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這幾天很發現許多洋奴的論調，他們完全站在外國人的利益方面說話，極力要緩和這一次的風潮。隻須一翻閱六月十一日的《中國晚報》，便發現了三種荒謬絕倫的主張。
第一是厚臉皮的江亢虎所發表的“縮小範圍”、“就事論事”說。怎樣叫縮小範圍就事論事呢？自然江先生的意思是說，印捕殺了人便隻要問印捕，外國人殺死了中國人便隻要照租界向例每人撫卹五十元，隻有這樣，才可以達到江先生的“期于速了”的目的。告訴江先生，除了象你這般帝國主義的走狗會有這種思想以外，我們的想法卻正與你相反。我們要擴大範圍，絕對反對隻就事論事，而且我們是預備一個長期的奮鬥，并不存“期于速了”的心。我們對于印捕殺人，一定要追問到捕頭并英領事，而且追問到租界上外人所有的特權，我們為要防止以後再有同類事件之發生，必須收回會審公堂，取消領事裁判權，便在懲兇賠償兩項，亦須與當事國以嚴重的懲罰，使他們以後不敢肆無忌憚。所謂就事論事，便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尋個最省事的辦法敷衍面子的鬼話。我們必須要求一個根本的解決，必須要趁這一次全中國人創巨痛深之餘，努力喚醒大家，為要求一個根本的解決，而謀為長期的奮鬥。一切要縮小範圍期于速了的論調，都是一般洋奴幫帝國主義者減輕責任的說法，切不可讓群眾受他們的蒙蔽。江先生若聽了這話，又以為這是鼓吹赤化，釀成國内與國際的紛争，最好自己多研究一點共産主義學理與國際實況，自然可以少些無謂的恐怖，而且對于這種無識的瞽談以後亦可以免開尊口。
第二是梁啟超、範源濂等的和緩上海空氣說，梁啟超等那種超然置身事外，提出什麼“希望兩方面應該注意”的一類話，這已經十足的表示出他們的沒有人心。他們說了許多“友誼的磋商”、“同情的諒解”、“雙方的和衷”等鬼話，想拿這乞哀于外人麼？外人決不會把他們的話放在眼裡；想象這滅殺中國人的熱态麼？這種生心外向的漢奸真人人得而誅之了。他們居然說得出“中國的情形與幾十年前已經不同了，……外人二十年前可以自由處分的事件，在現在不能不問本地有關系的中國的意見和中國全國的輿論。”真正肉麻極了！要在二十年前，對于外人自由處分的事件，中國人不知反抗的時候，想必梁啟超等連這種緩和空氣的宣言都用不着發表了！我們絕對反對一切緩和上海空氣的企謀，我們希望上海以至于全國的空氣更緊張，因為在平日大家不注意不平等條約的必須廢除，隻有在這一次事變以後上海與全國的空氣一天天更緊張，才可以使人人真正覺悟不平等條約的必須廢除，而且隻有這樣大家才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心。不要聽這種洋奴漢奸梁啟超等的話，為不平等條約又延長幾十年的命運。
第三是最荒謬的陳霆銳的法律問題的研究。我聽了人家在這種案件中間講什麼法律問題，便覺肉麻，而陳君的一篇談話尤其令人要作嘔三日。陳君教我們對于懲兇賠償二事，必須在英國駐華法庭與領事起訴，是以他主張籌備相當款項，敦聘“英美”律師“在号稱文明國之法庭上，一試驗其公平之有無”。這種洋奴的腦筋與聲口，居然還有上海學生會與東吳法科學生會這樣重視他，真令我發生無窮的怪詫。文明國法庭公平之有無，一定還用得着這一次去試驗他麼？我們并不曾做亡國奴，便令已經做了亡國奴，我們還應當努力打破我們這個奴隸的命運；對于這種慘殺的事件，為什麼不訴之于人民的實力與世界的公論，還必須請求仇敵國的律師，申訴于仇敵國的法庭，以求不可知的勝負呢？法律家總是幫助統治階級強盜的，他們本心便不贊成那個“犯法”的五卅事件，他們本心還要科五卅事件中流血諸烈士以違警律，（許多報館記者說，學生之罪不至死，都是要根據法律，肯定學生罪名，不過覺得死罪太重耳！唉，流血諸烈士死而有知當褫此輩之魂魄！）這種人如何亦能令他對五卅的革命事件發表意見呢？自然我知道這種人是反對一切革命行動的。但是我請問，便假定照他的主張，試驗的結果，仍舊證明“文明國”的法庭無公平之可言，他們這些法律家又有什麼高見呢？唉！文明國麼？大馬路的屠殺，上海大學等處劫掠侵占，曹家渡等處的擄捕放槍，土匪強盜的面孔已經完全暴露在一切有眼睛的人面前了！獨有你們這些法律家沒有長眼睛，還說得出這種無識的話！
載《民族日報》第4号
署名：代英
