世界的征服,造就了國土極為遼闊的蒙元帝國,極大地開闊了中原人的眼界,豐富了中國的地理知識。按元人自己的說法就是“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未聞。”“中國之往複商販于殊庭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州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繪制元帝國全圖的工作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劄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上奏:“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以為書以明一統。” 劄馬剌丁計劃在這部書中包括一幅元朝全圖,把漢地的圖與回回輿圖拼接起來。元秘書監中原先就收有漢人傳統的輿圖四、五十餘種,又加上回回地區,即中亞、西亞異域圖籍,确有條件繪制一幅從“日出處”(東方)直至“日沒處”(西方)的地圖。

漢族傳統上是采用方格法畫圖,回回人使用圓形地圖,并接受了古希臘人的大地為球形的概念,雙方差異很大,要把它們納入一個體系,特别是納入中國傳統的方格體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劄馬剌丁的地圖沒有傳下來,但從1330年成書的《經世大典圖》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收錄了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許多地名可以推測此圖的規模。

《經世大典圖》系一種方格圖,按中國傳統式樣計裡成方繪成。察合台汗國在圖中稱為“笃來帖木兒所封地”,伊利汗國稱為“不賽因所封地,即驸馬賽馬爾罕之祖”,欽察汗國則稱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長子術赤之後”。

全圖東起河西走廊之沙州,沙州之西的塔失八裡(按,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裡(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繪在元廷直轄區境内,北至錫爾河下遊之氈的和伏爾加河中、下遊之不裡阿耳(Bulghar),西北至阿羅思(Russ,即俄羅斯的蒙古語讀音Orus的音譯),西至的迷失吉(Dimashq,即大馬士革)和迷思耳(Misr,即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灣之巴林),南至天竺。全圖覆寫地理範圍之廣是空無古人。

編修《經世大典圖》的漢、回回地理學家們肯定仔細地鑽研過以希臘地圓說為基礎的回回地理學與中國傳統地理學的異同。在至元四年(1267),劄馬剌丁建造了七種“西域儀象”,其中第六種稱為“苦來·亦·阿兒子”,《元史·天文志》記曰:“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串于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裡之遠近。”

“苦來·亦·阿兒子”,為阿拉伯語kurah arz的波斯語讀法kura-i arz的元代漢語音譯,意為“地球”。其中“苦來”(kura),意為“球、蒼穹”;“亦”(-i)為波斯語“耶紮菲”結構,表示屬格意義。“苦來,亦”(kura-i),此言“……的球”。“阿兒子”(arz),意為“陸地、土地、國家”,可見所謂“苦來·亦·阿兒子”是一台地球儀。元代尚無“地球儀”之稱,故譯為“地理志”。這個地球儀以木制成,當時已經知道地球上水與陸地大緻為7:3之比。此地球儀上将陸地以綠色标出,将海洋繪為白色,還繪出經緯線和江河湖海。繪制時以一定的比例尺表示“幅圓之廣袤、道裡之遠近”,可見與現代地球儀相去不遠。

元代大量收藏在官府的回回科學書籍普通百姓并無機會接近。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收元廷府藏席卷而至集慶(南京)。明太祖理政之暇,浏覽元廷藏書時發現,其中有數百種西域圖書,字異言殊,無法閱讀。遂召回回屬臣馬沙亦黑等人次第譯之。洪武年間刊行于世,其中有一部即為《回回天文書》,此書第一類第十五門《說三合宮分主星》提到:

但是有人煙、生物之外,亦分作四分。從中道上緯度往北分起,至緯度六十六度處止。經度自東海邊至西海邊,一百八十度。經、緯度取中處:緯度三十三度,經度九十度。東西南北共分為四分。但是地方緯度三十三度以下、經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屬東南;若緯度三十三度以下、經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屬西南;若緯度三十三度以上、經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屬東北;若緯度三十三度之上,經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屬西北。

這裡出出的“中道”,即赤道。所謂“西海”當指大西洋,而“東海”則指太平洋。

《回回天文書》文字中提到的經、緯度乃漢地傳統劃分天球的度量機關。元代學者趙友欽曾解說道:

天體如圓瓜,古人分為十二次,乃似瓜有十二一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均作十二分,則一瓣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度度皆輻辏于南、北極。如是,則其度斂尖于兩端,最廣處在于瓜之腰圍,名曰赤道。其度在赤道者,正得一度之廣。去赤道遠者,漸遠漸狹,雖有一度之名,寔為無腰圍一度之廣矣。各度皆以二十八宿之距星記數,謂之經度。古人又謂天體如彈丸,東西南北相距皆然。東西分經,則南北亦當分緯。緯度皆以北極相去遠近為數,亦是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兩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五十秒。赤道橫分兩極,與相遠各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天頂名曰嵩高,北極偏于嵩高而北者五十五度有奇;赤道則斜依在嵩高之南三十六度。蓋北極既偏于嵩高之北,南極既偏于地中之南,是以赤道不得不斜依于南也。赤道雖依南于東西兩傍,猶在卯酉正位,由是觀之,所謂天如彈丸者,得其圓象之似;所謂天如依蓋者,但以言其蓋頂斜依而輻辏。所謂天如雞子者,喻其天包地外而巳。

可見中國傳統按一年365又四分之一日劃分周天圓徑為365度又四之一,而西洋分圓周為360度,故而漢地傳統之“度”略小于西洋之“度”。且漢地“度”與其以下的機關“分”與其下之機關“秒”之間,皆為百進位;而西洋每“度”其下之“分”與“秒”之間皆為60進位;故而中國傳統之“分”與“秒”也大大小于西洋之“分”與“秒”。不過,既然中國傳統以經、緯度縱模交錯的方式分割球體的基本理念,與西洋是完全相同的,是以雙方體系中的經度聚收于南、北兩極,緯線每度長度最寬處為赤道,逾向兩極,緯線每度的長度逾短的結果也是共通的。

是以上述《回回天文書》的明初譯本中,雖然利用了中國天球區分的固有的經、緯度概念,但内涵卻已經是西洋360度周圓分割的學說。伊斯蘭世界所了解的大地雖然是一個球體,但有人居住的地域卻隻在歐、亞兩大陸與非洲大陸赤道以北。具體來說,以赤道為南限、北緯66度為北限,自西太平洋之濱至大西洋海岸的涵蓋歐亞非三洲的舊大陸分為180經度。《回回天文書》取北緯33度和經線90度為座标原點(其位置當位于今西藏奇林湖一帶),分為東北、東南、西南和西北四片。這部伊斯蘭天文地理著作的明初漢譯本,向中國學者介紹了希臘地理學及其歐、亞、非舊大陸赤道以北區域的地理劃分。

伊斯蘭地理學在入華的回回學者中代代相傳。今能見到的是清康熙年回族學者劉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禮》中對地圓說的闡述。他在《天方性理》中說:“地者……其體渾圓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萬裡。”這是說他意識到大地懸在宇宙之中,其形如球。他還知道地球的周長。在《天方典禮》中,他又引述《天方輿地經》曰:“地為圓體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現于水面而為地者,蓋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極等,為地經中線。”劉智進一步給出陸地與水分别占據地球表面面積的比例。至于赤道,劉智譯為“地經中線”。

上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禮》兩書所反映的并不是劉智本人的創見。劉智在《天方典禮》就明言他引述的一部稱為《天方輿地經》的記載。查考劉智的兩部著作,可發現劉智共列出參考書目80餘種,其中屬伊斯蘭地理著作的有如下5種:

(1)《天方性理》所列參考書目之第27種《查密爾·必剌地》,應為阿拉伯文Jāmi‘ al-Bilād之清代漢語音譯,意為“諸國全集”。劉智意譯為《天下方域》。其中“查密爾”(Jāmi‘),意為“集、彙集”;“必剌地”(Bilād),意為“地區、方域”;al-為阿拉伯語定冠詞。

(2)《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禮》兩書所列參考書目第28、43種《海亞土·額噶林》,應為阿拉伯文書名Hay’at Aqālīm之清代漢語音譯,意為“諸國形象”。其中“海亞土” (Hay’at),此言“形象、形狀、天文學”;“額噶林”(Aqālīm)為“國家、地區”(aqlīm)之複數。劉智意譯作《七洲形勝》。“七洲”,是以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為代表的古代西方學者對當時所了解的世界的區劃,指東半球從赤道到北極間的地區,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亞以北地區和歐、亞大陸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這一學說。劉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不但具體地引述了阿拉伯人所謂七洲的名稱:阿而壁(按,阿拉伯)、法而西(按,波斯)、偶日巴(按,歐羅巴)、赤尼(按,中國)、細爾洋(按,叙利亞)、欣都斯唐(按,印度)和鎖當(按蘇丹),還在圓形地圖上作出标示。

(3)《天方性理》所列參考書目第28種《默拿積理·必剌地》,應為阿拉伯文書名Manāzil al-Bilād“諸國站途”之清代漢語音譯。其中“默拿集理”(Manāzil),為Manzil“站”、“停留處”、“路程”之複數;“必剌地”,意為“地區、方域”。劉智意譯為《坤輿考略》。

(4)《天方性理》所列參考書目第22種《哲罕·打尼識》,應為波斯文書名Jahān Dāniš(世界之知識)之清代漢語音譯。其中“哲罕”(Jahān),意為“世界”,明《回回館雜字·地理門》有“者哈恩”(Jahān),旁譯“世”,即此字;“打尼識”(Dānish),波斯語,此言“知識、學識”。劉智意譯為《環宇述解》。這應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譯本。

(5)回回人因為宗教信仰的關系,對伊斯蘭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劉智《天方典禮》所列參考書目第38種《克爾白·拿默》,此名應為波斯文書名Ka‘aba Nāma(天方志)的清代漢語音譯。其中“克爾白”(Ka‘aba),意為“天方、四方形建築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āma),此言“筆記”、“信”、“志”,劉智意譯為《天房志》。此書與劉智在《天方典禮》中引述的《天方輿地經》是否為同一部書尚有待研究。

劉智寫作的時代雖然為清初,但他所使用的上述穆斯林地理著作,元、明兩代應當已在回回人中流傳,其引述的伊斯蘭地理學的著述,是古希臘、古羅馬以大地球形說為基礎的。元、明熟讀波斯文、阿拉伯文地理的回回學者中傑出者顯然知道大地球形說,劉智不過是他們的繼承者而已。

“地圓說”雖然在元代已經傳入中國,但長期僅為回回學者所知,沒有成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士人階層的公共知識,也未引起中國地理學界的重視。

(二)中國人發現了美洲?——臆想還是捏造

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東亞居民對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毫不知曉。自法國漢學家德•基尼(J. de Guignes, 1727-1800)首次基于《梁書•諸夷傳》扶桑國的記載,提出題為《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在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研究》的報告以來兩百餘年中,中外不時有人提起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話題。其讨論大緻集中于幾個議題:

1、殷人東渡說

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美國加州近海發現一些“石錨”,據測沉海時間在2500-3000年前。因19世紀中葉英國漢學家梅德赫斯特曾推測,商亡于周與中美洲奧爾梅克文化興起的時間吻合,故有人将這些“石錨”與所謂“殷人東渡”相聯系。

此說在沉寂多年後,因為中美洲發現的一些石上刻劃與中國之甲骨文之間有幾分相似,再度成為熱點,竟有個别學有專長的學者支援,如南京大學範毓周撰文《殷人東渡美洲新證——從甲骨文東傳墨西哥看商代文化對新大陸的影響》。

2.《梁書•諸夷傳》記錄的沙門慧深所述之扶桑國,即今之墨西哥之說

3.鄭和遠航發現美洲說

2006年值鄭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之際,有人視中國舉國紀念之際為謀私利機會,先有英國船長加文•孟席斯宣布他發現鄭和曾率領明水師船隊進行環球航行的種種證據,一時吸引無數人眼球。此說一出,雖新聞界不時跟風炒作,受到大批無知人士的熱捧,雲南大學更授孟席思以客座教授之席,但學界并不買賬,引起一片嚴辭批駁之聲。

無獨有偶,國内一位名為劉剛的律師也宣稱在舊書肆中購得一幅據稱署名為莫易仝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繪制的《天下全輿總圖》,該圖題款稱系據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之《天下諸番識貢圖》制成。由于此圖依據大地球形理論,按投影法繪出東西兩半球,時間遠早于哥倫布遠航美洲,得到孟席斯的熱情吹捧,“發現者”劉剛也一時成為風頭人物,居然成為青島國家海洋節特邀貴賓,在國家慶典上作主題報告,還四處宣布自己的“發現”以造勢,又出版專著《古地圖密碼:中國發現世界的謎團玄機》,甚至中央電視台教育頻道也專門制作節目介紹劉剛的所謂“發現”,謬說流傳之廣,以緻近年來仍有學人信以為據,如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主辦的《地理學報》2015、2016兩年連續抽刊的梁啟章研究員等人集體撰寫的《中國古代世界地圖主要成就與特色初探》、《中國古代地圖遺産與文化價值》論文中,竟不加辨識地将此圖列入代表中國古代科學成就的古地圖之中。

其實此圖甫一出籠,便一直受到學界嚴厲批判,明确指為僞圖,最著者為龔纓晏(原浙江大學,現甯波大學)與周振鶴(複旦大學)與金國平(旅居葡萄牙學者)。此外複旦大學侯楊方也專門著文指謬。

總之,盡管“地圓說”在元代已認證伊蘭文化的中介入華,但直至葡萄牙人東來以後,環球地理說才算被中國士人階層中的一些先進分子所接受。因而在大航海時代以前,中國人所接觸的大洋是太平洋與印度洋。這也是本文将讨論所涉海域限定在的亞洲海域的主要原因。

(三)東大洋海——太平洋

前已提及,在古代中國人語境中,比海更大的水域稱為“大洋海”,而在其前置方位形容詞,則表示該大洋相對于中國所在東亞大陸的地理方位。故而對于西太平洋島弧以東的浩瀚大洋,古人稱之為“東大洋海”,顧名思義指中國以東的浩瀚大洋。

查“東大洋海”之名,初見于宋代文獻。宋人黎靖德所輯朱熹與其弟子的對話,其中有:“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隻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南宋代周達觀在其《嶺外代答》中記載:“阇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闾之所洩,非複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其書中還有“三合流”條,稱:“交址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濆湧而分流為三”,“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裡,尾闾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舶舟,為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闾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故而東大洋海相當于今之太平洋。

按元人陳大震的記載,今呂宋一帶海域被稱為小東洋,加裡曼丹島以南則被稱為大東洋。但其後小東洋與大東洋之術語很長時間未見載于文獻。至利瑪窦來華向國人介紹西洋地理後,小東洋與大東洋的概念再度被使用,分别指太平洋的東西部分。在其《坤與萬國全國》刊印之前,他于1584年在廣東肇慶繪制過《大瀛全圖》,今不存;其後1595-1598年間,他在南昌期間又繪過地圖,但有章潢的摹繪本《輿地山海全圖》傳世。在此圖上,今關島以東海域标注為“小東洋”,今美洲以西海域标注大東洋,今南美洲以西海域标注東南海,可見“小東洋”相當于西太平洋,“大東洋”相當于東太平洋,而“東南海”則相當于今南太平洋。

利氏在南京繪制了《山海輿地全圖》,在明人馮應京所編《月令廣義》中,有摹本,其中在日本、琉球與“小東洋”之間,刻有“大明海”。故可知此名之出現當在16世紀末葉。“大明海”應相當于英文之China Sea,也即今東海與南海之英文名East China Sea與South China Sea的語源。

明末入華的意大利人艾儒略所著《職方外紀》卷五中有《四海總說》一節,稱:“茲将中國列中央,則從大東洋至小東洋為東海。”

鴉片戰争之後,環球地理逐漸為中國大衆接受,成為公共知識。在将中國傳統地理知識與近代傳入的西洋地理新知納入新地理體系的過程中,中國地理學家對古代中國有關東部大洋的概念上接元明時代佛家與文學作品中的“東洋大海”與上述“大東洋”。

東洋大海:如清徐繼畲所編繪的《瀛環志略》卷二有“南洋各島圖”,繪華南及東南亞各地,圖東北角有文字說明:自此以東抵阿墨利加,泰西人稱為大洋海,即中國之東洋大海也。同書同卷又有“東南洋大洋海各島圖”,分四圖。在“亞細亞”圖注明“大洋海即東洋大海,又名太平洋。”直至光緒六年(1880)丁韪良自日本出使美國時,還記此年四月十五日,從橫濱“易舟岀東洋大海,至五月二十九日乃抵美境,計兩岸相距一萬四千餘裡。”

大東洋:在太平洋之外被廣為使用之前,中國人習用“大東洋”指代之,清末亦然。清末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中多處提到“大東洋”,如“檀香山為大東洋之島國,地廣人稀,華人趨之者衆,土人忌之。”又同卷“中國赴美由大東洋指東可到,由地中海指西亦可至也。”

但也有例外,清初陳倫炯稱:“是以西洋人志四方洋名,以東南缺處之海洋為小東洋,與戈什嗒少西之小西洋相對。以日本之洋為大東洋,與紅毛大西洋相對。”清末陳忠倚在其《清經世文三編》中《戰事以地利為要說》記道““江原道之東南為慶尚道,東為日本海,南為大東洋海,即黃海。其由東折而南處,則與日本對馬島相直,而為高麗海峽,明時平秀吉之亂,即由于此道會。”

(四)西南海/南大洋海——印度洋

1.西南海

唐末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撥拔力國(今非洲東岸之索馬裡沿海地區)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師子”國(今之斯裡蘭卡)“居西南海中”。

南宋周去非也使用“西南海”的概念,他提到過“西南海上波斯國”。趙汝适在談及“昆侖層期國”(即今東非坦尚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上”。

蒙古國時憲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漢人劉郁在行。他曾記載到波斯的“失羅子國”(即今之伊朗設拉子城),說“其西南海”中出珠。所有這些“西南海”均與唐時一樣,指北印度洋。

元人周緻中所撰《異域志》兩次提到“西洋國”。其一為“西洋國”條,說此國“在西南海中,地産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西洋國”又稱“馬八兒”,即明鄭和時代之西洋鎖裡,治今印度次大陸東南海岸。

2.南大洋海

南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記宋境之南與西南:

占城隔一水為真臘,又一水曰登樓眉,此數國之西有大海名細蘭,為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海西則大食國,又西則西大食海,蕃商不通。

南大洋海中諸國以三佛齊為大,諸蕃寶貨之都會。三佛齊之東則阇婆國,(梢)[稍]東北則新羅國、高麗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最近,大食最遠,至大食必舟行一年。凡諸國皆由蠻而遞及者也。

又曰:

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姑以交址定其方隅。直交址之南,則占城、真臘、佛羅安也。交址之西北,則大理、黒水、吐蕃也。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複有諸國。其南為故臨國,其北為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

他所記之南大洋海,即為印度洋。

利瑪窦來華後,在介紹環球地理時,也使用中國傳統的“西南海”的概念。如在章潢的摹繪本《輿地山海全圖》圖上,今非洲至哇爪間海域被标注為西南海。後為《坤輿萬國全國》所沿用。

二、太平洋海域

(一)日本海

當代國際上多數國家地圖将夾在北韓半島東側、日本與俄羅斯遠東地區之間海域稱為“日本海”。北韓半島與東亞大陸的夾角呈約45度,是以北韓人将此半島兩側的海作東、西區分,将黃海稱為“西海”,日本海稱為“東海”。“南韓從1991年加入聯合國以來,一直要求國際社會承認“東海”的稱呼。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日兩國關于日本海名稱的争議愈演愈烈。

在清末以前,中國曾長期是日本海/東海沿岸的最大國家。即便清末将烏蘇裡江以東及黑龍江以北之地割讓給俄國之後,喪失了圖門江入海口,但按當今國際法,中國仍然擁有沿圖門江進入上述海域的權利,也仍然是瀕臨日本海/東海的大國。是以中國學界不應自外于上述争議,以為隻是日韓之間的問題,無關于己。實際上中國曆史文獻與圖籍中有關日本海/東海的記載堪稱豐富,初步查找可知曆代中國史籍中日本海/東海中曾分别稱為小海、東海、遼海、南海、鲸海與鲸川等。

1.小海

魏收《魏書》記百濟:“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裡,處小海之南。”此記載為曆代中國史籍,如《通典》、《舊唐書》、《唐會要》及《文獻通考》等所沿襲。安虎森、陳才注意到《唐會要》的記載 “今黑水靺鞨界, 南與渤海國顯德府, 北至小海, 東至大海, 西接室韋。南北約二千裡, 東西約一千裡。”(《唐會要》卷96《靺鞨》。)

《元經世大典•征讨》中遼陽嵬骨條記:

至元十年征東招讨使塔匣剌呈前,以海勢風浪難渡,征伐不到䚟因吉烈迷嵬骨等地。去年征行至弩兒哥地,問得兀的哥人厭薛,稱:“欲征嵬骨,必聚兵候冬月賽哥小海渡口結凍冰上方可前去。”

這裡出現的“賽哥小海”名稱中的“賽哥”,意義尚不明了,但“小海”顯然可上溯至前述《魏書》與《唐會要》所記之“小海”。可見“小海”曾魏晉至元長達約1千年的時期内,是包括高麗人在内的今遠東大陸各族人民對日本海/東海的相當穩定的普遍稱謂。

2.北海與南海

唐人杜佑在其《通典》中記流鬼國時,言及其瀕臨之海,其文曰: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馀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羯,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洹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馀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馀。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镞。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馀服制。

靺羯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蜯遣其子可也餘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羯,不解乘馬,上即颠墜。

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啖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學者多以流鬼即今俄遠東勘察加半島(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Kamchatka peninsula),其說可從。其三面所圍之海為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與北太平洋及白令海。其南臨北海相當于今日本海北部,而與之相對的是南海。《新唐書》記渤海通其周邊的五條主要交通線,其中“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渤海之龍原府轄地在今珲春、北韓清津和俄羅斯大彼得灣以西的濱海地區,據1961年1月13日《人民日報》報導, “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總分院, 最近在海參崴附近波謝特灣發現渤海國海港遺址。”故而今俄羅斯境内的波謝特灣是當年渤海國的出海口無疑。南海, 指渤海國南海府, 轄地為今北韓狼林山脈以東濱海地區。從此可以推斷,渤海國人當時稱今日本海南部靠近北韓半島的海域為南海。

《明太祖實錄》卷105記載:永樂十五年( 1417) 三月丁亥朔,“南海邊地女直野人散成哈等來朝,命散成哈為指揮佥事,保孛路等為千戶等官,隸喜剌烏衛,賜诰命、冠帶、襲衣及鈔币”。這裡的南海邊地即今俄羅斯波謝特灣西岸,說明直至明代,人們還稱今日本海/東海的南部海域為“南海”,長期沿襲渤海時期稱謂。

3.遼海與東海

遼、金、元三代,因統治民族契丹、女真與蒙古均來自亞洲北部,因而這一時代是古代中國人對日本海/東海知識增長的時期。當時了解到,女直諸部東境之五國部瀕大海,故将渡海(即今之日本海/東海)而來的鷹鹘稱為海東青。

宋人陳均在其書《皇朝編年備要》中政和四年(1114)項下 “是歲,女真䧟遼國甯江府”句下注:

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鹜,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鬥而後得。

至于女真五國部所瀕之海,宋人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記女真各部, 其中“極邊遠而近東海者, 則謂之東海女真。”宋人路振《乘轺錄》記出使遼朝聞:高麗、女真“東北至遼海二千裡, 遼海即東海”。可見 在遼、金兩代,東海與遼海的意義相同,均指今日本海/東海。東海之名使用了很長時間,從努爾哈赤統一東北直至清末,不少中國文獻中仍以東海稱呼今日本海。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中國與朝/韓古代文獻中雖然均将日本海稱為東海,但與半島人民以半島為中心的視角不同,古代中國文獻中有關東海的稱謂的地理概念原點是遠東大陸,因為此海位于遠東大陸以東而稱為東海。

4.鲸川與鲸海

鲸川之名,學界很早已注意到。景愛先生曾因《元一統志》開元城“南鎮長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中之“鲸川之海”,在《寰宇通志》與《滿洲源流考》皆作“ 鲸州之海。”(《寰宇通志》卷七七,《滿洲源流考》卷十三。)景愛以“川為河流, 州為陸地, 鲸為水中動物,‘鲸川’即鲸魚之川, ‘鲸州’殊不可解, ‘鲸州’當為‘鲸川’之誤。”

金毓黻則認為,鲸川之海 當在五國頭城一帶, 稱:“開元路北浸鲸州(川)之海, 三京故國, 五國舊城, 此北境至五國頭城證也。”但學界多取箭内垣将鲸川比為日本海/東海的意見。

不過,景愛又表示,“‘鲸川之海’僅見于《元一統志》。根據這一簡略記載, 很難确定“鲸川之海” 的具體位置。”并提出把“‘鲸川之海’解釋為日本海并不妥當。”他以黑龍江流域盛産之蝗魚(Huso daurious )為切入點,認為所謂鲸即蝗魚/鲟魚,故而鲸川指混同江/黑龍江,而“鲸川之海”宜比定為鄂霍茨克海。

譚其骧則認為“北浸鲸川之海”為“鞑靼海峽”。

許子榮、曲守成根據前蘇聯學者弗•克•阿爾謝尼耶夫所著《在烏蘇裡的莽林中》下冊《德爾蘇烏紮拉《1907年烏蘇裡地區旅行的回憶》一書中該書所記載的兩條以烏德海語“卡拉馬”(鲸)命名的小河,提出,此兩條小河就是“鲸川”,而其所注入之海,即日本海/東海的相關海域,則為“鲸川之海”。

《混一疆理曆代國都之圖》中鲸川地名的标注,使上述讨論有了一個結論,即鲸川就是日本海/東海。

與鲸川對應的還有鲸海。《道宗仁聖文皇帝哀冊》中有“鲸海之東”語。

由于鲸海這個詞既可專指今日本海/東海,也可用以泛指大洋,故而唐宋文獻中雖然可以找到不少提及鲸海之處,但常常頗難确定其确切含義。如馬戴《贈别北客》詩:“雁關飛霰雪,鲸海落雲濤。”楊億《到郡滿歲自遣》詩:“地将鲸海接,路與鳳城賒。”但還是有一些可以大緻确定是指日本海/東海的,如:

北宋大臣李綱《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筆寄諸季十首》第一首中有句“弟有青雲志,兄今白發翁。斷鴻飛峤北,歸鶴自遼東。鲸海扁舟過,煙岚一笑空。”《宋史•定安國傳》:“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在該國王烏玄明向宋遣使之後,宋太宗于太平興國六年(981),诏書答之曰:“卿遠國豪帥,名王茂緒,奄有馬韓之地,介于鲸海之表。”

鲸海的名稱元亡後仍然一直使用。《明實錄》中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條下記:

壬戌朝日,故元鲸海千戶速哥帖木兒、木答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皂化,自女真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裡,自佛出渾至斡朶憐一千裡,斡朶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裡,托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裡,佛思木至胡裡改一百九十裡,胡裡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裡,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裡。自佛出渾至乞列憐皆舊所部之地,願往谕其民,使之來歸。”诏許之,賜以織金文绮。

明人王璲在送友人赴北韓詩中兩次提及鲸海,其一為《送通政寺丞章有常使朝鮮》詩中有句:“授節褒遐服,臨軒遣使臣。忽銜明命重,榮賜襲衣新。鲸海尋封域,龍江發去津。涼風仙桂月,翹首望車塵。”其二為《送儀曹主事陸伯曕使北韓》詩,其開頭曰:“鲸海洪濤裡,雞林旭日邊。皇風涵八表,使節降中天。往賜殊恩享,來朝甲令懸。舊知鄰日本,新号複北韓。” 其中所言之鲸海可以确定系指日本海/東海。

由此可以确定,宋、元、明三代,換而言之,自10世紀至14世紀,鲸海與鲸川兩名并用。由于北韓《混一疆理曆代國都之圖》并非《大明混一圖》的傳本,故而《大明混一圖》中原本有無此名,如有,清代所貼蓋的滿文标簽如何書寫,隻能有待于将來此圖公開出版之後,才有機會再作進一步讨論。

綜觀有關日本海/東海的名稱,可發現皆稱XX海,從未有稱“洋”者。筆者推測,稱“洋”的海域,當得之于常年行駛于此的中國舟師。由此可反證,使用漢語的舟師在古代較少涉及這片海域。

(二)黃海、東海與黑潮

前面提到的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島弧幾個邊緣海黃海、東海與南海,形成了一條狹長的大緻東北-西南走向的水道,是東亞各民族航海事業的搖藍,被當代一些西方學者稱為亞洲的地中海。在這片水域中,舟楫往來頻繁,文獻記載亦很多,本文下面将涉及它在漢文舊籍中的記載。

1.黃海與東海的幾個洋面

兩宋與元代,東北亞民族在本海域的活動之頻遠逾前代,如北宋以浙東為發出地與高麗和日本之間的海上交通,兩宋之際金宋水師在東海與黃海間的活動,元代的渡海征日本之舉與取道海路從江南向華北與高麗運輸糧食的活動,使得東亞海域呈現出前代所從未見來的跨海交通高潮。明代,由于明、琉球交通的發展與防禦倭寇的需要,東亞海上交通更為頻繁。與之相應的,是這片海域的名稱在漢文文獻中的大量出現。

1) 萊州大洋

《大元海運記》卷下:“到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為便,皆用北道,風水險惡。”又“過成山北面一帶并楚果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

《元史》:“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又:“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

這裡提到的“萊州大洋”,即今之萊州灣。

2) 北洋與南洋

文天祥在其《指南錄》詩文集中,有多首詩記其被俘後北上經過。其中有一首題為《北海口》,其序曰:“淮海本東海,地于東中,雲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其後,詩中有句“而今蜃起樓台處,亦有北來蕃漢船”可見“南洋”與“北洋”的區分,不但宋時已有之,且與東海中南來北往的船舶航線有關:北上者,所取海道曰“北洋”;南下者,所取海道為“南洋”。這一點甚為重要。就航線所經海域而言,當時的南、北洋與清末洋務運動時的南、北洋相當接近,但與當代民間對東南亞的通稱“南洋”意義相去尚遠。

3) 黑水洋、青水洋、黃水洋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形容北宋使團赴高麗途經黑水洋時情景:

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閑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颠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卧于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輥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于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同書又記使團過黃水洋:

黃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雲其沙自西南而來,橫于洋中千餘裡,即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雞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雲。自中國适句骊,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舟并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為難,當數用鈆硾,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南宋袁燮《武功大夫合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禦前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

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左翼督府溫、明、福建水軍莫能擒制。丞相舉公讨之,使選于水軍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改樞密院水軍統領,趣使趨海至黒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多勇悍者,釋不殺,請于朝,亦以隸水軍,教以擊刺弓矢之技,卒獲其用。

《大元海運記》記青水洋: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踏間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風,疾一日可至撐腳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治守,伺西南便風,轉過沙嘴,一(口)[日]到于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風色,一曰至匾擔沙、大洪抛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裡長灘,透沙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畫夜約行一千餘裡,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至元十九年“侯得西南風順,過匾擔沙、東南大洪,過萬裡長灘,透深開放大洋,至青水洋,内經陸家等沙,下接長山路,并西南鹽城一帶。

《辭海·地理·曆史地理分冊》:宋元以來我國航海者對于今黃海分别稱之為黃水洋、青水洋、黑水洋。大緻長江口附近一帶海面含沙較多,水呈黃色,稱為黃水洋;北緯融4、東經122。附近一帶海水較淺,水呈綠色,稱為青水洋;北緯32。--36。、東經123。以東一帶海水較深,水呈藍色,稱為黑水洋。

元代途經東海、黃海往來于南北的人很多,在戴良的《九靈山房集》、顧瑛的《草雅堂集》、李士瞻的《經濟文集》、于欽所撰《齊乘》、朱德潤的《存複齋續集》中,均提到黑水大洋,或黑水洋。

4) 蘇州大洋與白水洋

白水洋,亦初見于《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北宋使團在過半洋礁之後,“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蘇州大洋,又稱蘇州洋,王文楚先生考定,白水洋即蘇州洋,為今長江口到錢塘江口大小洋山之間海域。

2.落漈——黑潮/西太平洋暖流

東海的主要部分的底土為東亞大陸的自然延伸,海水不深,故而水色較淺,與隔東海而居的琉球周圍的深海的墨藍色形成明顯差别。

此外,在北半球低緯度海域,今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以南西太平洋洋面的暖熱海水,與高緯度地區的寒冷海水之間存在着自然的熱交換:低緯度區的高溫海水由于密度較底,集中于海洋水體的上層;而高緯度區,如千島、勘察加半島以東北太平洋中的低溫海水,由于密度較大,自然下沉;西太平洋南北不同溫度的海水各自沿距海面不同的深度相向運動,形成一個巨型的熱交換渦流,即高緯度區深海的低溫海水自然向南移動,而低緯度區的海面的高溫海水則向北流動。從低緯度海面流向高緯度海區的洋流,通常被稱為暖流,如大西洋暖流,東太平洋暖流。暖流給高續度區的臨近陸域帶來巨大的熱能,是以北美的西雅圖、溫哥華,西歐的英國雖然地處高緯度區,但冬季并不十分寒冷。

與夏季西太平洋中大氣中形成台風的機理有幾分類似,熱帶洋面向北流動的暖流,由于地球自西向東公轉的原因,而影響暖流自動向東亞大陸方向偏移,這就是西太平洋上著名的經台灣、琉球海溝北上的暖流,俗稱“黑潮”(Kuroshio Current)。“黑潮”不但由南而北方向固定,且永不停歇,古代中國船民以為地勢北低南高造成,而使洋洋自南向北流動。

我們再看東亞大陸架。該大陸架在水下緩緩向東傾斜的趨勢,至赤尾嶼以東突然結束,由此大洋底土突然下陷,使赤尾嶼與古米山之間海水深度大增,深達數千米,形成琉球海溝(又稱沖繩海槽),海水顔色也由藍變黑。自南向北的暖流經此,其路徑由于東亞大陸架與琉球版塊間寬度陡然變窄,形成隧道效應,流速加快,可達3-10公裡/小時,行船人至此除海水變黑之外,還可明顯觀察到“黑潮”向北流動。

這股洋流,宋代已為我國東南船人所知。宋人記:三山縣塘嶼“昭靈廟下光風霁,日窮目力。而東有碧拳然,乃琉球國也。每風暴作,釣船多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東流而不返。莎蔓錯織,不容轉柁。漂者必至而後已。其國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間。蓋其國刳木為盂,乃能周旋莎蔓間。今海中大姨山夜忌舉火,慮其國望之而至也。”我國元代已被稱為“落漈”。《元史》解釋道:“漈者,水趨下不回也。”陳侃在自己的出使記中記道:“《志》中所載琉球之事所雲:落漈者,水趨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遇是險,自以為大幸。”但陳侃至琉球後,在“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這大概是因為,古米山等“西南九島”本身處于“黑潮”包圍之中,為琉球所習見。而中國水手則因從中國大陸架水域進入黑潮,是以很容易觀察到“黑潮”。

由于“落漈”海水洶湧,行船人至此無不膽戰心驚,木質船在這裡桅折舵毀的海難時有發生。而且這裡海水顔色标志明顯,故而我國船人傳統上将位于赤尾嶼與古米山之間的海區稱為“黑水溝”,或簡稱為“溝”,有時又訛寫為“郊”。琉球人造船技術落後,“黑水溝”的存在,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大陸與琉球海上往來的自然屏障,這應當是為什麼琉球雖然距中國不遠,但與我國的官方聯系至明初方才建立的重要原因。

3.琉球大洋與閩海

明代史料數度次提到,明水師追剿倭寇時,曾抵“琉球大洋”。明《秘閣元龜政要》記:洪武十年(1377)六月,水軍将領張赫“督軍哨船入牛嶼海洋,遇有倭賊,追至琉球大洋,親同士卒與賊交戰,生擒賊首一十八名,斬首數十級及獲倭船數艘,及腰刀、軍器,事聞其功。”

張赫遭遇倭寇的地點“牛嶼”,見于《武編》所收之《太武回太倉針路》:“太武山用單艮針,七更,平烏坵山内過;用艮寅針,四更,平牛嶼山;用單艮針,五更,取龜山。”太武山即今金門。明人葉春及也提到,福建崇武附近海中有“牛嶼”。可見牛嶼在福建中部沿海。已故向達教授在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所發現之《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中所記途經福建沿海的針路中,牛嶼的名字也常見。向達先生認為它就是今馬祖島。

張赫追殺倭船至琉球大洋事,在《明實錄》中亦有記載,稱:“航海侯張赫”,“鳳陽臨淮石亭村人”,“洪武元年授福州衛指揮使。二年(1369),率兵備倭寇于海上。三年,升福州都衛都指揮同知。六年(1373)率舟師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殺戮甚衆,獲其弓刀以還。”張赫任職福建的任務是“備倭”,洪武六年與倭寇相遇時,正在福州都衛都指揮同知任上。故而《秘閣元龜正要》所記洪武十年張赫追倭船事至琉球大洋事,系年有誤,應在洪武六年。

明代史料中有關明初水師将領吳桢的事迹中提到,洪武“七年甲寅(1374)海上警聞”,“公複領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宼人船若幹,俘于京,上益嘉頼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對照張赫的事迹,兩者所記如為同一次海戰,則吳桢至琉球大洋事,也應在洪武六年,而非七年。

清初康熙五十八年(1719)冊封琉球使臣徐葆光的随員黃子雲,在歸國後所寫詩作中,亦稱所至之地為“琉球大洋”。可見“琉球大洋”之稱延用至清。

這裡的“琉球大洋”就是下面将要提到的清代張學禮所通過的分界中外的“大洋”。是以,波濤洶湧的“黑潮”所通過的 “琉球大洋”,也被稱為“琉球水也”。這裡“水最險,舟到彭湖遇揚風,作漂,至落漈,回者百無一二”,且又地界中外,是以中國船舶過此都要投牲于水,舉行祭祀。明鄧若曾的福建海防圖将釣魚島繪入的背景,就是釣魚島以東的黑水溝才是明與琉球的分界,是以列入海防圖的諸島,均是明屬地。

清初漢軍旗人張學禮順治十一年(1654)曾赴琉球冊封,曾據清人楊廷望所撰之《張學禮傳》記:

其《使琉球記》曰:解維南台,夜泊林浦,過鼓山,至羅星墖,越閩安鎮,揚帆鼓楫于中流,随次下猴嶼,祭天妃。候風廣石,回環十日,而風訊始定。複過猴嶼,候風梅花所。八月浪急風猛,水飛如立。至明日,水色有異,深青如藍。舟子報曰:“入大洋矣。”頃之,有白水一線,南北不可測量。舟子報曰:“此分水洋也,天之是以界中外者,此也。”

這裡所提到的“舟子”,即張學禮出使時所乘官船的掌船人,熟知海況。當他看見海水顔色變深後,便告訴張學禮,已經離開中國近海,進入“大洋”。而“大洋”中的“白水一線”,則稱為“分水洋”,是天然界分中國與琉球的海域。那麼,這個“大洋”在何處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使汪楫、林麟焻受命冊封琉球王尚貞,他們于此年“六月二十三日開洋”,而次日,即“二十四日酉刻過釣魚台,二十五日過赤嶼。薄暮,祭溝。二十六日,過馬齒山,至那霸港,計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開洋,二十七日過姑米山。”這裡提到,汪輯使團在行過赤尾嶼之後,通過了一個稱為“溝”的地方,還在此舉行了祭祀。這個“溝”與張學禮所經曆的“分水洋”之間是什麼關系呢?乾隆時周煌受命冊封琉球王尚穆,他對自己的行程有詳細記載,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初十日,岀五虎門,過官塘,進士門開洋,夜見雞籠山。十一日,日入後,見釣魚台。連日俱有大魚夾舟左右,或三或四,又宿洋鳥繞樯而飛。十二日,見赤洋,是夜過溝,祭海。十三日,見姑米山。姑米人登山舉火為号,舟中以火應之。十四日姑米頭目率小舟數十,牽挽至山西下椗。……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開洋,至馬齒山安護浦下椗.初四日出澳,過姑米山。初五日夜,過溝,祭海。初七、八、九日大霧不見山,寄椗。初十日早,白虹,見霧開,見台州石盤山。……

環島皆海也。海面西距黒水溝,與閩海畍。由福建開洋至琉球,必經滄水,過黒水,古稱滄溟。……琉地固巽方,實符其号。而黒水溝為中外畍水,過溝必先祭之。東臨日本薩摩洲。

他提到船過釣魚島後次日,即六月十二日夜“過溝”時,舉行了祭海儀式。而十三日,就看見“姑米山”。而次年冬正月回航時,在從姑米山側通過後,于二月初五日夜再次“過溝”,又舉行祭海儀式。他還專們言明,琉球為海所抱,其國西面向中國的方向有“黑水溝”,是“大洋”與“閩海”的分界,也是“中外畍水”,是以“過溝必先祭之。”周煌還寫有“豈知中外原無界,溝祭空煩說四溟”詩句,他在此句之後有注文曰:“舟過黑水溝,投牲以祭,相傳中外分界處。”

對照這幾則史料看,所謂“溝”即“黑水溝”,也就是張學禮所見海水變色之處,即“分水洋”,地處赤尾嶼與姑米山之間,而這裡正是琉球海溝。使臣們所見之“黑水”,即“黑潮”。這裡自古明清中國與琉球王國的海上分界。

前面提到,乾隆年周煌受命冊封琉球王尚穆,他說,琉球“環島皆海也。海面西距黒水溝,與閩海畍”。也就是說,琉球大洋即沖繩海槽以西,為閩海。說明琉球大洋/黑水溝/琉球海溝是位于東亞大陸的中國,與懸于海中的琉球之間的海洋自然界限。琉球成為明、清兩朝的屬國後,黑水溝也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我國與琉球之間的海上分界。

4.大明海與大清海

中國古籍上出現對西太平洋島弧與馬裡亞納群島(今美屬關島、塞班、天甯等島)間海域名稱是在明末西洋人來華之後,被稱為“大明海”。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在其《坤與萬國全國》刊印之前,首1584年先于廣東肇慶繪制過《大瀛全圖》,已佚;其後1595-1598年間,他在南昌期間又繪過地圖,雖未能流傳至今,但有章潢的摹繪本《輿地山海全圖》傳世。在此圖上,東亞大陸以東僅注有小東洋(今西太平洋)、大東洋(東太平洋)與南海(今南太平洋),未見“大明海”字樣。1598或1600年,利氏在南京繪制了《山海輿地全圖》,在明人馮應京所編《月令廣義》中,有摹本,其中在日本、琉球與“小東洋”之間,刻有“大明海”。故可知此名之出現當在16世紀末葉。“大明海”應相當于英文之China Sea,也即今東海與南海之英文名East China Sea與South China Sea的語源。

利瑪窦帶來的新知極大了震動了中國知識界,很快流傳開來。明人孫瑴提到:“近世有利瑪窦自歐巴洛國越八萬裡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徐應秋也記曰:“近西洋耶酥教稱天下總分五大洲,一曰亞細亞,中國、四夷、天竺、回回國居此内,南至沙馬、大臘、呂宋等島,北至新増、白蠟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江)[紅]海、小西洋。”

明清鼎革後,大明海被改為大清海。

(三)東、西洋及南海

1.東、西洋概念的起源與南海航線

當代中文學術論著與輿論通常将明初鄭和率領的船隊遠航壯舉稱為“鄭和下西洋”。近代以來,“東洋”與“西洋”的語義在東亞使用漢文的各民族語言中,與鄭和時代差別甚大。在近現代中國,“東洋”通常指日本,“西洋”指歐美,而在日本,雖“西洋”的語義大緻同于中國,但“東洋”則指亞洲。這種東西洋概念的差別反映了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航海科學知識體系的不同和各自的曆史演變,其中關于西洋的認識對于鄭和遠航之前的中外航海科學知識的交流尤其重要。

為何當時的中國人将鄭和船隊所赴之地稱為“西洋”?是否是因為波斯灣、阿拉伯與東非之地在中國人眼中均位于西方?實際上,鄭和船隊所赴之地,如東南亞位于中國以南。為什麼當時的中國人不使用近代以來慣用的“南洋”這個概念呢?

文天祥在其《指南錄》詩文集中,有多首詩記其被俘後北上經過。其中有一首題為《北海口》,其序曰:“淮海本東海,地于東中,雲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其後,詩中有句“而今蜃起樓台處,亦有北來蕃漢船”可見“南洋”與“北洋”的區分,不但宋時已有之,且與東海中南來北往的船舶航線有關:北上者,所取海道曰“北洋”;南下者,所取海道為“南洋”。這一點甚為重要,我們下面将再涉及這一問題。雖然就航線所經海域而言,當時的南、北洋與清末洋務運動時的南、北洋相當接近,但畢竟與當代民間對東南亞的通稱“南洋”意義相去甚遠。

明中後期,将鄭和率領船隊浮海下番壯舉稱為“下西洋”的提法已經相當流行,反映在大量文獻與史料中。“下西洋”的說法究竟始于何時?查今存鄭和在世時所立幾塊碑石,如江蘇南京靜海寺之《禦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江蘇太倉之《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迹碑》福建長樂《天妃之神靈應記》碑,其中雖均無“下西洋”的字眼,但在《明太宗實錄》永樂九年(1411)八月條中有記:“甲寅,禮部、兵部議奏下西洋官軍錫蘭山戰功升賞例。” 此外,在今存于太倉人民公園之《明武略将軍太倉衛副千戶尚侯聲遠墓志銘》中,亦有“永樂己醜(1409),命内臣下西洋忽魯谟斯等國”語句,可見“下西洋”的提法在鄭和時代已經存在。

學者們注意到,在不同的時代的曆史文獻中“東洋”和“西洋”的含義并不一樣。明代張燮在《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 許多學者據此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由此看來,似乎文萊是東洋與西洋的分界,并且将東洋與西洋均作為地理範圍的名詞。但問題并非這樣簡單,因為基于不同時代文獻中有關“東洋”與“西洋”記載,所得出的有關“東洋”與“西洋”的區分,隻能是文獻所記載的時代的區分。

“西洋”的概念并非始自明代。已故莊為玑先生曾引用一有關宋代的抄本記載:“宋紹定間 (1228)有進士蒲宗闵,司溫陵道通判,後升都察院。端平丙申中(1236),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奉使占城,淳祐七年(1247)再奉使渤泥,後卒于官也。其子有三:長子應,次子甲,三子烈。蒲應入渤泥,蒲甲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大食、波斯、獅子之邦,蠻人嘉諧。記曰:蒲氏蓋從五代留從效使蒲華子蒲有良之占城(引者按,原文如此),司西洋轉運使,波斯人鹹喜為号矣,故自宋元以來,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據莊先生注記,其所見者為抄本,“由林少川同學提供”。

但此文獻的上述相當内容相當可疑,其可信性應另加考察,并不可就此證明“西洋”之稱五代時已存在。

今存宋末《金虜海陵王荒淫》評話中有一段文字,曰:

女待诏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鈴,隻有人才是活寶。”

據筆者檢索,最早注意到此一話本年代的是胡适先生。他在有關八種宋人話本>的序言中提到:

我們看了這幾種小說,可以知道這些都是南宋的平話。《馮玉梅》篇說“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甯》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先朝一個宰相”,又說“我宋元氣都為熙甯變法所壞”:這些都可證明這些小說産生的時代是在南宋。《菩薩蠻》篇與《馮玉梅》篇都稱“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紀之末了,故知這些小說的年代在十三世紀。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見年代。金主亮(後追廢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年;但書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一八九,在宋高宗之後二年。又書中說:

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一二三四——一二三六);其時宋人與蒙古約好了同出兵伐金,遂滅金國。但四十年後,蒙古大舉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書之作在端平以後,已近十三世紀的中葉了。

他又寫道:

故我們可以不必懷疑這些小說的年代。這些小說的内部證據可以使我們推定他們産生的年代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或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許遠在蒙古滅金(一二三四)以後。

這些小說都是南宋時代說話人的話本,這大概是無疑的了(參看魯迅《小說史略》第十二篇)。

胡适先生的發現與對其史料的斷代研究非常有價值。茲後,20世紀40年代劉銘恕先生發掘《金虜海陵王荒淫》評論中上述内容的史料價值,将之用以論證漢文語境中“西洋概念”的起源,可謂再前進一步。

至于東洋的概念,查南宋末真德秀在《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戊寅(1218)十一月》中提到:

永甯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裡。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

這裡提到的東洋,顯然與澎湖隔海相望的流求,即台灣有關,實際是指台灣海峽。足見“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至少在宋末已經使用。

2.南海島礁

從中國東南沿海港口航向東南亞與印度洋的航線雖然必經南海,但學者們幾乎找不到古代船隻東西向橫越,或南北向縱穿南海的記載。我們知道,南海雖然寬闊,但并非随處可行。南海中分布的南海諸島礁或露出水面,或暗藏水下,是往來航船的天然障礙。

南海諸島多數為珊瑚礁。珊瑚蟲是一種海洋生物,是一種水螅。珊瑚蟲在生長過程中能吸收海水中的鈣和二氧化碳,然後分泌出石灰石,變為自己生存的外殼,即石灰質的内骨骼或外骨骼。新的珊瑚水螅體生長發育時,下面的老珊瑚水螅體死亡,但其骨骼仍留在群體上。每一個單體的珊瑚蟲隻有米粒那樣大小,它們一群一群地聚居在一起,一代代地新陳代謝,生長繁衍,同時不斷分泌出石灰石,并粘合在一起。這些石灰石經過以後的壓實、石化,形成島嶼和礁石,也就是所謂的珊瑚礁。随着地殼的升降,有的珊瑚沉入更深的海中,有的珊瑚礁盤被擡開至海面以上,成為島嶼。珊瑚蟲隻生長在溫度高于20℃的赤道及其附近的熱帶、亞熱帶地區,水深100-200米的平靜而清澈的岩礁、平台、斜坡和崖面、凹縫中。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國東南沿海,珊瑚礁隻見于南海的原因。珊瑚在唐時又稱“石欄幹”,段成式曾記:

石欄幹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網罥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

古人早已注意到南海中的珊瑚礁。北宋天禧二年(1018),占城國王遣使入貢時稱:

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累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裡外,下陷八、九尺者也。

《宋會要》中亦儲存有南宋嘉定九年(1216)真裡富(今泰國的尖竹汶)入宋航路的記載曰:“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後,“至占城界。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裡。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絕無山岸,方抵交州界。”

前面已經提及,宋人在記“東大洋海”時,稱其中 “有長砂石塘數萬裡”。南宋人王象之在記毗鄰兩廣的甯遠縣時,記道:“其外則烏裡、蘇密、吉浪之洲,而與占城相對,西則真臘交趾,東則千裡長沙、萬裡石塘,上下渺茫,千裡一色,舟舶往來,飛鳥附其颠頸而不驚(《瓊管志》)。”北宋鹹平六年(1003),廣州地方官曾向朝廷進呈《海外諸蕃圖》。諸蕃志》的作者趙汝适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閱《諸蕃圖》,有所謂‘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這裡的所謂“石床”、“長沙”之險”,即指南海諸島和隐伏水下的珊瑚環礁,而“竺嶼”則為東西竺(或上下竺),指今馬來半島東南海外之奧爾(Aur)島。

南海中礁盤衆多的現象,不但入華的番商也注意到。10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家馬素迪(Abu al-Hasan‘Ali al-Husayn‘Ali al-Mas’udi)在提到漲海時說那裡海浪極大,洶湧澎湃,“有很多海礁,商船必須從中穿過”。

南海各處廣布的石塘——即環礁、石床——即淺灘、礁盤,是航行的海舶必須小心躲避之地。為避開這些水下暗礁,古代中國舟師們在離開中國港口下番時,在航線上隻有兩個選擇:或沿東亞大陸沿海航行,或首先向東,再沿西太平洋島弧而行。是以,有關“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起初必與中國海舶下番時所選擇的航線有關。凡沿上述南海東緣航線所經諸島諸國,均為東洋;而沿其西緣者則為西洋。

3.漲海

漲海之名很早便見于文獻。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吳武陵太守謝承撰有《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此書今佚。但其中的“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一句,卻廣為史家引述。晉人郭璞注《爾雅》所記螺這種軟體動物時,寫道:“蚹蠃螔蝓(即蝸牛也)。蠃小者蜬螺(大者如鬥,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交趾近海,将在下文讨論。日南為漢代所設郡,位于今越南中部,因而漲海指南海甚明。

南朝末徐陵所輯《玉台新詠》引《南州異物志》節文提到:“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外徼人乘舟皆以鐵铧铧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同書錄《晨征聽曉鴻》詩,引:

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又,”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郭璞《江賦》:“濟江津而起漲。”《注》:“漲,水大之貌。”

由此觀之,漲海系漢語名稱。唐李商隐的《為荥陽公進賀正銀狀》:

伏以運當聖日,節在正春,近則入金門而排玉堂,歡于上壽;遠則梯重山而浮漲海(《初學記》:案,南海,大海之别有漲海。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隋書•志》新川郡海豐縣有漲海。……)務以獻琛。

而在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經》中還可見 “阇婆,國名也,在扶南東,漲海中洲”的記載,則漲海不僅指南海,而且還包括今加裡曼丹島以南海域。

漲海之名流傳得很廣,大食與其他西亞穆斯林航海家與旅行家也稱南海為漲海。9世紀阿拉伯旅行家蘇萊曼(Sulayman)提到,“從昆倫島出發,航隊進入漲海(Changkhay)水面,随後便進入中國門。中國門由海水浸沒的暗礁形成,船隻從這些暗礁之間的隘道通過。”10世紀初,阿拉伯航海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kih)記載,從昆侖島出發,“到達一地,名漲(Chang)。這裡靠近中國門”,“在鄰近中國之處,有一地叫漲海(又為一海名)。”他還說:“去中國的第一海是漲海(Changkhay),第一座山是昆侖山”,“盡管(漲海)不大,然而卻是最難以穿越的”。“目前往中國的海員們詢問當地風力時,漁夫們便告訴他們有風或無風的可能性。因為,在該海中,一旦強風刮起,很少有人可以逃脫。”10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家馬素迪(Abū al-Hasan ‘Alī al-Husayn ‘Alī al-Mas‘ūdi)在提到漲海時說那裡海浪極大,洶湧澎湃,“有很多海礁,商船必須從中穿過”。

前已述及,由于“漲海”之“漲”之義為“水大貌”,顧名思義,“漲海”從字面解其意義本為“大海”,是以史籍中有時亦可發現“漲海”泛指大海的例證,不足為奇。

4.大東洋與小東洋

按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東洋”之下劃分為“大東洋”與“小東洋”兩個次概念。《志》文說:

東洋:

佛坭國管小東洋:麻裡蘆、麻葉、美昆、蒲端、蘇錄、沙胡重、啞陳、麻拏啰奴、文杜陵。

單重布羅國管大東洋:論杜、三啞思、沙啰溝、塔不辛地、沙棚溝、塗離、遍奴辛、勿裡心、王琶華、都蘆辛、啰愇、西夷塗、質黎、故梅、訖丁銀、呼蘆漫頭、琶設、故提、頻底賢、孟嘉失、烏譚麻、蘇華公、文魯古、盟崖、盤檀。

阇婆國管大東洋:孫條、陀雜、白花灣、淡墨、熙甯、啰心、重茄蘆、不直幹、陀達、蒲盤、布提、不者啰幹、打工、琶離、故鸾、火山、地漫。”

從陳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來看,元初和元中期時代的“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加裡曼丹島和爪哇島以東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和加裡曼丹島,由佛坭國 (今文萊)管領。而“大東洋”主要指加裡曼丹島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東洋”又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包括今印尼馬魯古群島以東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諸島。

《南海志》成書于元大德間,但上距宋亡不過二十餘年,故而其所記錄的上述内容,即“東洋”下分為“大東洋”和“小東洋”等地理概念,當系沿用了宋代的舊稱。代張燮的《東西洋考》中隻有“東洋”的總名稱,不再有“大東洋”與“小東洋”之分。

明末利瑪窦入華後,在向中國人介紹環球地理時,“大東洋”與“小東洋”的名稱重新被使用,不過意義轉為指東太平洋與西太平洋,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茲不重複。

5.南海東——呂宋洋面

張燮在其著作《東西洋考》記:

又從呂蓬(用坤未針,五更,取芒煙山)。

芒煙山(用丁未針,十更,取磨葉洋)。

磨葉洋(用單直,并丁未,取小煙山)。

小煙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針,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用單丁,五更,取巴荖圓)。

巴荖圓(用丁未,五更,取羅蔔山)。

謝方認為“呂蓬”即呂宋馬尼拉灣外之廬邦島(Lubang)。廬邦島(Lubang)确在呂宋之南,地望合。“呂蓬”與《指南正法》中提到呂宋赴文萊的開船地為“呂帆”,當為同一地。《順風相送》中《呂宋往文萊》針路的記載是:

雞嶼開船,用巳丙及乙辰,十更。

沙塘石開船,到呂蓬港口。若是呂蓬山外過,讨麻裡呂。

坤未,五更,取芒煙山。

丁未及午丁,十更,取麻幹洋,讨鬱山,無風搖橹二日三夜。

單午及丁未,取小煙山前密。

丁未,五更,取三牙、七峰山。

單丁,五更,取芭荖員。

對比下文《指南正法》呂宋往文萊針路中提到的地名“麻茶洋”,以及下述《東西洋考》所錄呂宋赴文萊針路中提到的“磨葉洋”。或許“麻幹洋”、“麻茶洋”與“磨葉洋”為同一地名的不同譯名。向達教授将“麻幹洋”比定為呂宋至巴拉望(Palawan)島之間的洋面。如再精确一點,從航路上看,似未到巴拉望,應在民都洛(Mindoro)島以西洋面一帶。

6.南海西——越南近海

1)交趾洋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三合流”條,稱:“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址洋,中有三合流。”這裡提到海南西南的“交址洋”在其他文獻中又寫作“交趾洋“,即今廣西、海南與越南北部海岸所圍合之北部灣,又稱東京灣。

2)綠水洋

《元史》卷二百九《安南傳》記,至元二十五年,皇子鎮南王脫歡征安南,“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 ,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趨瓊州。”

此綠水洋的地望,可據安南屯山确定之。高榮盛考:

屯山,陳佳榮、謝方、陸峻嶺編《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中華書局,1986年)記為“團山”(山在今海防東北大海中)。陳連慶提出,團山,《元史•安南傳》作屯山,蘇繼庼先生拟為雲屯山。《環宇通志》言此山在新安府雲南縣大海中,“兩山對峙,一水中通”,南朝時“番國商船多聚于是”。

3)混沌大洋/昆侖洋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地理志》時,摘錄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其中的“廣州通海夷道”詳述了下番船舶由廣州出航後前往西域之途: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裡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島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今越南岘港以東之占婆島),山在環王國東二百裡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歸仁以北的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門毒國(歸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蕃朗),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馬六甲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裡,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

賈耽所記之軍弄山,即今越南昆侖島。《元史》卷一百六十二《史弼傳》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水師征爪哇水程:

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裡石塘,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榄嶼,假裡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

《史弼傳》所記混沌大洋,即昆侖洋。《島夷志略》“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順風七晝夜可渡。”這裡是說從中國前往南印度,必經昆侖(今越南南方之昆侖島)。

明費信《星槎勝攬》卷一:

昆侖山: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昆侖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雲:“上怕七洲。下怕昆侖。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産無異物,人無居竈,而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占城國》:

其與占城鼎峙而望者,有崑崙之山,盤礴千裡。其北有弓鞋之嶼。。山之下曰昆侖洋,其水不見山二十五托,溝内可五十托,過溝可三十五托。舶之往西洋者,善風七晝夜始盡此山。其民漁采而食,巢穴而處其,狀怪而黑。(諺曰“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三、東南亞、印度洋海區

1. 莆奔大海

《經世大典·海外諸番·爪哇》至元三十年:

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

《島夷志略》中有蒲奔條:

地控海濱,山蹲白石,不宜耕種,歲仰食于他國。氣侯乍熱而微冷。風俗果決,男女青黑,男垂髫,女拳髻,白缦。

民煮海為鹽,采蠏黃為鲊。以木闆造舟,藤篾固之,以綿花塞縫底,甚柔軟,随波上下,以木為槳,未嘗見有損壊。有酋長。地産白藤、扶留藤、槟榔。貿易之貨,用青磁器、粗碗、海南布、鐵線、大小埕甕之屬。

蘇繼庼注:

蒲奔,沈曾植、藤田,柔克義皆以蒲奔與《元史·爪哇傳》之莆奔大海有關。惟此海在何處,則又意見不一。沈氏未明言此海在何處,然觀其以蒲奔位于爪哇之吉力石(Gresik)或杜闆村,可見其非以此海指焉都拉海峽(Madura Strait),即指東爪哇之爪哇海。柔克義則據格倫維爾(Groeneveldt)之說(Notes,P.223),以為此海指馬都拉海峽,惟蒲奔究指馬都拉島抑指巴厘島,則不能肯定。藤田以《元史》之莆奔大海指東爪哇海,而本書之蒲奔則指加裡曼丹島東南岸之Tana Bumbu。蒲奔物産以白藤為主,共在加裡曼丹東南境可知。《東西洋考》文郎馬神條“萪藤”注:“文郎亦獨盛他國。”義淨《求法高僧傳·昙潤法師傳》雲:“至柯陵北渤盆國,遇疾而終。”渤盆或亦蒲奔之異譯。案:蒲奔當在今加裡曼丹,自無可疑。莆奔大海指爪哇海,亦無可疑。惟蒲奔是否為藤田所言之Tana Bumbu,則尚可讨論。查加裡曼丹島南部有河名Pembuang,其河口名Kuala Pembuang,東距文郎焉神約一百英裡,古時其地有國,即以此名。(楠案:Pembuang今圖譯作彭布安,其港口譯作瓜拉彭布安。]就對音言,以Pembuang當于蒲奔,實視Bumbu為更合,亦即渤盆國也。《宋史·真宗紀》之蒲婆,《大德南海志》之蒲盤,皆為此名之異譯。

在文郎馬神崛起前,Pembuang殆為加裡曼丹南部之大國。中國海入爪哇海之門戶,亦由此國控制,是以爪哇海在明以前,遂有莆奔大海之名。本書此處明言“地控海濱”,可見此國實當航海之要沖,決非僻處一隅之Tana Bumbu可比拟也。

按,此說可從。莆奔大海當指位于婆羅洲(今加裡曼丹島北部)之莆奔國所臨之海。

2.淡洋

《島夷志略》:

港口通官場百有餘裡,洋其外海也,内有大溪之水,源二千餘裡,奔流沖合于海。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經過,往往乏水,則必由此汲之,故名曰淡洋。過此以往,未見其海洋之水不鹹。

《星槎勝攬》:

其處與阿魯山地連接配接,去滿剌加三日程。山遶周圍,有港,内通大溪,汪洋千裡,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入過往汲之,名曰淡洋。

沈增植以為《瀛涯勝攬》啞魯國條、《西洋朝貢典錄》阿魯國條之淡水港即淡洋。藤田與柔克義則以淡洋指蘇門答島東岸之塔米昂(Tamiang)。案:淡洋與阿魯(Aru)皆在蘇門答臘島東岸,淡洋與阿魯既為二地,自以藤田、柔克義所指為是。蘇氏又舉《西洋朝貢典錄》、《武備志·航海圖》等文獻考淡洋至諸港水程,并提出《元史·成宗紀》中之毯陽為淡譯元代另譯,并舉《爪哇史頌》之Tamiang。至于其地望,蘇氏提出,如以元與明初之阿魯在今日裡(Deli),則其淡水港當在日裡河下遊。

3.阿魯洋

今存明《衛所武職選簿》系明代選拔中下層武官的兵部檔案。範金民先生曾将其中有關鄭和下西洋資料輯出。其中一則檔案記南彙嘴守禦中後所試百戶孫仁武,其曾祖孫閏,“永樂三年綿花洋殺獲賊船,阿魯洋擒殺賊寇有功,升小旗。”另一則檔案記交趾人宗信可,南京錦衣衛佥事,其三世祖宗真永樂“三年除本衛世襲副千戶。本年阿魯洋殺賊,獲賊船功,五年升本所世襲正千戶。”南京鷹揚衛指揮使哈承寶,其祖先哈隻“先于永樂三年西洋等處公幹,四年舊港、綿花與阿魯洋等處殺獲賊舡,五年升指揮佥事。”

阿魯洋當指阿魯一帶近海。《島夷志略》記淡洋風土物産時曰:

取其水灌田,常熟。氣候熱,風俗淳。男女椎髻,系溜布。有酋長。地産降真香、葦粟,與亞蘆同,米顆雖小,炊飯則香。

對這裡提到的亞蘆,蘇繼庼注:

此名不見他書,本書唯此一見。藤田視其指廬荟(Socatra Aloes),波斯語作Alwa,以為即此名之對音。然蘆荟為一種藥物而非食物。且葦粟既為一種谷物,則亞蘆亦當視為一種谷物。查吉打産一種稻名arong,疑亞蘆即其對音。

對證《星槎勝攬》的有關“淡洋”的相應記載:

田肥禾盛,米粒尖小,炊飯甚香。地産香。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梢布。貨用金銀、鐡器、磁器之屬。

可知,汪大淵所記的葦粟,即費信之“禾”,故而汪大淵所謂“葦粟,與亞蘆同”中之“亞蘆”當為地名,即阿魯。蘇先生考證不可信從。

《星槎勝攬》記阿魯:

阿魯國:其國與九州島山相望,自滿剌加順風三晝夜可至其國。風俗氣候與蘇門答剌大同小異。田瘠少收,盛種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入山采米腦、香物為生。各持藥镞弩防身。地産鶴頂、片米、糖腦以售商。舶貨用色段、色絹、磁器、燒珠之屬。

4.綿花洋

前引明《衛所武職選簿》三則檔案中,有兩則在記“阿魯洋”時,提到“綿花洋”:孫閏,“永樂三年綿花洋殺獲賊船,阿魯洋擒殺賊寇有功,升小旗。”哈隻永樂“四年舊港、綿花與阿魯洋等處殺獲賊舡。”

綿花洋當指綿花嶼近海。《東西洋考·西洋針路》:

又從滿剌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剌,用單幹針,五更,取綿花嶼。)

綿花嶼(第三灣正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單戌針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

謝方以為綿花嶼在今馬來西亞巴生港(Port Klang),位于今安答曼海濱。

5. 南巫裡洋

此洋得名于蘇門答臘島西北角地名南巫裡。文獻中有關此洋記載甚多,譯名不一。萬明近撰《鄭和七年“那沒黎洋”——“印度洋”》文,收集明代有關此洋之各種記載并加考察,其結論為,那沒黎洋即西洋,也即明初對印度洋之稱謂。按,那沒黎洋那西洋,見諸文獻,自無問題。因“洋”在明代仍指具體的海域,故不可能指印度洋,當指蘇門答臘與錫蘭山之間的海域,即今之孟加拉灣。

6.小西洋

葡萄牙人東來後,自稱來自大西洋,以差別于此前鄭和所下之“西洋”。故而明清漢文史籍中,将葡屬印度殖民地果阿稱為小西洋,又指印度以西海域。明末入華的意大利人艾儒略所著《職方外紀》卷五中有《四海總說》一節,稱:“茲将中國列中央,則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為西海。”

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荟》中記:

應帝亞國,中國所呼小西洋,以應多江為名,一半在安義江内,一半在安義江外。天下之寳石、寳貨自此地出,細布、金銀、椒料、木香、乳香、藥材、青朱等無所不有,故四時有東西海商在此交易。人生黑色,弱順。其南方少穿衣。無紙,以樹葉寫書,用鐵錐當筆。其國王及其各處言語不一。以椰子為酒,五谷惟米為多。諸國之王皆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為嗣,其親子給祿自贍而已。外國圖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這裡所謂應帝亞,即印度拉丁文名India之音譯。應多江,即印度河。安義江,當為恒河。

7. 溜山洋

費信《星槎勝覽》中有溜山洋國條,曰:

自錫蘭山别羅裡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其山海中天巧,石門有三,遠望如城門,中可過船。溜山有八:沙溜、官嶼溜、人不如溜、起來溜、麻裡溪溜、加平年溜、加安都裡溜,其八處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幹,以代糧食。男子拳發,穿短衫,圍梢布,風俗嚣強。地産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谷之屬。其酋長感慕聖恩,常貢方物。傳聞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說也。亦有人聚,巢居穴處,不識米谷,但捕魚蝦為食,裸形無衣,惟紉樹葉遮其前後。若商舶因風落其溜,人船不可複矣。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亦見載,文字略異:

溜山,名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别羅裡南去,順風七晝夜至。其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三,遙望如城阙,中可過船。入溜稍大,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入溜即溺。人率依山巢居穴處,或網溜洋大魚,曬以代糧。拳髮,穿短衫,圍梢布,亦多祼形,紉樹葉蔽前後。産龍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谷。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業漁,好種椰樹。其椰皮結繩,可貫闆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鲛魚,一名溜魚。織絲帨甚工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溜山洋當得名于溜山,即溜山一帶海域。溜山,即今印度洋中之馬爾代夫群島。元代稱為北溜。《島夷志略》記:

北溜:地勢居下,千嶼萬島。舶往西洋,過僧加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辄漂此國。候次年夏東南風,舶仍上溜之北。水中有石槎牙,利如鋒刃,葢已不完舟矣。

地産椰子索、□子、魚幹、大手巾布。海商毎将一舶□子下烏爹、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餘。蓋彼番以□子權錢用,亦久遠之食法也。

溜山國,明代有關鄭和下西洋史料記載文字詳略不一。鞏珍《西洋番國志》曰:

溜山國,自蘇門答剌國開舡,過小㡌山,投西南行,好風十日可到其國。番名偞幹,無城郭,倚山聚居,四面皆海,即如洲渚狀。國之西去,途程不等。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阙。有八大處:曰沙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裡奇溜、曰加半年溜、曰加加溜、曰安都裡溜、曰官塢溜,此八處者皆有地主而通商賈。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緩散無力。舟至彼處而沉,故行船謹避,不敢近此經過。古傳弱水三(十)[千],即此處也。其人皆巢居穴處,不着衣衫,隻以樹葉遮蔽前後。平生不食米谷,惟于海中捕魚蝦而食之。行舡者或遇風水不順,舟師針舵有失,一落其溜,遂不能出,大概行舡謹防此也。其偞幹國,王、臣、庶皆回回人,風俗淳美,悉遵教門行事,人皆以漁為生。多種椰子樹。男女體貌徹黑,男子白布纏頭,下圍手巾;婦人上着短衣,下亦以闊布手巾圍之,又用闊大手巾(過)[裹]頭,蓋下隻露其面。婚喪之禮依教門行。土産降香,不多,惟椰子廣,他國皆來販賣。有等小樣椰子,土人将殼旋酒(鐘)[盅],以花梨木為足,用番漆其口足,甚美。椰子皮穰打成廉細索,收積盈堆,各處番舡皆販去賣予,造成等用,蓋番人造舡不用鐵釘,止鑽孔,以椰索聯縛,加以木楔,用瀝青塗之至緊。出龍涎香,漁者溜中採得,狀如浸瀝青,嗅之不香,火焚有魚腥氣,價高,以銀(對)[兌]易。出海(囗)土人採積如山,堆罨,待肉爛,取殼轉賣暹羅、榜葛剌國,代錢使。出馬鲛魚,土人将其魚切如臂大,深曬至幹,盈倉收儲。他國多販去,名曰溜魚。又出一等絲嵌手巾,長闊而加實密,勝他處所出者。又出一等織金方帕,男子可纏頭,其價有賣銀五兩者。氣候長熱如夏,土痩米少麥無,蔬菜不廣,牛羊雞鴨皆有,餘無所産。王以銀鑄錢使用。中國寶舡亦一、二往彼,收買龍涎香、椰子等物,乃一小邦也。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

其國在小帽西南可二千裡。由彭加剌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腳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腳;又取北辰一指三腳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腳、又過鹦□嘴之山,又五更見鐵砧之嶼。又七更見佛舍座之山。又五更見牙裡之大山。由是至溜官之嶼而及其國。

其地四面濱海,倚山為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纏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圍帨。女帨蓋首,上短衣,下亦圍帨。其膚體鹹黑,其土氣恒燠。

其交易以銀錢。(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漁、□。其谷宜稻、麥。其畜宜牛、羊、雞、鴨。凡為杯,以椰子為腹,花梨為跗。凡為舟,不以鍛鐵,以椰纕繩之而貫之而楔之。以龍涎镕之而塗之。

凡取龍涎,多于溜嶼。其嶼石多蟠龍,春而吐涎,羣鳥集之,羣魚□之。其黃者如膠,黑者如五靈脂,白者如藥煎。其氣腥。或得之魚腹,其大如鬥,圓如珠,其價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錢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錢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山積之而罨之,腐之。凡取馬鲛魚,斮之而暴之、貯之。其來易者為暹羅之商,為榜葛剌之商。

國之西海有石門,狀如城阙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嶼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來溜,五曰麻裡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裡溜,皆可通海舶,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謂“弱水三千”者焉,一曰有三萬八千餘溜,舟風而傾舵也,則墜于溜,水漸無力以沒。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處,魚而食,草木而衣。

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遣其臣來朝貢。)

論曰:《山海經》諸古書及郦道元所引論弱水多矣、雖通人辨士,莫之能明也。茲複知有溜山弱水矣。見覽雖益廣遠,而天地之大,終不能窮焉。

8.東大食海

宋代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所提到天竺以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唐代航海家們就已經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屬大食。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羅門南境”,至波斯灣的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以賈耽之語與周去非所記相較,可見兩者甚為接近。稍知現代地理的人一望可知,周去非所謂“東大食海”,與賈耽所稱之位于婆羅門南境與大食之間的海為同一海域。此海乃指今之阿拉伯海、波斯灣與紅海。就是說,唐代舟師已知從印度南部向波斯灣航行,須循阿拉伯海東岸行,而此海以西則屬大食。

至于所謂“西大食海”,周去非說:“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很顯然,這裡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與之毗連的北大西洋。“木蘭皮”即阿拉伯語 maghrib的音譯,意為“西方”。“木蘭皮諸國”即今北非阿拉伯馬革裡布諸國。地中海是當時中國人地理知識的極限,“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周去非所記當來自大食海商,可見地中海與大西洋的交接處,也是大食人的地理知識極限。

從地理學的角度觀察,所謂“東大食海”與“西大食海”的命名原則,乃是以阿拉伯帝國的重心今西亞地區的南部地區為觀察中心,即座标中心點。周去非在提到“西大食海”這個名稱之後,接着提到“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這一點提示我們,不僅“東大食海”、“西大食海”這一對海外的地理坐标是以西亞為中心,而且其名稱本身可能也是外來的。

公元12世紀斯加裡野國(今意大利西西裡島)地理學家愛德利奚(Edrisi)于1153~1154年間著《地理書》,其中地圖注有海名 Bahr al-Muslim al-Gharbi,意即“西穆斯林海”, 此海在元代阿拉伯史家烏馬裡的《眼曆諸國行紀》中寫作Bahr al-Gharbi ,意為“西海”。公元10世紀後半葉成書的波斯無名氏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描述了“西海”的範圍,說它從蘇丹和木蘭皮(Maghrib)諸國的極邊開始,直至蘆眉(Rum,今小亞)海峽。

若将穆斯林地理圖志中愛德利奚的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世界境域志》及烏馬裡書中的Bahr al-Gharbi即“西海”,與周去非的記載相對照,可推知周去非從大食海商口中聽說的,很可能是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這個名字。換而言之,“西大食海”當系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的漢譯。阿拉伯地理文獻中還有“木蘭皮海”(Bahr al-Maghrib)或“蘆眉海”(“拜占廷海”,Bahr al-Rum), 均指地中海。

周去非的“東大食海”亦可能有西域圖籍的背景。若查檢穆斯林地志中有關印度洋的記載,可發現《世界境域志》描述過一個名曰“大海”(Bahr al-’Azam)的大洋,說它與中國相通,有五個海灣:

第一個海灣起始于阿比西尼亞,面對蘇丹,向西伸延,稱為“撥拔力”(Barbari)灣。按,此即今之紅海南端與阿拉伯海相接處之亞丁灣。

第二個海灣與第一個海灣相連,向北方伸延,直至埃及之境,越來越窄,北頭最窄處僅一海裡寬,稱為“阿拉伯灣”。按,此海即今之紅海。

第三個海灣起始于法爾斯(Fars)海岸,向西北延伸。阿拉伯之地均位于此海與上述之“阿拉伯灣”之間。按,此海即今之波斯灣。

第四個海灣稱為“波斯”(Pars)海,起始于波斯之邊界,彼處很窄,延伸到忻都邊界。按,此海應即今之阿曼灣。

第五個海灣稱始于印度斯坦國邊界,向北方伸延,成為一個海灣,稱為“忻都”灣。按,此海似應為今之孟加拉灣 。

波斯無名氏作者所提到的這個“大海”,除了其中第四個海灣以外,其整個地理範圍應當大緻與周去非的“東大食海”相當。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中西學院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輯,注釋從略,引用請核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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