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心傳的生平履曆，《宋史·儒林八》有記錄：“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複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官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诏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阙，為工部侍郎。”
這段記載頗為簡單，後面則大段引用了李心傳給皇帝所上奏章，而對其總體的評價則為：“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雲。”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書牌
可見，李心傳的史學才能最受看重，但《宋史》上也說他的史學觀點有回護鄉賢之嫌，因為李心傳祖籍四川，是以他所撰史書最重視四川人，而對江南地區的人則多少有輕薄之意。
關于李心傳傳記資料之少，美國人約翰C·查斐著，王華譯的《宋人傳記補遺——李心傳》一文首先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李心傳，這位傑出的人物，使我們在認識南宋早期曆史方面受益非淺，而其本人的傳記卻屬難于捉摸的課題，真令人啼笑皆非。涉及他的資料都很簡略，并且他的生活經曆較為平坦，雖然我們尚可通過本朝的傳記、偶爾的自述及友朋的著述，搜集到相關資料，再現其生平概貌，但由于本人文集實已不存，以及私人文字中不免與史著相違之成分，要想取得李心傳研究任何深入透徹且公認的成果，便成為極其困難之事。”
正因為如此，查斐努力搜集史料，總算大緻勾勒出了李心傳的一些事迹。例如李心傳的史學傳承，該文中寫道：“1167年，李心傳出生于隆州井研，乃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産鹽區。高祖李錫、祖父李發，其生平一無所知，而确立門戶者當屬其父李舜臣。李舜臣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幼年時便學超倫輩，潛心史學，有雄心壯志。1162年，即孝宗皇帝登基之初，李舜臣撰著長篇論文，列舉三國六朝時期南軍取勝的十大戰例，以此贊助恢複大業。”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卷首
查斐在此段話中談到李心傳的父親李舜臣就是一位史學家，他撰寫有史書，父親撰史的經過對李心傳有深刻影響，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自序》中稱：“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士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記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猶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财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習，往往失墜，甚可惜也。”
看來李舜臣撰寫史書有根有據，他參考了大量宮内檔案。如此撰史的方式對李心傳有深刻影響，然而李舜臣并不僅僅依據《實錄》等原始材料，他還與一些飽學之士進行商議，以此來印證原始史料的準确性。而李心傳長大後，想到了宋室南渡後發生了很多重要的可歌可泣之事，因為沒有詳細的記錄，有些事迹漸漸失傳了，這讓李心傳覺得大為可惜，這也正是他下決心要撰寫史書的主要動因。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序言1
然而李心傳撰寫史書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查斐在文中寫道：“李心傳終于在六十歲那年（1226年）步入官場，并在随後十四年中，絕大多數時間都供職任上。由于二十六位官員包括著名人士如魏了翁（1178—1237）、洪咨夔（1176—1237）、劉克莊（1187—1269）等的薦舉，李心傳受命以史館校勘供職于四川。在延續不斷的若幹年間，心傳往來于四川與臨安，擔任各種職務。當1227年仍居四川時，他被任命為秘閣校勘。後來，他于1231年來到京師，被賜予進士出身，授将作監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讨官，負責編修高宗至甯宗統治時期（1127—1224）的文獻。1232年升至秘書郎，繼續進行南宋四朝史的著述。直到1233年，由于一道彈劾，被遣回四川，任成都府通判。然而，即使在四川，他的主要任務仍是修史。1234年，他被任命為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副使司參議官，又受命編纂《十三朝會要》（亦黍《國朝會要總類》計五百八十八卷），用三年時間方完成此項任務。1236年，他被提升為著作郎、工部侍部，但仍居四川，繼續著述。”
李心傳幾次受到貶斥，這跟他耿直的性格有直接的關系，這正如《宋史·本傳》上整篇摘錄了他寫給宋理宗的奏章，這篇奏章中的有些字句說得過于直率：“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馑，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正常，則政不節矣；行赍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郎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谒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鲠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緻旱。願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序言2
他說朝廷的許多政策朝令夕改，完全沒有考慮到國家的艱難，在很多事情上大量地浪費錢财。，皇帝雖然表面接受了這樣的直斥，但心中的不痛快可想而知，故沒過多久，他就因受到彈劾而罷職。而這樣的境遇反而使得李心傳把主要的心思用在了修撰史書方面，但在那個時代，私人修史也有很高的風險。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自序》中說過這樣一番話：
客有謂心傳曰：自昔權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孫盛作《晉陽秋》，而桓溫謂其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關卿門戶之事”。近世李莊簡作《小史》，秦丞相聞之，為興大獄。李公一家盡就流竄，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傳矍然而止。
未幾權臣殛死，始欲次比其書。會有旨給劄，上心傳所著《高廟系年》(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鉛椠紛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為己之學也。……萃而次之，謂之《乙集》。
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卷首
此段話中的秦丞相指的是秦桧，當年李光私撰《小史》，其中談到了秦桧的一些所為，後來李光遭到了流放。李心傳聽到朋友的勸戒後，也想到當時的狀況，吓的他立即停止了史書的寫作。後來秦桧去世後，他才接着撰寫史書。之後他通過地方官員把自己所撰史書呈現給了皇上，為此皇上下令讓他編寫其他的史書，李心傳又寫出了多部重要的史學著作。而其所著之書《宋史》中有如下列舉：
所著成書，有《高宗系年錄》二百卷、《學易編》瓦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然而其中最重要者有三部，關于這三部書的名稱及主要内容，白壽彜總主編、陳振主編的《中國通史·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一書寫道：“李心傳的史學成就，主要展現在他寫的三部著作上。這三部書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舊聞證誤》。這三部書互相關聯、互相補充。《要錄》是編年體史書，《朝野雜記》的體例‘實同會要’，兩者關系‘互相經緯者也’。《要錄》為‘經’是主線，《雜記》為緯。《證誤》是掌故文獻決疑定舛，‘所論北宋之事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是以此書可以看作為《要錄》的補遺。當然這三部書中，《要錄》又是李心傳的史學代表作。”
李心傳撰《舊聞證誤》 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 《涵海》本，卷首
雖然李心傳有三部重要的史學著作，但後世學者研究最多的則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對于該書的撰寫方式，柴德赓在《史籍舉要》中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仿《資治通鑒》之例，編年系月，與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相續，述高宗朝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二年一朝三十六年史事，叙事翔實，考異甚詳。”
可見，《要錄》一書專談宋高宗趙構一朝36年的曆史史實，僅一位皇帝的史實就能寫出二百卷之多，可見該書的内容是何等之翔實，但是這麼大部頭的書讓人讀來并不覺得很繁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評價該書時稱：“獨心傳是編以國史月曆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記、家乘、志狀、案牍、奏報、百司題名，無不胪采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據實诠叙，絕無軒轾緣飾于其間，尤為史家所僅見。”
在李家巷鎮偶遇新華書店
李心傳為了撰寫《要錄》一書參考了大量原始材料，無論正史和野史，他都會折中采用，正是他的客觀認真，才使得這部書成為了重要的史學名著。故四庫館臣誇贊該書說：“即如來人議論，多右張浚，心傳獨能直害不諱，并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為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焘，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牲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
四庫館臣明确地說，《宋史》認為李心傳在撰寫史書時偏袒蜀人這種說法完全不正确，因為他在文中提到一些四川名人時依然能指出對方的所短。是以四庫館臣認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書撰寫得最為公正，是一部難得的良史，該書超過了許多史學家的著作。而杜維運在其專著《中國史學史》中亦認為李心傳能夠秉筆直書：“李心傳有史才，亦有史德，能據實直書。如宋人以張栻講學之故，無不堅持門戶，為其父張浚左袒，心傳獨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嶽飛之見忌，一一直書于要錄之書中，不作回護，這是極值稱道處。”
轉入此巷
對于李心傳偏袒蜀人的這種說法，李慈銘也認為這句評語太過偏薄，他在《越缦堂讀書記》中談到了《要錄》一書：“李氏蜀人，或謂其書頗薄東南士大夫而右蜀士，《四庫提要》已舉其言張德遠富平符離之敗，未嘗稍恕，以為之辨。今觀其于李忠定之誅宋齊愈，雖引呂中《大事記》之言，以為太過，然引張栻私記，謂忠定誣陷齊愈，則引當日齊愈按款一一為之辨析；又虞允文亦蜀人，其采石之功，當時盛相誇飾，而備引《揮麈錄》諸書，言其事非實；則皆一代之公言也。”看來李慈銘在讀《要錄》一書時也看到李心傳的叙述頗為客觀公正，因為他看到李心傳在評價一些著名的蜀人時也能指出對方的問題所在，然李慈銘又稱：“惟于嶽忠武郾城之捷，言之甚略，并不及朱仙鎮一字，于韓張諸人亦屢言其短，于趙忠簡亦甚有微辭，蓋當日是非尚無定論，而朱仙鎮之戰亦多本之《金陀粹編》等書，不無增飾，蕲王當日亦頗态橫。”
李慈銘發現李心傳在寫到嶽飛的一次重要戰役時，所記頗為省略，而對于耳熟能詳的朱仙鎮，文中也未提及。但李慈銘認為這正是李心傳的審慎之處，因為朱仙鎮之戰寫得太過誇張，是以李心傳不采用。
來到了李家巷村
但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書記載了大量跟嶽飛有關的事實，故該書成為了後世研究嶽飛最主要的參考文獻。比如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嶽飛賜死大理寺”一事，李心傳在書中寫道：“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禮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桧。桧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善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号為賢将。”
這段文字從數量上看雖然不多，但卻言簡意赅地突顯出了韓世忠的憤恨，以及秦桧以莫虛有的罪名将嶽飛殺害的史實。對于李心傳的寫法，屈甯在《李心傳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編纂》一文中評價道：“對于嶽飛的受冤遇害，李心傳并未直抒胸臆，而是借助韓世忠質問秦桧一事自然道出了‘天下冤之’所由來。文末對嶽飛知人善任、保國安民形象的刻畫，更是與此前秦桧以‘莫須有’之由任意羅織罪名的行徑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文字雖然不多，讀來卻頗具感染力，善惡忠奸，盡收眼底。”
李家巷村中心位置
李心傳為什麼要借他人之口而不是直接評價呢？這當然跟當時的秦桧父子控制修史有直接的關系。故李心傳在撰寫史書時，隻能借他人之口來抒自己胸臆，他盡量少作評論，即使是注文他也會引用他人所言，但是他還是盡量地記載更多的史實。來可泓在《試論李心傳的史學》一文中寫道：“《要錄》紹興十年六月甲辰，南宋王朝因金兵南侵被迫提升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嶽飛為少保，兼河北諸路招讨使。而《月曆》僅記韓世忠、張俊新職，對嶽飛新職不予記載。李心傳在這條材料的《案語》中說：‘《月曆》獨不載嶽飛除命，蓋秦熺削之也。今以《會要》及《玉堂制草》增入。’不是李心傳考實，後人豈不被蒙蔽，哪有今天嶽少保的稱謂。”
關于李心傳撰寫《要錄》一書的資料來源，梁太濟所著《唐宋曆史文獻研究叢稿》一書中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取材考》一文，該文首先引用前人之說，例如許奕繳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奏狀中稱：“纂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月曆》《會要》為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衆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久而成編，名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而《四庫全書總目》則稱：“其書以《國史》《月曆》為主，而參以稗官野史、家乘說狀、案牍奏議、百官題名，無不胪采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清光緒八年，蕭藩在刊刻《要錄》一書的序言中稱：“是書記高宗一朝故事，編年紀月，蓋以《月曆》《小曆》為本，廣收博采，最為贍富，參稽鈎考，非但足以補正《宋史》，事實具備，尤有裨于經世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