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國内外公認的人文鼎盛時期，史學方面自然也相當發達。當時許多文人士大夫公開或私下都有記錄朝野雜史的習慣，如初期王禹偁寫關于趙匡胤時代的《建隆遺事》，詩文大家歐陽修主持編寫《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南宋大詩人陸遊也私下寫《南唐書》等，都是文人寫史非常著名的例子。宋代最重要的史學家毫無疑問是司馬光、徐夢莘、李焘和李心傳，号稱四大家，其中二李都是四川人。
丹棱縣紀念李焘的塑像
二李的代表作《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不論内容和體例，都是繼承司馬光《資治通鑒》特色的鴻篇巨制，成為後世研究宋朝曆史繞不開的必讀書，除了真正關注宋史領域，今天多數人對他們的生平事迹以及對在學術界的貢獻似乎都了解不多。
一、眉山丹棱人李焘續寫《資治通鑒》
李焘據說是唐朝宗室曹王之後，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是北宋大廈将傾之際。幸運的是，李焘一直成長在相對安甯的巴蜀之地。他與北宋著名的三蘇父子為同鄉，都是眉州人（丹棱縣當時就屬眉州，今也屬于眉山市管轄），李焘刻苦求學，年紀輕輕的時候，遭遇兩宋交替，深感憂患之情，寫了反正議十四篇，表達對中興的期望，提出一些具體見解。
李焘前面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四川，包括做一些地方官。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李焘考中進士出任華陽縣主簿（屬于成都府），再調雅州推官（今雅安市）。孝宗乾道八年（1172），改任泸州（今泸州市）。當時巴蜀各地流行王安石的學說，強調新穎獨到的見解。雖然從學問上有積極作用，但很多人學識功力不到位，往往不求甚解，過于标新立異，對文人士子求學并不是好事。李焘就反對這種方式，認為應該鑽研古籍，将學問底子做紮實再提出屬于自己的獨到見解。
李焘對宋朝建立以來的曆史進行長時間研究積累，最後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鑒》，撰成《續資治通鑒長編》，受朝野上下一緻稱贊，到臨安出任禮部侍郎，後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李焘還舉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出任史官。
中華書局版續資治通鑒長編
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焘上書希望告老還鄉，宋孝宗優诏不許，還多次詢問他的病情。給事中宇文價傳達孝宗的旨意，李焘十分感動，隻好打消歸鄉念頭。又向宇文價詢問時事，聽說四川乞求減少酒課稅額，還親自寫劄子建議孝宗實行。這一年，孝宗準其以敷文閣學士緻仕，不久病故，享年七十歲，追贈光祿大夫，賜谥“文簡”。臨終前遺言：“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贈太師、溫國公。
後人根據李焘的生平經曆，認為《續資治通鑒長編》應該是紹興二十四年（1154）開始編寫，正好四十歲，處于年富力強階段。他當時在知成都府雙流縣任上，于公務之外“日翻史冊，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佚。乃遍求正史、實錄，傍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于此”，顯然，李焘是有心學習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方法，繼續這一恢弘巨著。
不過，李焘四十歲時雖然精力和學識都處于巅峰，但要說一出手就順利完成這種多卷本的大部頭曆史書，也并不客觀。他前面搜集資料，甚至撰寫部分大綱、要點甚至草稿，時間恐怕還要更早一些。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李焘回顧自己的史學生涯曾表示，他為編這套意圖續寫《資治通鑒》的鴻篇巨制“網羅收拾垂四十年”。那麼追溯時間，應該在李焘去龍鶴山讀書以後不久。
龍鶴山，位于眉山市丹棱縣郊三公裡左右，李焘在半山腰專門建造了一座巽崖書屋，一直留存到清代，擴建更名為“巽崖書院”，為享譽蜀中的三大書院之一，可惜清代後期毀棄了沒能保留下來。如今半山腰的一塊巨大岩石上，還镌刻有“巽崖書屋”四個大字。因為宋孝宗後來書寫“龍鹄山”三字賜給李焘，紀念他曾經在這裡讀書鑽研學問，龍鶴山在南宋時就改名龍鹄山了。從宋孝宗對李焘編寫史書的特殊封賞，也能夠了解到李焘對整理宋朝史事的起源，的确應該是在龍鶴山建造書屋讀書治學時開始。
龍鹄山巽崖書屋舊址題壁
事實上，對于這樣一部大部頭著作，李焘也并非一次順利寫完，而是分階段完成。自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李焘先後四次分批完成。隆興元年，李焘在知榮州任上（今自貢市榮縣），當時四十九歲，進呈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到開寶九年（976），計十七年，分成十七卷。乾道四年（1168）又進上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等部分，共一百零八卷，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和《目錄》冊。還專門附上一篇《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講述編寫目的和意義，是以可知，李焘對司馬光在北宋主持編撰《資治通鑒》的深刻影響，李焘在編纂方法上基本是完全仿照《資治通鑒》體例，隻不過，當年司馬光手下有許多才華出衆的助手，而李焘幾乎是憑借一人之功完成，盡管文字總體可能不如《資治通鑒》，但今天人們隻要研究北宋曆史，沒有人能夠繞開李焘這部書，已經足以說明其永恒的價值。
淳熙元年（1174），李焘六十歲，又進神宗朝《長編》，自治平四年（106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計四百一十七卷。淳熙三年（1176），孝宗已經充分認識到李焘對總結宋朝史事的巨大貢獻，提升為秘書監，權同修國史，兼任實錄院同修撰，讓李焘發揮編撰史書的特長。淳熙四年（1177），徽宗、欽宗二朝編成，孝宗稱贊他“無愧司馬光”。由此，北宋時期的曆史全部完成。
由于《續資治通鑒長編》是李焘一個人的工作，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搜集編撰這部書的匆忙，是以不斷地修訂改進。完成修訂的時間一說是淳熙七年（1180），一說是淳熙十年（1183），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認為是在淳熙九年（1182）。
《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取自當時留存的第一手史料，盡管不能說絕對可信，比如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繼位這等千古疑案一類。加上李焘的這部書已經代表朝廷官府，難免會有模糊和避忌之處。如果綜合比較關于北宋曆史的史書價值，基本學術界還是公認會優先考慮《長編》，地位絕對在元代編撰的《宋史》之前。
續資治通鑒長編書頁
因為這部書的總體特色是“甯失于繁，無失于略”。李焘的編寫過程是按長編法進行，先以年月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李焘對史料進行考訂，也是遵司馬光的考異法，是以另一大史學家李心傳評說李焘是“仿司馬氏《通鑒》，踵為之”。“大略皆溫公舊規”（陳振孫語）。
李焘從形式方法上是全面繼承了司馬光通鑒體史書的長處，但《長編》的具體内容與《資治通鑒》的旨趣還是較有差異。都知道，司馬光其實是一套寫作班子的主持人，他是根據下面作者完成的書稿進行最後統稿，“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戒者，為編年一書”，加上司馬光本人也是寫作高手，是以最終《資治通鑒》前後文風和史學觀點基本保持一緻，大多展現了司馬光本人的許多傾向。
而李焘編寫《續資治通鑒長編》是“統會衆說，掊擊僞辨，使奸欺訛讪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是以，李焘為了弘揚宋朝建立以來的種種成就，首先就基本保留了原來史料中的許多史實和諸多細節，顯出其内容完整性。其次他十分尊敬前輩司馬光的貢獻，認為自己前後花費近四十年心血的巨著，不敢稱作《續資治通鑒》，隻能稱作是《續資治通鑒長編》，從著作本身上認為還是一種記錄宋朝的“史稿”，不算正式的史書，非常謙虛，足以令後人景仰。
李焘一生精力過人，就這樣一部皇皇巨著之外，據說還有不少其他著作。史書上列出名單的就有《巽岩文集》、《四朝通史》五十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衙将帥年表》各一卷，《春秋學》、《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等五十餘種，可惜大多都失傳了。
中華書局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二、樂山井研李心傳與兩宋交替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李心傳，隆州井研（今樂山市井研縣）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生，比李焘小五十歲。十四歲随父李舜臣離開家鄉到臨安（今浙江杭州）生活，他的父親李舜臣與李焘基本是同輩人，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學者。
李舜臣和李焘類似，前半生都生活工作在四川。與四川出身的大将張浚關系不錯，曾作為屬下參與抗擊金軍，很受器重。後來，李舜臣和另一個四川出身的名臣虞允文共同安撫民生，由虞允文推薦到朝廷任職。
李舜臣在孝宗後期擔任宗正寺（管天子宗族事）主簿，這時的李心傳已經是少年，到了臨安府以後，就有機會閱讀官藏史書。淳熙八年(1181)冬，李舜臣在臨安任所病故。在著名學者樓鑰等人幫助下，其子心傳、道傳、性傳“扶其柩回鄉”，回到四川井研縣安葬。宋朝理學思想已經很重，李氏子孫雖然已經生活在外地，落葉歸根這一傳統依然看的很重。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書頁
宋甯宗慶元元年（1195），李心傳三十歲時參加鄉試，未能上榜，于是安心閉門著書，尤其專心從事史學研究。當時，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在南宋朝野視為模範著作，李心傳非常敬佩這個四川同鄉前輩，也決心仿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體例，再接着把宋朝曆史編寫下去。李焘的史書剛好完成到北宋末的靖康時期，李心傳編成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詳細記述了延續的宋高宗時期。從建炎元年（1127）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間的史事。
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序中曾說：“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宮行都，頗得竊窺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過庭，則獲聞名卿才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猶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财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緝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不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分門著錄，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 ）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 ），汰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勒為二十卷。”他的友人許奕在上《要錄》的奏狀中也說：“李心傳博通群書，尤熟本朝故事。嘗謂中興以來，明君良臣，豐功盛烈，雖已見之《實錄》等書，而南渡之初，一時私家記錄，往往傳聞失實，私意亂真，垂之方來，何所考信？于是纂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月曆》、《會要》為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辮之，可疑者闊之，集衆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久而成編。”
可以了解，李心傳編著這部書，正是趁着父親李舜臣出任宗正寺主簿的有利條件，詳細閱讀了宮中儲存的各種官修史籍和檔案副本，後來接觸一些同僚、學者，聽取也們關于舊事的議論，再加上幾十年的搜集整理，專心著述，終于寫成《要錄》、《雜記》這兩部關于宋朝曆史的不朽巨著，《要錄》重點記錄了宋高宗一朝曆史，而《雜記》也是模仿司馬光著名的史料筆記《涑水記聞》，以條目形式記錄宋朝一些史事的傳聞和說法，算是寫史的參考和留下資料備考的輔助性材料，是筆記史料中的名著。
李心傳的《要錄》依然是通鑒體模式，以編年叙事為經絡，繼承《通鑒》和《長編》的傳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其書雖取法李焘，而精審較勝”。李心傳在編寫《要錄》過程中，對于宋朝文人士大夫記錄見聞留下的各種筆記著作，包括他親身接觸許多前輩長者的口頭叙述都經過一番仔細審讀。李心傳并不缺乏資料，但考驗功力的地方就在于選擇和整理，加上宋高宗一代是兩宋交替的大轉折時期，朝野上下有大量關于時事傳聞的記載，由于這些記載的見聞、詳略、政見不同，對人物的評論也有所不同，對許多人物事迹衆說紛纭。
李心傳當然主要是以記錄朝局大事為主，以《高宗月曆》、《中興會要》等官書為基礎，參考一百多種私家記載、文集、傳記、行狀、碑銘等，進行細緻考訂，采用他認為是可信的，辨識他認為不可信的，他的優點是在一些有分歧的地方一一進行了說明。對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載的，也有注明。
由于李心傳本人處的時代較晚，許多官方資料在秦桧、秦熺父子修改之後，李心傳的史書免不了有一些失實的瑕疵，但這與李心傳本人的史學水準沒有直接關系。《要錄》一書總體上詳細記錄宋高宗一代政事、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也記錄了金太宗完顔晟、金熙宗完顔亶、金海陵王完顔亮三代的相關史事，為研究兩宋之交的重要史籍之一，同時，該書可與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互為補充。書名《要錄》，展現了對史實的摘要而記，也表達了李心傳僅僅作為對宋高宗一朝史事的基礎整理，同樣展現了非常謙虛的史家風範，這與《長編》所定甯繁毋略的原則多少有所不同。
《要錄》隻記載高宗三十六年間事，篇幅居然達二百卷，尤其建炎元年至紹興九年這十三年，幾乎每年十卷，遠比《長編》分卷詳細。據《雜記》卷首所載，當年這一書名多寫作《高宗系年要錄》，《宋史》本傳也作《高宗系年錄》，但自《四庫全書》定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後，後人基本沿用這個名稱。其實，從該書名稱演變看，似乎李心傳原本是想要完成一部内容更為廣泛的編年體史書，《高宗系年要錄》隻是其中一部分，接下去應還包括孝宗、光宗、甯宗等不同時期的系年要錄。孝宗要錄應該完成，但可惜已不傳，而光宗、甯宗要錄已否寫成也不可知了。
中華書局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心傳是南宋李焘之後的又一史學大家。後被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二十三人聯合舉薦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書未寫成，又停下改為編撰《十三朝會要》，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書成，授工部侍郎。
雖然李心傳在仕途經曆上隻出任過一些小官，随着南宋後期各種危機顯現，他還是十分關心民生疾苦，當時南方出現旱災，李心傳卻上書言事，希望朝廷救助百姓。但由于李心傳在奏疏裡提到希望皇帝檢讨自身，下罪己诏書。宋理宗當時正以積極進取自居，“端平入洛”以後，以為聯合蒙古達成了消滅金朝宿敵的理想，怎麼會聽一個區區小官的建議？李心傳被罷免去職，奉祠居于潮州。
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李心傳終于退下來，就在這一年病逝，年七十八歲。李心傳也是著作等身的一代學術大家，除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兩部大書外，還有《舊聞證誤》十五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