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道上》
李霖燦 著
[加]李在中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40年，大公報館出版部發行了一本僅僅125頁的小冊子——李霖燦的《黔滇道上》，其中包括《黔滇道上》《麗江随筆》《大理清碧溪》《洗馬塘》《古宗藝術之初步考察》共五篇文章。
西南公路線上寫得最好的一本小書
當年6月1日沈從文在昆明《中央日報》也發表文章《黔滇道上》，沈先生最後評論說：“其實這本書最好的讀者，應當是萬千在西南公路線上的旅客及居住西南各地服務，卻對于當地山川名勝、風景人情十分隔膜的外來人。對他們，這是一本最好的參考書，作者的文筆相當優美，對于地方風景特征描寫尤其特長，插圖又不少，若與最近書店印行同類書籍比較時，實應當算是寫得最好的一本小書。”
當然沈從文的評論也指出了這本書的兩個遺憾之處：一是“尚有若幹篇未曾收入”；二是“插圖制版不能表現原畫優美處”。李霖燦先生的哲嗣李在中先生晚年緻力于中國早期文博事業的研究以及兩岸文化交流事業，他重走父親當年走過的路，整理父親的書稿，經過反複考量，于是有了不久前出版的《黔滇道上》。本書将沈從文的評論作為代序冠于前，向鼓勵他們寫作畫畫、鼓勵他們挖掘雲貴高原這塊富礦的沈先生緻敬！随後是李在中《人是路走出來的》一文，認為《黔滇道上》一書旨在提倡走路的哲學。李在中在這篇文章以及後面的編者按和編後語中，把新版之新交待得很清楚，增加了這段時間的李霖燦日記、三篇散記，以及曾經單行過的《中甸十記》，附錄了李霖燦的一篇遺稿《步行湘黔的驚險》，以及李裕《難忘的1938年》。這部分其實交待了《黔滇道上》之前因和步行考察湖南到貴州這一段。如果我們從後朝前讀，就會得到西湖藝專（中央）從沅陵遷到貴陽，從貴陽到雲南的線路情形。附錄的另一篇《高原之歌》則是到達昆明後的事情，藝專成立了高原社，這個時候西南聯大的一群文藝青年也組織了一個以沈從文為導師的高原社。在李霖燦的撮合下，這兩個高原社結為秦晉之好，在沈從文家中開了一個盛會。《高原之歌》一文還濃墨重彩地說了藝專校長滕固對邊疆藝術慧眼獨具，頗想對南诏的宗教藝術有所探讨，提出“邊疆藝術考察計劃”，本來是邱玺負責圖案，俞鵬負責音樂，李霖燦負責畫畫，後來邱、俞二位因故不能前往，是以李霖燦獨自展開調研。其成果是寫出了納西族的兩部字典和西南遊記多篇。
記住大時代的一些人和故事
新版《黔滇道上》，完全彌補了沈先生指出的初版之不足。在文章搜集方面，幾乎全面展開了這個“邊疆藝術考察團”的考察報告；在配圖上盡可能把李霖燦的一路寫生放進來，設計考究、文氣十足，還同時放進了事隔80年後李在中重走這條路所留下的一些紀念照片，這些照片和李霖燦的手繪并置，既讓人慨歎大美于斯，又唏噓物是人非。
更讓人噓唏的是：李在中2020年8月8日猝逝于加拿大，享年71歲，他最終念念來大陸最終沒有成行，念念這本書的出版他也沒有看到。
《黔滇道上》背後的故事非常豐富，李在中整理該作品，希望我們是以記住那個大時代的一些人和故事，包括從沅陵遷到貴陽“徒步宣傳團”的七勇士：李霖燦、夏明、袁宏偉、許樹勳、劉魯也、楊德炜（“八仙過海，就缺少了一位何仙姑”），李霖燦為隊長，李浴管财務（1938年12月3日-12月30日，滕固校長囑咐沿途要留意文物古迹）；從貴陽到昆明的三劍客李霖燦、李長白、夏明（1939年2月7日-3月3日）。這背後是沈從文、滕固、董作賓、李公樸等諸位先生的支援和鼓勵。
回到《黔滇道上》文本的文字，有些地方着實催人淚下。例如開頭“大火中由貴陽出發”：“貴陽最繁華的大十字一帶全毀了，火在向四面延燒，四面八方的人都跑向新城的銅像台來，曠野場一堆堆的人，一堆堆的箱杠，每一堆就表示這是一個‘家’……草地上靠電杆邊寂寞地躺着一個小娃娃，黃蠟般的肚皮上赫然是機槍子彈穿過的洞，是他母親由轟炸中、火燒中、擠壓中搶出來的，一直到這裡才看出她抱了這麼長久的，原來是一個死了的小娃娃，母親雖然走了，小娃娃躺在這裡。這，原來也是一個‘家’。”
但本書絕沒有沉浸在悲傷之中，而是充滿了“我們會再建設起來！”的豪情，這本書的格調非常高揚。那個時代的親曆者何兆武在《上學記》中說：“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麼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争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是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争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隻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着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是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是以李在中說，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中甸的歸化寺 李霖燦手繪
面對真實的問題，我們才能進步
李霖燦是學畫畫的，對色彩非常敏感，是以《黔滇道上》的描寫色彩豐富，真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在于言外”。他在《大理清碧溪》文中說：“世界上的事物可分兩種，通常的都是理想或幻想比事實本身更美麗些，但也有一種是非看到實物不能激起你的幻想。”沒有艱苦的實地考察，所謂“道法自然”就隻能停留在口頭上。
在《貴州的苗民》中，李霖燦還說：“苗夷本身就是一個最好的繪畫對象，倒不是他們特異的服裝，而是他們都有純真的表情。在現在不得不戴面具生活的社會上，我們也實在分别不出真假，每天和我們周旋的人我們實在把握不住他的表情，學繪畫的人追求的是真，但這很難在我們周圍找到，反而在苗區，我們看到多少美麗的黑眼睛，一個個都發着真實的光，他們的心情我們看得很清楚，高興就天真地笑，看人也是正着眼睛認真地看，就是害羞也是純真的害羞，和現在我們周圍假的躲藏的眼睛一閉，我們覺得他們更親切，使我們想到為什麼高更要到野人的海島上去繪畫那時的心情。”更有意思的是：《黔滇道上》的考察範圍非常廣泛，不僅涉及民族、風俗、文物、衣飾、工藝美術，還包括苗夷關系問題、鴉片問題、關系國防的兵役問題等。
李霖燦在1939年2月21日的考察日記中說：“現在西伯利亞是俄羅斯的乳房，我們也要把西南開發成我們最大的倉庫。請大家一起來動手開發！”李霖燦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業：納西學的研究以及中國文博事業。
我們可以說，這次國難南遷，讓中國青年能真實地對待自己，對待我們的處境，真實地掂量我們的所有。面對真實的問題，我們才能進步。“國破山河在”，那考驗着每一個良知者的智慧。大批有志之士參與了對西南邊疆的調查，促進了西南高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新化和，這種化和大大促成了中國藝術、民族學、社會學等方面的新視野和新發展。那個大時代中有無數的榜樣，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蒙 木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