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托比·利希蒂希/采訪 盛韻/聽譯
達蒙·加爾古特（邵仄炯繪）
最近幾個月，全世界的出版圈都在感歎：今年非洲文學殺瘋了。坦尚尼亞作家古爾納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後，南非作家達蒙·加爾古特（Damon Galgut）收獲布克獎，塞内加爾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爾·薩爾收獲龔古爾文學獎。加爾古特寫了九部小說、四部話劇，是各大文學獎的常客，曾兩度入圍布克獎短名單。《泰晤士封包學增刊》（TLS）小說編輯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2021年布克獎宣布後第一時間采訪了加爾古特，請他談談獲獎小說《諾言》（The Promise）的寫作背景。《上海書評》獲授權翻譯該訪談以飨中文讀者。
2021年布克獎作品《諾言》
您拿過不少文學獎，這次得布克獎有什麼不一樣嗎？
加爾古特：媒體已經炒瘋了，我還在消化中。今天才是拿獎第二天，也許你過段日子來問我我可以答得更具體。不過各種迹象表明，的确很不一樣。
那我們直接進入小說吧，《諾言》跟随了斯沃特（Swart）一家三十年的曆史，從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行将就木的八十年代一直寫到近年，這個家庭是怎樣的呢？
加爾古特：這肯定不是個井井有條的好人家，很多評論者覺得我在寫自己的南非家庭（譯注：Afrikaan，南非白人，舊稱“布爾人”，說為友善各種族人與荷蘭人溝通而創的“南非語”，舊稱“布爾語”），其實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做的是各種混合。《諾言》裡的母親瑞秋是猶太人，更傾向說英文，不過她嫁了個南非白人瑪尼·斯沃特，是以他倆的孩子們都說雙語（英語和南非語），也混着不同的信仰。這在南非是很典型的現象，尤其是南非白人家庭。我不知道英國讀者會怎麼看，但南非肯定不是方方正正鐵闆一塊，有很多混血和混文化，我的小說想反映的就是這種“雜”。
瑞秋臨死前重歸猶太教，好像背離了她的南非白人家庭。
加爾古特：這裡有一點本人家庭的影子。我母親出身基督教徒，在嫁給我父親後改信了猶太教，為了教育孩子，她覺得一家人共有一種信仰比較好。我父親從不嚴格踐行教義，我母親也沒有堅持到底，我兩歲時入了猶太教，但從來沒接受過正規希伯來語的宗教訓練。大家就得過且過。
去年您給《泰晤士封包學增刊》寫過一篇評安德魯·哈丁（Andrew Harding）的《這些人可不是紳士：兩個死者，四十個嫌犯，擊垮一個南非小鎮的審判》（These Are Not Gentle People: Two dead men. Forty suspects. The trial that broke a small South African town）的書評，其中提到了一些自己的家庭背景，也提及了暴力，以及南非白人的心态。瑪尼·斯沃特有那種心态嗎？
加爾古特：我給你們寫的那篇書評把很多人吓到了，我父母離婚後，母親改嫁給了一個南非白人（那年我九歲），他經常揍我們，暴力是我成長經曆中最紮心的部分。我們在家必須說南非語，如果不說就會吃一頓老拳。《諾言》裡的一家之主瑪尼沒有那麼暴力，但是我希望能寫出那個時代彌漫在空氣中的暴力氛圍，即使沒有拳頭落在身上。瑪尼這個人物有我繼父的影子，可以說是他的“暴力縮水版”，在信仰上也遠比我繼父虔誠多了。
暴力的确在小說中揮之不去，三個孩子裡的老大安東參軍後親曆了暴力事件，心理受了很大的影響。
加爾古特：那個年代南非的年輕人都要義務服兵役兩年，這意味着許多人被迫去北方邊境（現在的那密比亞）參與種族戰争。而在南非國内，種族隔離政府對黑人城鎮的社會動蕩處置嚴厲。安東屬于後一種情況，他在黑人區想也沒想就射死了一個女人，負罪感跟随了他一生。我本人在空軍服役了兩年，很幸運沒有經曆這種境況。但我有朋友經曆過，一個沒有心理準備的年輕人突然被扔到極端對抗的環境裡，你不殺人就可能被殺。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但奇怪的是，南非社會很少讨論這些。這是南非曆史中未經消化的部分。相比之下，我每每驚訝于美國人對越戰的癡迷，那場戰争對美國人心态方方面面的影響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論。南非社會總體而言對暴力及其導緻的傷痛避而不談，隻有些零星的紀錄片和電影，任何一個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如果諱疾忌醫不好好處理這些隐痛，隻會導緻進一步的暴力。
小說裡的三個孩子安東、阿斯特麗德、阿莫爾很不同，您能談談這些人物尤其是這倆姐妹嗎？
加爾古特：我寫這小說也在努力嘗試描摹南非社會中女性的處境。傳統女性的角色相當令人不安，整體環境是極度父權制的，外加種族隔離的等級意識。在這種社會中，女性隻能操持家務，不停生孩子，無法為自己做主。明顯的例子是阿斯特麗德，她整天操心的是自己的外貌，擔心自己的安全，對政治和周邊社會的境況毫不在意。小妹阿莫爾則更為神秘莫測，如果說這小說有個道德中心，就是她。故事的核心是一個未兌現的諾言，阿莫爾是全家唯一一個上心的人，在故事發展的三四十年中，隻有她時不時提醒大家為何還不兌現諾言。從這個角度說，她是道德指路牌。但我也很警惕，不要把她寫成一個高不可攀的女英雄，讓小說掉進好人壞人的窠臼。她有道德感，但并沒有迫使别人兌現承諾，她的整體形象是比較神秘的、模糊的。如果是傳統小說，英雄主人公肯定要一諾千金為人表率，這不是我要寫的。阿莫爾小時候被閃電劈過，親戚都覺得她有哪裡不對。也許她是有哪裡不對吧。
也可以說她從小就被差別對待了，這種看法一旦成型，就很難再改變。
加爾古特：但看法在小說裡會随着時間推移變化，小說分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大概跨度是十年左右，先是少女阿莫爾，然後是女大十八變，出落成美女的她威脅到了整日關注容貌的姐姐；接下來美貌衰退，她成了普通的中年婦女，少了威脅感後，她成為人們願意傾訴的對象。
很多評論者都注意到您小說的音色變化，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聲音，您是怎麼做到的？
加爾古特：我想每本書都有自己的聲音，不光是選擇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書寫，還有你選擇用過去式還是現在式、人物的語調和語氣，我都得仔細去琢磨。我認識一些作家天生就知道該用哪種語調去寫，但我會花上點時間。《諾言》是以傳統的第三人稱叙述開始的，因為這本書有許多人物，打破了我之前小說聚焦于一個中心人物的模式，但一開始我并沒有找到正确的語調或人物切換間的語言變化。當中我停了八個月的時間，去做電影劇本，劇本完工的那一天我回到小說稿，人物對話就像電影一樣出現了。電影對話跟小說很不一樣，因為你得考慮在鏡頭裡如何呈現。于是我開始做實驗，在不同人物間剪切，先是對小說的主題——也就是時間以及時間的流逝，在時光面前，沒有一個人物比另一個更重要，你、我、首相、馬路上的狗可以身處同一個瞬間；其次我可以把許多不同的聲音同時呈現，這與南非的氣質很契合，南非的聲音是一種不和諧的大合唱，根本不可能隻用一種聲音來呈現這個國家。
達蒙·加爾古特
您曾經說過，小說的叙述者就像一個附加的人物，他會突然對讀者說話，這很有趣。他是怎麼樣的人？積極的、憤怒的、聽天由命的還是？
加爾古特：如果是傳統小說的第三人稱叙事，小說也會有一個講述者，但一般來說作者會盡量淡化這個講述者的存在感，不會很突兀，讀者看故事也好似透過一層磨砂玻璃。但如果像我這樣跳來跳去，就需要叙述者帶着讀者在人物間切換，是以叙述者就很難做到沒有存在感。這裡也牽涉到小說與其他藝術形式的差別，比如電影、戲劇會通過畫外音、旁白之類的方式去提示觀衆——“我們現在要開始講故事了”，而小說一般會避免這樣。我這次索性在小說裡也這樣寫了，直截了當告訴讀者你們在聽故事。回到你的問題，我覺得叙述者未必是同一個人，是以ta的語調時而同情，時而嘲諷，時而跳出小說指着讀者數落一番，ta甚至不必是人類——有時候ta會站在異類的立場上去評判人類行為。讀者可能會好奇這個叙述者是哪兒來的，是個什麼東西，其實ta隻是在提醒你讀到的是一個編出來的故事。
小說中有一個人物被故意放在了一邊，就是女傭薩洛梅，她既是小說的題眼（主人家的承諾是給她一間房子），又幾乎看不見，我覺得這樣處理非常巧妙，但也招來了一些批評，比如亞當·馬斯-瓊斯在《倫敦書評》上說“薩洛梅的單薄存在”。對此您怎麼回應？
加爾古特：根本上說這與南非社會有關。我當然可以像寫白人一樣寫黑人的心理，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但這樣反而會讓人覺得把不正常的東西正常化了，好像黑人和白人在社會裡有平等的立身之地似的。如果我像寫别的人物一樣寫薩洛梅的内心，她就僅僅作為一個人物而存在，但其實她比其他人更重要。我的邏輯是，通過寫她身邊的人怎麼看待她，讀者能明白南非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在南非，白人不會把黑人當成完整的人，雖說種族隔離已經結束快三十年了，但社會和人心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薩洛梅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黑人，一文不名，完全沒有發聲的可能，新南非的問題正在于沒有為這些人提供改變命運的機會。從文學角度說，作者會盡量賦予每個人物鮮活的感性，但我要讓讀者注意到薩洛梅的缺席，意識到她沒有自己的聲音。如果讀者注意到叙述者到處跳來跳去，他們也會注意到為什麼叙述者從來不去薩洛梅那兒，為什麼會有一塊空白。
我也考慮過一種寫法，讓薩洛梅在小說結尾一吐為快，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讓叙述者直指讀者：如果你對她一無所知，也許是因為你并不想知道，也根本不關心。
宗教是小說的一個主題，瑞秋是猶太人，瑪尼則越老越虔誠。您能談談宗教與南非政治的關系嗎？
加爾古特：種族隔離制本身與加爾文主義有很深的聯系，我在小說中也有所指涉。現在的南非，特别是我居住的開普敦，離譜的新紀元主義很泛濫。出于務實的考量，我在小說裡用了四個葬禮作為講述的工具。自我重複是很無聊的，如果四個葬禮都是一個宗教，恐怕我和讀者都受不了，是以我用了不同的宗教。最後一個葬禮就是新紀元主義的，我忍不住找了點樂子。
您在小說的題詞裡說希望人們能更嚴肅地看待非洲文學。最近幾個月真是非洲文學大豐收，您得了布克獎，塞内加爾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得了龔古爾文學獎，法籍塞内加爾裔作家大衛·狄奧普（David Diop）得了國際布克獎，坦尚尼亞作家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得了諾貝爾獎，您推薦哪位當代非洲作家給讀者？
加爾古特：挖坑的問題，我得小心呐。你提到的這些名字我都很推薦，我也得承認自己對非洲文學的關注還遠遠不夠。根本問題在于非洲有影響力的出版社太少了，南非大概已經是最好的了，除了奈及利亞外，很少有非洲國家能給作家提供像樣的展示舞台，書店也很少。是以非洲作家大部分依賴歐洲提供平台，這會帶來方方面面的問題，因為基本上你是被輸出包裝之後再賣回本土。我希望近期的國際關注不僅能帶來更多的西方讀者，也能帶來更多的非洲本地讀者，推動本土政府對文學的投入。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