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心传的生平履历，《宋史·儒林八》有记录：“李心传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官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
这段记载颇为简单，后面则大段引用了李心传给皇帝所上奏章，而对其总体的评价则为：“心传有史才，通故实，然其作《吴猎》《项安世传》，褒贬有愧秉笔之旨。盖其志常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云。”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书牌
可见，李心传的史学才能最受看重，但《宋史》上也说他的史学观点有回护乡贤之嫌，因为李心传祖籍四川，所以他所撰史书最重视四川人，而对江南地区的人则多少有轻薄之意。
关于李心传传记资料之少，美国人约翰C·查斐著，王华译的《宋人传记补遗——李心传》一文首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李心传，这位杰出的人物，使我们在认识南宋早期历史方面受益非浅，而其本人的传记却属难于捉摸的课题，真令人啼笑皆非。涉及他的资料都很简略，并且他的生活经历较为平坦，虽然我们尚可通过本朝的传记、偶尔的自述及友朋的著述，搜集到相关资料，再现其生平概貌，但由于本人文集实已不存，以及私人文字中不免与史著相违之成分，要想取得李心传研究任何深入透彻且公认的成果，便成为极其困难之事。”
正因为如此，查斐努力搜集史料，总算大致勾勒出了李心传的一些事迹。例如李心传的史学传承，该文中写道：“1167年，李心传出生于隆州井研，乃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产盐区。高祖李锡、祖父李发，其生平一无所知，而确立门户者当属其父李舜臣。李舜臣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幼年时便学超伦辈，潜心史学，有雄心壮志。1162年，即孝宗皇帝登基之初，李舜臣撰著长篇论文，列举三国六朝时期南军取胜的十大战例，以此赞助恢复大业。”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卷首
查斐在此段话中谈到李心传的父亲李舜臣就是一位史学家，他撰写有史书，父亲撰史的经过对李心传有深刻影响，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序》中称：“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
看来李舜臣撰写史书有根有据，他参考了大量宫内档案。如此撰史的方式对李心传有深刻影响，然而李舜臣并不仅仅依据《实录》等原始材料，他还与一些饱学之士进行商议，以此来印证原始史料的准确性。而李心传长大后，想到了宋室南渡后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可歌可泣之事，因为没有详细的记录，有些事迹渐渐失传了，这让李心传觉得大为可惜，这也正是他下决心要撰写史书的主要动因。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序言1
然而李心传撰写史书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查斐在文中写道：“李心传终于在六十岁那年（1226年）步入官场，并在随后十四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供职任上。由于二十六位官员包括著名人士如魏了翁（1178—1237）、洪咨夔（1176—1237）、刘克庄（1187—1269）等的荐举，李心传受命以史馆校勘供职于四川。在延续不断的若干年间，心传往来于四川与临安，担任各种职务。当1227年仍居四川时，他被任命为秘阁校勘。后来，他于1231年来到京师，被赐予进士出身，授将作监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负责编修高宗至宁宗统治时期（1127—1224）的文献。1232年升至秘书郎，继续进行南宋四朝史的著述。直到1233年，由于一道弹劾，被遣回四川，任成都府通判。然而，即使在四川，他的主要任务仍是修史。1234年，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副使司参议官，又受命编纂《十三朝会要》（亦黍《国朝会要总类》计五百八十八卷），用三年时间方完成此项任务。1236年，他被提升为著作郎、工部侍部，但仍居四川，继续著述。”
李心传几次受到贬斥，这跟他耿直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这正如《宋史·本传》上整篇摘录了他写给宋理宗的奏章，这篇奏章中的有些字句说得过于直率：“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郎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序言2
他说朝廷的许多政策朝令夕改，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的艰难，在很多事情上大量地浪费钱财。，皇帝虽然表面接受了这样的直斥，但心中的不痛快可想而知，故没过多久，他就因受到弹劾而罢职。而这样的境遇反而使得李心传把主要的心思用在了修撰史书方面，但在那个时代，私人修史也有很高的风险。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自序》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桓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萃而次之，谓之《乙集》。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卷首
此段话中的秦丞相指的是秦桧，当年李光私撰《小史》，其中谈到了秦桧的一些所为，后来李光遭到了流放。李心传听到朋友的劝戒后，也想到当时的状况，吓的他立即停止了史书的写作。后来秦桧去世后，他才接着撰写史书。之后他通过地方官员把自己所撰史书呈现给了皇上，为此皇上下令让他编写其他的史书，李心传又写出了多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而其所著之书《宋史》中有如下列举：
所著成书，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编》瓦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
然而其中最重要者有三部，关于这三部书的名称及主要内容，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的《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一书写道：“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
李心传撰《旧闻证误》 清乾隆绵州李氏万卷楼刻 《涵海》本，卷首
虽然李心传有三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但后世学者研究最多的则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于该书的撰写方式，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仿《资治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续，述高宗朝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一朝三十六年史事，叙事翔实，考异甚详。”
可见，《要录》一书专谈宋高宗赵构一朝36年的历史史实，仅一位皇帝的史实就能写出二百卷之多，可见该书的内容是何等之翔实，但是这么大部头的书让人读来并不觉得很繁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该书时称：“独心传是编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记、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诠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
在李家巷镇偶遇新华书店
李心传为了撰写《要录》一书参考了大量原始材料，无论正史和野史，他都会折中采用，正是他的客观认真，才使得这部书成为了重要的史学名著。故四库馆臣夸赞该书说：“即如来人议论，多右张浚，心传独能直害不讳，并朱子行状而亦不敢尽从，未尝以蜀人稍为掩覆。《宋史·本传》谓其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实有不尽然者。综而论之，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至视熊克、陈均、赵牲之诸家，相去殆悬绝矣。”
四库馆臣明确地说，《宋史》认为李心传在撰写史书时偏袒蜀人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因为他在文中提到一些四川名人时依然能指出对方的所短。所以四库馆臣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撰写得最为公正，是一部难得的良史，该书超过了许多史学家的著作。而杜维运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亦认为李心传能够秉笔直书：“李心传有史才，亦有史德，能据实直书。如宋人以张栻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心传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直书于要录之书中，不作回护，这是极值称道处。”
转入此巷
对于李心传偏袒蜀人的这种说法，李慈铭也认为这句评语太过偏薄，他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谈到了《要录》一书：“李氏蜀人，或谓其书颇薄东南士大夫而右蜀士，《四库提要》已举其言张德远富平符离之败，未尝稍恕，以为之辨。今观其于李忠定之诛宋齐愈，虽引吕中《大事记》之言，以为太过，然引张栻私记，谓忠定诬陷齐愈，则引当日齐愈按款一一为之辨析；又虞允文亦蜀人，其采石之功，当时盛相夸饰，而备引《挥麈录》诸书，言其事非实；则皆一代之公言也。”看来李慈铭在读《要录》一书时也看到李心传的叙述颇为客观公正，因为他看到李心传在评价一些著名的蜀人时也能指出对方的问题所在，然李慈铭又称：“惟于岳忠武郾城之捷，言之甚略，并不及朱仙镇一字，于韩张诸人亦屡言其短，于赵忠简亦甚有微辞，盖当日是非尚无定论，而朱仙镇之战亦多本之《金陀粹编》等书，不无增饰，蕲王当日亦颇态横。”
李慈铭发现李心传在写到岳飞的一次重要战役时，所记颇为省略，而对于耳熟能详的朱仙镇，文中也未提及。但李慈铭认为这正是李心传的审慎之处，因为朱仙镇之战写得太过夸张，所以李心传不采用。
来到了李家巷村
但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载了大量跟岳飞有关的事实，故该书成为了后世研究岳飞最主要的参考文献。比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赐死大理寺”一事，李心传在书中写道：“飞死年三十九。初，狱之成也，太傅礼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这段文字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多，但却言简意赅地突显出了韩世忠的愤恨，以及秦桧以莫虚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的史实。对于李心传的写法，屈宁在《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编纂》一文中评价道：“对于岳飞的受冤遇害，李心传并未直抒胸臆，而是借助韩世忠质问秦桧一事自然道出了‘天下冤之’所由来。文末对岳飞知人善任、保国安民形象的刻画，更是与此前秦桧以‘莫须有’之由任意罗织罪名的行径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文字虽然不多，读来却颇具感染力，善恶忠奸，尽收眼底。”
李家巷村中心位置
李心传为什么要借他人之口而不是直接评价呢？这当然跟当时的秦桧父子控制修史有直接的关系。故李心传在撰写史书时，只能借他人之口来抒自己胸臆，他尽量少作评论，即使是注文他也会引用他人所言，但是他还是尽量地记载更多的史实。来可泓在《试论李心传的史学》一文中写道：“《要录》绍兴十年六月甲辰，南宋王朝因金兵南侵被迫提升韩世忠为太保，封英国公；张俊为少师，封济国公；岳飞为少保，兼河北诸路招讨使。而《日历》仅记韩世忠、张俊新职，对岳飞新职不予记载。李心传在这条材料的《案语》中说：‘《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不是李心传考实，后人岂不被蒙蔽，哪有今天岳少保的称谓。”
关于李心传撰写《要录》一书的资料来源，梁太济所著《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一书中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一文，该文首先引用前人之说，例如许奕缴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奏状中称：“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四库全书总目》则称：“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以稗官野史、家乘说状、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清光绪八年，萧藩在刊刻《要录》一书的序言中称：“是书记高宗一朝故事，编年纪月，盖以《日历》《小历》为本，广收博采，最为赡富，参稽钩考，非但足以补正《宋史》，事实具备，尤有裨于经世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